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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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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长,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天宝乱后,唐朝对入京人数加以限制。每次得入长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说六十五人)。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
  天宝之乱以前,各国使臣来往频仍。东起日本,西至拂菻,北有流鬼,南达室利佛逝,大批的使臣队前后会集在长安。他们在肩负政治使命的同时,对东西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流寓长安的外国王侯唐太宗贞观四年,擒获突厥颉利可汗送至长安。《通鉴》说:“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长安城中迁来这样多的突厥王侯和居民,不能不加强着突厥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史称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承乾被斥为失行,但正说明突厥文化在发生着影响。唐高宗时,波斯萨珊王朝破败后,王子卑路斯携残部逃来长安求庇护。卑路斯在长安客死,子泥俚师又在长安谋复国。泥俚师回国图恢复不果,景龙间再来中国,后来也在长安客死。韦述《两京新记》说,卑路斯曾奏请在长安建波斯寺。泥俚师自长安统率回国的残部有数千人,想见随从波斯王族迁来长安的波斯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三、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唐朝廷广泛吸收各族人员充当文武官,为唐朝统治者服务。不仅当时立国的各少数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长安供职的官员,而且亚洲许多国家的个别人员,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各国人,也有不少旅居长安,接受唐朝的职事。其中一些人世代国住长安,与士人相往还,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大食人中,李彦升在唐及第进士,想见对汉文化造诣颇深。波斯首领穆诺沙在开元间两度来唐,授折冲,留宿卫。七三七年,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等归国,仕于唐朝的波斯人李密翳随往日本。大竺人迦叶济,贞元间仕唐为“泾原大将试太常卿”。又有罗(罗当是婆罗门的简称)好心也仕于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载其官称是“右神策军十将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新平郡王”。《通鉴·唐纪》说,唐德宗避朱泚乱后,诏“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近收京城将士,皆赐名奉天定难功臣”。罗好心可能是其中的一员。西突厥特勤史大奈,随处罗可汗入隋,曾从唐高袒平长安,赐姓史氏。处罗可汗子阿史那社尔,贞观间内属,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酋长阿失思力,授左领军将军,尚九江公主。始毕可汗孙阿史那忠,也娶唐宗室女,封薛国公,擢右骁卫大将军,在长安值宿卫达四十八年。昭武九姓国中,寓居长安的知名人物,唐肃宗时有鸿胪卿康谦。唐玄宗时康植平六胡州,有军功,唐玄宗曾在长安召见。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兄弟,以武勇称“有唐之良将”,“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新罗、高丽、百济三国仕唐的武将,如百济的黑齿常之,高丽的泉男生兄弟,王思礼、高仙芝,新罗的张保举,多是著名的武将。依照唐制度,新罗士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姓名可考的有金可纪、金云卿、崔匡裕、崔彦、崔致远等多人。新罗人朴球在唐为棋待诏,张乔送朴球归新罗诗说:“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复旧图。”朴球当是新罗仕于唐的棋艺名家。日本供职唐朝的最著名人物是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朝衡于开元间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学成仕于唐朝,为左补阙,在长安约五十余年,后擢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天宝十二载再入长安,随日本使臣归国。日本船中道漂流至安南,朝衡复返中国,仕于唐,大历五年卒于长安。朝衡在长安期间,多与中国士人友善。天宝年间归国时,王维、赵骅、包佶都有诗送行。赵骅说他“来称郯子学,归是越人吟”。王维诗说:“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友情是深挚的。朝衡归船中道遇险漂流,当时曾讹传他的死讯。李白作诗哭悼说,“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朝衡溺死是误传,但由此引来李白的悼诗却是洋溢着真实的情谊。朝衡在长安任职,同李白等大诗人有如此深厚的友情,在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确是一个值得珍视的纪录。
  四、长安城内的外国留学生日本历次遣唐使来唐,都有留学生随同前来,回国时,也每每偕同学成的留学生同返。可以说,遣送和迎还留学生即是遣唐使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每次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在长安国学肄业。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至少留住数年,多者到二十余年、三十余年。他们的生活起居渐染唐风,回国后也就传播于日本。留学生本来担负着传植文化的任务,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显。隋末来中国,唐初归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渊清安(一作请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绍回国,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显然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高向和僧曼任国博士,直接担负着革新的任务。移植唐文化的留学生,对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唐德宗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时),自中国学法律归国的大和长岗与著名的归国留学生吉备真备,依唐制删定日本律令,矫正差误。