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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史-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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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中叶,北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造船、航海、伐木和农业方面有显著的进展,资产阶级先后参政。1848年,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北欧农民运动高涨,丹麦资产阶级为了转移视线,摆脱国内的危机,企图向外扩张领土。1864年爆发了丹麦和普鲁士的战争,丹麦战败,失去若干领土。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北欧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引起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在这个基础上,北欧出现了一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潮流的理论家是丹麦的勃兰兑斯。 
  盖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于187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激烈的演说,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西欧的文学成就,以此作为效法的榜样,并猛烈抨击丹麦文坛。这些演讲后来集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出版(共6卷,1871…1888)。 
  勃兰兑斯尖锐地指出,丹麦文学处于惊人的停滞状态,比西欧各国落后了四十年;它的某些特征对社会进步是有害的。丹麦文学具有淳朴的诗意,但思想上薄弱,缺乏变革的要求;这种文学充满了“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它不是以我们的生活为题材,而是以我们的梦想为题材。这种理想是对现实的逃避”。勃兰兑斯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丹麦作家大部分是官员、牧师和大学教师,他们受官方思想和神学的束缚,只能写出一些毫无生气的作品。勃兰兑斯大声疾呼,要求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在文学上造成一个“近代的突破”,他指出:“文学要有生气,就必须提出问题来讨论”,他为北欧文学提示了前进的方向。 
  勃兰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震动了北欧,他虽然不断受到攻击和迫害,这些思想却迅速地传播开来。丹麦的雅科布森(1847…1885),挪威的易卜生、比昂逊(1832…1910)、加尔伯利(1851…1924)、李(1833…1908)和基兰德(1849…1906)等人纷纷起来响应,一时形成了一次强大的文学运动。他们一反北欧浪漫派脱离实际的倾向,热烈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当时的妇女地位和所谓道德良心问题,对中小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暴露和批判。他们反对因循守旧和假仁假义的道德习俗,提倡独立思考。但是,这些作家虽然对社会不满,但他们最高的口号仅仅是“提出问题来讨论”,没有明确的纲领,因而使这场运动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发生分化,后来他们大都转到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方面去了。 
  这个时期,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德对文学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梭伦·基尔克郭尔德(1813…1855)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人的存在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人因为生活的挫折和死亡的结局而永远处于绝望之中;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也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任何科学都不能说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他反对执着于世俗世界的生活态度,既反对声色名利或道德伦理,又反对信奉科学,追求知识和理性。他提出存在主义的价值标准,强调充分认识人的绝望的生命条件,以荒谬的态度对抗荒谬而充满敌意的世界,选择痛苦的激情的生活,从而使绝望转化为幸福,把自己奉献给人所同样不能感知的上帝。同时,基尔克郭尔德又宣扬真理的主观性,主张维护“自我”,形成“强力个性”,按独特的个人意志生活。基尔克郭尔德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夸大成为人类永恒的生存条件,否定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和通过革命变革取得更大进步的无限的可能性。存在主义也绝不是超脱于世俗世界的生活准则,它事实上浸透了冷酷而不负责任的唯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是挪威的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破产后在药店当学徒。1849年,他在欧洲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开始创作,前后写了二十五部剧本。 
  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属于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五、六十年代,他写了《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7)、《赫尔格兰德的勇士》(1857)、《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戏剧。这些剧本取材于古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复活了挪威人民熟知的古代英雄如英格夫人和霍尔恩,把现实斗争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在人民心中激起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挪威统治阶级不支持丹麦,使易卜生感到失望,他离国出走,长期居留意大利和德国。挪威政治家的虚伪使他看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的欺骗性。自此以后,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个性的解放,提出了“精神反叛”的口号。1866和1867年发表的诗剧《布朗德》和《彼尔·英特》是两部主题相互呼应的剧本,他借助于象征性的情景来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模糊的“向高处去”的号召。 
