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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时期，保持着唐朝前期的强盛，但不再制作破阵舞式的战斗乐舞，西域舞在长安进一步流行。《旧唐书·张说传》说：“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泼寒胡戏又称乞寒泼胡。大约起源于天竺和康国，经龟兹传入长安（骠国也有此舞，传入时期不详）。舞者骏马胡服，鼓舞跳跃，以水相泼。唐时又称此舞为苏莫遮，因之乐曲也称苏莫遮曲。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苏莫遮帽乃舞者戴假面。苏莫遮舞又自长安传入日本。日本现存乐舞图中仍然保存有戴假面的苏莫遮舞人。
苏莫遮舞，被佛教徒说成是驱除恶鬼，但泼水乞寒可能来源于与农事有关的民间风俗，因之富有活泼的生活气息。据唐人说，舞时旗鼓相当如军阵之势，腾逐喧噪有战争之象，大概也是一种激励人心的歌舞。
另一种戴假面的乐舞拨头，也自西域流传于长安，并且自长安传入日本。《通典》说，“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一说是象征天竺王白马奋战毒蛇）此舞在日本一直流传下来，舞者戴假面，执短桴（音扶fū鼓槌）。拨头与泼胡，当然已不如《秦王破阵》之气象恢宏，但仍然具有鼓舞斗志的作用。
西域乐舞在长安处于压倒中国乐舞的优势，是在开元天宝间。元稹《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兢纷泊。”大抵此时西域乐舞盛行于长安，汉族传统的所谓“雅乐”只供例行的庙堂祭享，不再流行。原来规模浩大的《秦王破阵舞》演为只有四人的小舞。泼寒胡舞也在开元间遭到禁断。起而代之，为贵族士大夫所喜爱的，是西域传来的胡腾、胡旋与柘枝。
胡腾、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开元间，康国、史国、米国俱曾献胡旋女子。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大抵舞人不断旋转作态，供人娱乐，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说。胡腾舞也是这一类士大夫沉湎酒色的乐舞。李端《胡腾儿》诗描绘舞态说，“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刘言史《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柘枝舞女着窄袖薄罗衫（白居易《柘枝词》“香衫袖窄裁”，张祜诗：“金丝蹙雾红衫薄”）故作媚态，尤为淫靡。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说：“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张祜《观杭州柘枝》诗：“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歌舞将终，舞人并脱去上衣，袒露半身（沈亚之《柘枝舞赋》“俟终歌而薄袒”，薛能《柘枝词》：“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回首流波送媚（刘禹锡：“曲尽回身去，曾波犹注人。”沈亚之：“骛游思之情香兮，注先波于秾睇”）。很显然，胡旋、胡腾、柘枝之类的西域舞完全是荡人心志的淫靡舞，与《秦王破阵》大异其趣，与泼胡、拨头也迥然不同了。据唐人咏舞的诗文，可知这些西域舞不仅深入于宫廷，并且也在贵族士大夫间广泛传播，为长安带来了一片颓风。
如果说《秦王破阵舞》的制作，适应了唐太宗时强盛奋发的国势，那末，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适合于开元天宝间朝野纵情声色的败局。天宝乱后，有些文人逐渐清醒。元稹诗说：“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白居易诗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据说杨贵妃安禄山都能作胡旋舞，以取悦于唐玄宗。所以白诗又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元白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开元天宝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期，西域传来的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唐统治阶级淫靡堕落、迫近祸乱的一个征兆。
四 历算与医学
历法与天文，是中国历朝极为重视的学科。隋时，天竺历算书陆续传来，但对中国历法似不曾有显著的影响。唐时，天竺历数家瞿昙罗、迦叶波、鸠摩罗三家来长安，瞿昙一家对唐代历法的改进参预最多。瞿昙罗在高宗时制经纬历，与《麟德历》参行。武后时又奉旨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玄宗开元时，瞿昙悉达著《开元占经》，并将天竺《九执历》介绍到中国。《九执》，唐人习称九曜，即七曜（日、月、水、金、火、木、土）及假想的星座罗喉和计都。《九执历》译出，并未实行。开元十六年，唐朝颁行僧一行的《大衍历》。天竺历数家瞿昙譔因未能参预制定，心有不服，奏《大衍历》沿袭《九执历》而不完备。玄宗命太史令校对灵台候簿，结果《大衍历》十合七八，《九执历》只有一二，《大衍历》胜利了。一行是佛教徒，而且还是密宗的传法大师，他破除对天竺历数的迷信，依据实测自造《大衍历》，虽然还不能放弃对《周易》的附会，但作为一个僧人，竟敢置天竺历于不顾，确实表现了他的科学家精神。