大和长岗成为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法令家。至于中日两国学术文化方面的相互传流,留学生更是重要的媒介(详后)。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日本而外,最多的是新罗。新罗没有流传象日本那样详细的历史记录,但据《旧唐书》记,开成五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即有一百五人之多。《唐会要》记贞观时,高丽、百济、新罗遣子弟入国学。大抵自唐太宗时起,新罗等国即不断有留学生来到长安。开元时,唐遣邢畴去新罗吊祭,唐玄宗对邢畴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使充此。”新罗在当时是文化很高的国家,以至当时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学生去新罗留学。往来长安的新罗学生,不仅加强着新罗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桥梁的作用。渤海国数遣诸生来长安太学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传到了渤海。
  五、学问僧和求法僧长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唐初,即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长安。玄奘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佛学达到极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国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唐初来长安的僧侣中,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颇(光智)。波颇曾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法,后来到突厥传教。庙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来长安,住兴善寺翻译《大庄严论》等佛典。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长安。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耶(福生)到长安,令在慈恩寺安置。福生先曾游师子国和南海诸国,搜罗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带来中国。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诸国采取异药,六六三年重返长安。福生解无相,与玄奘所宗法相不合。是年,往真腊国采药,不再回长安。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游师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国,泛海至广州。唐朝廷敕迎就长安慈恩寺译经。中天竺僧戍婆揭罗僧诃(净师子)经迦湿弥罗至突厥,又经吐蕃来长安。著名的北天竺婆罗门僧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随叔父来长安,师事金刚智。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经诃陵、师子国,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五载还长安,携回经论五百余部并师子国王表。唐玄宗召见,许翻译所赍梵经,密宗经典由此传布开来。此外,久居长安的天竺僧人,如高宗时慧智父子世代居唐。慧智生于长安并在长安出家,善天竺语和唐言,成为译经的能手。那烂陀寺僧牟尼宝利(寂默)唐德宗时住长安慈恩寺译经,八○六年,死在慈恩寺。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二十余年,甚至达四十年。遣唐使人员入京,需经唐朝许可,同来僧人并非全入长安,但据日本现存史籍所载,确实到达长安或留住长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已有四十余人。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唐高宗时智通、智达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学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道慈于武则天时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后为日本三论宗创始人。荣叡、普照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叡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荣叡普照几次渡海失败,鉴真却终于在七五四年到达日本。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荣叡普照的功绩,也就不容忽视了。荣叡而后,影响较大的日本僧人是空海。空海在唐宪宗时来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密宗。归国时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经和梵字经疏。日本密宗自空海始大显扬。在日本显扬天台宗的大师最澄,与空海约略同时来唐,在天台山学法后归国,唐朝末年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圆仁,圆仁随遣唐使来中国后,先住扬州,后游佛教圣地五台山。到长安后,从元政、义真学密宗,又从在长安的南天竺僧宝月习悉昙(梵文)。归国时带回经典八百余部及佛像多种,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仁先后在中国十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纪录。
  六、乐工与舞士长安城内会集有大批的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他们经由不同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着各自的民族艺术。北朝时代,西域乐舞已陆续传入中国,唐代更为广泛传播。但唐代传入长安的域外艺术,已远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国家。