  1877年以后,易卜生开始写作一系列“社会问题剧”,陆续发表《社会栋梁》(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这些剧本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是她的丈夫海尔茂的“小鸟儿”、“小松鼠”。海尔茂过去患过重病,娜拉出于真诚的爱情,瞒着他假冒父亲的签字举债救活了他。剧本一开始,海尔茂行将担任银行经理,得意洋洋。他打算辞退一个男职员,并应娜拉的请求把这个职位让给她的女友。但这个职员就是娜拉的债主,他以揭发娜拉的假签字相要挟,要求她替他保全职位,娜拉相信海尔茂会保护她,正像她为海尔茂冒险一样。她心中充满幸福的感觉,但她又不忍牵连丈夫,准备自杀,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料海尔茂知道原委以后骤然翻脸,他呵斥娜拉断送了他的前途,恶毒地咒骂她是“下贱女人”,正在这时,债主受到娜拉女友的感化,退回了假字据。海尔茂顿时转怒为喜,声称自己的“翅膀宽”,要永远保护他的“小松鼠”。娜拉至此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原来是丈夫的玩物。她拒绝了海尔茂关于家庭神圣的宗教和道德说教,毅然出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海尔茂是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正人君子”,有钱有势,也很疼爱妻子;娜拉贤良温柔,活泼可爱,一向以丈夫为自己的生活中心。但易卜揭开了甜蜜温柔的动人纱幕,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玩弄。娜拉一旦识破这种屈辱的地位,对于保护这种关系的宗教、法律和伦理道德都发生了怀疑。娜拉以做玩物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具有积极意义。但她在深夜出走,外面一片黑暗,剧终前的最后一瞥也象征着娜拉的前途非常渺茫。 
  《人民公敌》通过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事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民的本质。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里发现危险的传染病菌,主张重新改建矿泉管道。但是,这个建议会影响资本家的利益,遭到市长(他的哥哥)、报界、房主等有产者的激烈反对。医生不肯妥协,并且举办演讲会,想向市民说明真相,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市长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听众,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医生是“人民公敌”。 
  易卜生选择事关健康的病菌毒害问题为题材,尖锐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丧心病狂的本性,也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质。易卜生用疗养区比喻他所处的社会,这个社会打着疗养胜地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散布害人的毒菌。 
  斯多克曼医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感到官僚和资产阶级掌握实权,成为社会上“结实的多数派”,是自由和真理的最大敌人。但他不懂得,他们是虚假的多数,真正的多数是人民。他把人民也包括在虚假的多数中,一起加以抨击,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像他那样既无同盟、也无依靠的“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才能管理世界。这段台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易卜生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斯多克曼医生的形象总是带着一厢情愿的精神胜利法的气味。 
  易卜生后期的思想比较悲观。《野鸭》描写一个不幸者把精神寄托在自己明知是谎言的希望上,以维持他的生命。一个自以为负有救世使命的人对他指出这是谎言,想要挽救他,但是却粉碎了他的精神支柱,使他悲惨地死去。这个剧本表明,易卜生对他自己多年来大声疾呼的“人的精神反叛”感到了痛苦的幻灭。 
  易卜生的创作发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一生都想寻找出路。他早年在历史中寻求力量,在哲学中探索人生的宗旨。后来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他着重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得不到解决,他只能陷入神秘的悲观主义。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欧洲戏剧的新发展。当时,欧洲盛行结构精巧而内容贫乏的取悦上层社会的戏剧。易卜生发扬了欧洲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剧场从娱乐场所变为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 
  他的社会问题剧针对现存的社会问题,抓住典型人物和事件加以解剖,进而推翻公认的道德准则。它的论争性的构思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中,有时还得到诗意的渲染,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在戏剧高潮中,易卜生自然地展开说理的“讨论”,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严肃的探讨,向观众揭示其中的意义。“讨论”的戏剧性很强,人物的性格在讨论中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讨论”的台词有很多警句,大都精辟锋利,发人深思。但有的“讨论”也生硬勉强,有说教的弊病。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瑞典比较重要的作家是斯特林堡。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的父亲是破产商人。他一生贫困,做过小学教师、图书馆职员和化学试验员,著有五十多部多幕和独幕剧,六十多部小说、诗歌和散文集。 
  斯特林堡早年写过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小说《红房间》(1879)和《新国家》(1882),对瑞典上层社会有比较深刻的揭露。但他又受到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采取尼采的仇视女性的态度;他有时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变态心理,用反理性的哲学观察世界。 