《大衍历》确立后，随即传播到日本。吉备真备回国携去《大衍历经》和《大衍历立成》。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七六三年）即废除旧用的《仪凤历》，而采用了《大衍历》。唐高宗时制作的《麟德历》，传于新罗，在新罗行用。
敦煌发现五代历书，日曜日下注有“蜜”字。此类历书直到近代仍在福建某些地区流行。日本十一世纪初的日历上也有过“蜜”的标记。据学者研究，“蜜”是康居语日曜日mir的音译。当是唐代随同摩尼教一起传入中国。
中国古代的数学，与天文历数学相联系，在自然科学中是较为发达的一门，并且创造了自己的独立体制。这个体制，自《九章算术》开始创立，到唐代十部算经逐步形成。唐朝和天竺，僧侣来往频繁，在数学方面，也可以看到相互传播的迹象。《大唐内典录》卷五著录翻经学士泾阳刘凭撰《外内傍通比校数法》一卷，自序说书中以佛经中天竺的大数记数法和中国大数记法相比对。慧琳《一切经音义》也对天竺大数记法有所说解。大抵刘凭和慧琳的解说，只是为翻译或研读佛典提供便利，天竺大数记法由于佛经的传播而被介绍到中国，但对中国的数学并无显著的影响。中国数学对天竺的贡献，最早可能是筹算制度促进了天竺位值制的诞生。唐代摩诃吠罗提出计算弓形面积和球体积的方式，据学者研究，明显地是因袭中国的《九章算术》。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了新罗。新罗仿唐制度立国学，设算学科，“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三开》、《六章》等中国数学书籍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据日本宽平时（八八九——八九七年）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时传到日本的还有《周辟算经》和《九章算术》。
自成体系的中国医学，主要是汉族的医学，自战国、东汉发展到唐代，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著作。中医在唐代传布于新罗、日本等东亚诸国。经过新罗、日本人民的补充和发展，从行用的地区来说中医实际上已成为“东医”。大秦、大食、波斯和天竺的医学，多有相互承袭的共同处，形成另一体系。唐人统称西域医为“胡医”。对天竺极为推崇的义净，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药方法》条里说，中国的药物，针灸诊脉的方法，远胜天竺。义净认为天竺的一切（从佛法到生活习惯），都值得学习，独重视中国医学，以为“赡部洲内，无以加也”。看来，东医在当时世界上是独步的。
唐朝设太医署，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依国子监办法，招考学生。医科学习《本草》、《甲乙》、《脉经》；针博士教学生经脉孔穴；按摩博士教学生消息导引之法。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日本奈良朝于大学家外，专设典药寮。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赤神乌针》等经。所定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唐太医署有药园师、药园生，这一制度也传于日本的药学寮。此外，日本遣唐使中又多有医师随行，来中国请益。如精于医术的日本名医营原棧桑苊胩屏粞В越饩鲆窖系囊赡选Ｓ诔泻臀迥辏ò巳四辏┧媲蔡剖估粗泄楣螅幻氩┦浚笥治笆桃健保匀毡疽窖У姆⒄梗跋焐蹙蕖�
《隋书·经籍志》著录《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等天竺医书七种。天竺医在北朝或隋时，当已随同佛教传入中国。唐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招来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他以延年药进奉太宗，太宗吃了药，毒发不治而死。高宗时，从东天竺迎来卢伽逸多，使他求长生不老之药。中天竺僧福生和那提也先后受命往南海诸国访采异药。某些天竺佛教徒来到中国，往往自称年数百岁，中国富贵人信仰佛教，同时也误信天竺真有什么延年药。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有足诃黎勒（一种天竺树果，熊治痢疾，除风消食）、郁金香、阿魏、龙脑、豆蔻、丁香”。义净认为，只有这几样是唐朝所需要的，其余药物，不足收采。义净亲自审察，所说是可信的。天竺僧所谓延年或长生不老，无非是造谣骗人，与中国方士同样妖妄。唐太宗、高宗想从说得天花乱坠的佛国求不死药，不知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在内，全是卖空买空的投机商，从拉机商求大利，只能得到受骗的后果。