  拂菻的杂技幻术自汉代已传入中国,唐代更多有弄幻术的艺人来到长安。天竺国的杂技也在东汉安帝时就已传来。《旧唐书·乐志》说:“大抵散乐杂献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唐高宗时以其惊俗,曾一度禁止。唐睿宗时,婆罗门又献乐舞人(杂技人)。中亚昭武九姓国的音乐歌舞家,在长安城内,为数最多。安国的安辔新,被称为“舞胡”,曾以斥李茂贞而著名。唐高祖拜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纲上疏说:“今新造天下,……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考证家以为,安叱奴当是安国出生来长安的乐舞人。康国开元间献胡旋女子。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想见在长安的两国乐舞人,必然不少。曹国人曹保一家,以弹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孙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白居易《听曹刚(即纲)琵琶兼示重莲》诗说:“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又李绅悲悼曹善才的诗说:“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白居易《琵琶行》也称长安倡女曾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曹氏一家当是长安弹琵琶的泰斗。《太平广记》引卢言《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荣乃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刘禹锡曾有诗相赠:“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米嘉荣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为时所称。太和初,教坊中有善弄婆罗门,即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万槌,可能也是来自米国。开元间,史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刘言史有《王武俊宅观石国胡儿舞胡腾》诗,史国石国的乐舞人当也有不少旅居长安。
  南亚东亚诸国中,骠国曾在贞元时派遣国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带来十二(一作二十二)种乐曲,到长安演奏。所用舞乐器二十二种,皆与中国不同。白居易《骠国乐》说:“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音tǒu kuàng)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骠国乐舞受到德宗的重视,长安城轰动了。扶南国在隋代即有乐工来长安。《新唐书·音乐志》记“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诃陵的乐舞人也在咸通时来到中国。日本遣唐使有乐师画师随行,使臣中也每有音乐名家。如日本仁明朝之使臣准判官良岑长松善弹琴,藤原贞敏是琵琶名手,来长安后并从中国刘二郎学弹琵琶。东西方诸国的大批乐舞人才先后聚集在长安,对交流各国的民族艺术,贡献是巨大的。
  七、西域商贾长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通鉴·德宗纪》说,“九姓胡冒回约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新唐书·回鹘传》也说“昭武九姓国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除由回纥而来的一路外,在长安的西域商人,也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太平广记》引温庭筠《乾子》记一个故事说,长安的西域商人米亮曾劝说窦义买宅。米亮告窦义说,我劝你买下这宅子,是因为看到宅中有块奇石,是真正的于阗宝石。窦义找玉工来看,果然是奇货,可作三十副玉銙(音垮 kuǎ),每副值三千贯钱。米亮助窦义致富,居于长安崇贤里。这个米亮当是米国的珠宝商。段成式《西阳杂俎》也记有西域商人辨识珠宝的故事。长安平康坊菩萨寺僧为人设斋,斋毕,得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寺僧到长安西市找西域商人。商人大惊说,哪里来得此物!一定买下,不还价。寺僧要卖百千,西域商大笑。僧要价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与一千万,说这是宝骨。故事是否真实不可知,西域商善识珍宝,并且操纵着珍宝业,却是事实。对不识货的寺僧如实付价,因缘取利的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实,但正说明他们完全可以上下其手,获取暴利,致富是很容易的。西域商经营珍宝致富,为数最多,同时也“举质取利”,即兼营高利贷敲剥。长安城内贵族子弟商人百姓贷西域商本钱,岁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讼,纠葛不决。唐穆宗时,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与蕃客钱物交关”,并“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音诺nuò)”。近年西安近郊唐墓出土波斯银币,当是来自波斯商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邱,又多“胡店”。李商隐《杂纂·不相称》条有“穷波斯、病医人”。穷与波斯不相称,可知波斯商人多是富人。西域官商麕聚于长安,是一个庞大的剥削集团,但同时也就把西域的风习带来了长安。富商在东西方往来货殖,同时也往来传播着文化的种子。
  唐代长安聚集着如此众多的各行各业的各国人,盛况确实是空前的。对唐人说来,外域传来的文化,都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各国人说来,唐文化也是启迪心智的新见闻。长安是国内国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汉族居民而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以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场面。
  大抵世界上的民族,不论人口的多少,民族的小大,只要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都必然有它自己的特长,也都必然对世界文化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由于社会发展水准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在一个时期里,某些民族文化可能显得高一些,另一些民族显得低一些。或者甲民族在这一方面较高另一方面较差,乙民族这一方面较差另一方面较高。各民族一经接触,各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影响总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唐文化是当时世界上一个较高的文化,但也有它的不足处。传入长安的域外文化高低不同,但各有其优越处。唐文化摄取外域的新成分,丰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输送给别人,贡献于世界。长安正就是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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