  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戏剧主要有《父亲》(1887)、《朱丽小姐》(1888)、《伴侣》(1888)和《死魂舞》(1901)等。这些剧本直接描写变态的社会关系和充满极大痛苦的激情。例如,《父亲》写一个妻子为了和丈夫争夺女儿的好感,不择手段地用诡计把丈夫逼成疯子。这些人彼此虎视眈眈,时刻打算扑过去割断对方的咽喉。他们因为自己痛苦,就以使别人更痛苦为快。这些剧本充分贯彻了作者的自然主义主张,把人生描写成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对生活作了歪曲的解释。 
  1902年,斯特林堡写了《梦的戏剧》,又成为欧洲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这部剧本以无逻辑的梦魇的形式,描写天帝因陀罗的女儿为要了解人类而来到人间,结果发现“瑞典是一所疯人院”;人间有剥削和压迫,但这位神的女儿认为人们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欲望造成了自身的堕落。她和被折磨者一起呼号,期望上天拯救。剧本表现了作者渴望摆脱痛苦的思想,但又充满由于痛苦而失去常态的绝望情绪。 
  在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衰落和分化的时期,北欧无产阶级文学有了发展。自七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北欧的影响逐渐扩大;各国都掀起了规模比较大的罢工斗争,取得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另一方面,机会主义思潮也开始在北欧泛滥。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八、九十年代相继成立,它们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放弃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妄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北欧无产阶级文学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主要的旗手是丹麦的尼克索。 
  尼克索(1869…1954)原名马丁·安德逊,父亲是石匠,母亲是铁匠的女儿,他自幼做过牧童、报童、农场雇工、石匠、鞋匠和水泥匠,后来勉强进了大学。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的。1888年,他参加了丹麦工人运动,开始接触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来,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出国养病,到过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广泛的了解,参加了反对正在各国滋长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尼克索找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他谴责右倾机会主义,退出社会民主党,成为1930年正式成立的丹麦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被丹麦社会民主党列入交给德国法西斯的黑名单,不久被捕入狱。1943年逃出监狱时,尼克索已经七十四岁,但他仍旧顽强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直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 
  尼克索自1893年左右开始写作,在六十余年内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演说、诗歌、剧本和小说。他的早期作品基本上是批判和暴露现实的,但带有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 
  尼克索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征服者贝莱》(1906…1910)、《普通人狄蒂》(1917…1921)和《红色的莫尔顿》(1945)。这三部曲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者莫尔顿和机会主义者贝莱这两个中心人物的活动而展开。第一部《征服者贝莱》包括四卷,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学徒生活》以贝莱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为线索,描写丹麦城乡劳动者在七、八十年代的贫困生活;第三卷《伟大的斗争》和第四卷《黎明》,以贝莱成为工人领袖并蜕化为机会主义者的过程作线索,描写丹麦无产阶级在九十年代的英勇的罢工斗争,和此后机会主义思潮在丹麦的泛滥。 
  贝莱是农场雇工的儿子,父子同在偏远的半宗法式的小岛上给农场主放牛,生活艰难。以后,贝莱雄心勃勃地去到一个小城,幻想“征服世界”,做了鞋匠学徒。他在这里看到更多的穷人的悲惨遭遇,并结识了石匠的儿子莫尔顿。年少的莫尔顿严肃地思考穷人为什么会受苦的问题,使贝莱受到很大影响,成人以后,贝莱抱着新的希望前往首都哥本哈根做鞋匠,遭到把头的剥削,在莫尔顿的启发下,他开始认识到工人必须团结起来,于是重新整顿了瘫痪的鞋匠工会,和把头进行斗争,经过几次失败,终于打破了把头的控制。从此贝莱在工人中有了威望,进而领导首都五万工人的大罢工,迫使资产阶级让步,并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罢工胜利后,贝莱思想里固有的个人野心大大地滋长了。他得到了高官厚禄,害怕触怒资产阶级,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社和争取议会多数等合法途径,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中,莫尔顿支持罢工,但是怀疑合法的途径,他继续寻找革命真理。 
  第三部《红色的莫尔顿》的情节紧接第一部,描写二十世纪初年的丹麦社会状况。贝莱这时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内阁部长,生活舒适。他宣称,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丹麦立即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他所开创的合作社运动彻底失败,工人中已经有一部分认清贝莱的面目,开始探索革命的道路,也有一部分走上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邪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完全瓦解。贝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勾结,用欺骗手段把丹麦工人送到德国军火工厂做工,为帝国主义效劳。莫尔顿这时成了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坚决反对阶级合作,主张发动革命的内战,以夺取政权。他进行宣传活动,在演讲中说:“用饥饿来杀人,由于肺结核而造成慢性死亡,千百万人做着资本主义利润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难道比战争好吗?”但是丹麦还没有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的工人也没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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