唐玄宗天宝时，高仙芝在怛罗斯兵败于大食，随军文士杜环被大食俘获。宝应初，附商贾船回国，著《经行记》。杜环在《经行记》中说：大秦“善医眼及痢”。天竺的眼科医也曾传来中国。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由来唐的天竺医僧治眼疾，《赠眼科医婆罗门僧诗》云：“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令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去日本的名僧鉴真，在韶州（今广东曲江）时病眼，也请过“胡人”治疗。刘禹锡听说婆罗门僧有金篦术，希望给自己的病眼发蒙，如果眼病真治愈了，刘诗应夸张医术的奇效，只说希望发蒙，足见所谓金篦术医治并无实效。鉴真清“胡人”治眼病，眼还是瞎了。眼病病情不一，治法也不一样，西方医师治眼病的技术可能比东医好一些，但不可能使真正严重的病眼发蒙。
简短的结论
国家南北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交流的昌盛，各个方面代表人物的杰出贡献，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唐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
佛教是从天竺传来的宗教。经过汉、魏、南北朝的漫长时间，传布甚广。隋文帝又大加提倡，到唐朝遂发展到最高点。道教是汉族自创的宗教。唐朝皇室自称是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的后裔，有意扶植，形式上使与佛教有同等的地位。佛、道两教为了抢夺权利，斗争甚为剧烈，唐朝统治者忙于调剂两教势力，不使失去均衡。
佛、道两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懒馋无耻的寄生虫。佛教势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对民众的祸害也更大。“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佛寺是凶恶的土地兼并者，又是奴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的保持者。天竺社会里一切黑暗、野蛮、落后、秽浊的事物，都借着佛菩萨的庄严相慈悲相作掩护，整套整套地搬运到中国来，劳苦民众吃了它极大的苦头。千年以后，看到当时佛教遗迹，虽然应该当作珍贵的文物加以保护，但想起它祸国殃民的罪恶，使人感到犹有余痛。统治阶级为了求功德而造寺、造像以及各种耗费，不知流出了多少民众的血汗。
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景教，都在唐朝时传入。因为佛教先入为主，把所有宗教都抵制住了，这种以毒制毒的结果，使当时思想家只要努力反佛老（主要是反佛），就可能对历史作出贡献。
唐初，朝廷颁行《五经正义》、《五经定本》，对统一南北经学，是有作用的，但儒生的思想也受到束缚。只有少数士人（如啖助等），不甘屈服，敢于独抒己见，以意说经。这是儒学由汉学系统转向宋学系统的开始。安、史乱后，在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下，儒者为讲求统一而提倡 《春秋》之学。这门学问，到宋朝，更为发达。
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诗歌是最为鲜艳夺目的花朵。新型的律诗（近体诗）与旧型的古诗，竞艳争妍。在以千百计数的诗人中，王维、李白、杜甫是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诗，是佛、道、儒三种思想的结晶品。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历代诗评家对王维、李白或有异辞，而杜甫的“诗圣”地位从未动摇过。
诗境经唐人开发殆尽，唐末、五代人只能从词的方面另辟新境。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是词的扩大者。词在晚唐、五代，好比诗在初唐，有发展的前途。
从西晋夏侯湛开始，酝酿已久的古文运动，到中唐韩愈时，始显得波澜壮阔。韩愈把儒学运动与古文运动结合起来，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对佛教的无父无君思想（内容），以比较接近（距离甚远的接近）口语的散文代替骈四俪六、废话成堆的四六文（形式）。旗帜鲜明，所向无敌。韩愈的门徒李翱又吸取禅学，建立起儒学的心性说，宋儒扩而大之，从此佛成为儒的附庸。
《史通》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书中所宣扬的“直笔”思想，对后世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阶级的局限，刘知几的所谓直笔，只能以地主阶级的是非作标准。杜佑、贾耽、李吉甫等人著书，反对“非今是古”与“搜古略今”，也都是店朝学术界的有识之士。
唐朝科学、美术、音乐舞蹈的盛况，也是空前的。僧一行的历法，孙思邈的医学，吴道子等的绘画，杨惠之的雕塑，都能超越前人。颜真卿破二王书体而创新书体，艺术成就很高。
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各国人士不顾跋涉的艰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以唐朝首都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场面。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繁荣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传播到东西方各国，起着推动各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