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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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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西域诸国屡次要求汉恢复政治关系,绝不是偶然的。七三年,汉明帝命使窦固等率大军击北匈奴,取伊吾地,置屯田兵,建立起玉门关外的立足点。班超就在这一年带着三十六个吏士出使西域,杀鄯善国匈奴使官,于阗国杀匈奴监督官,鄯善、于阗等国王都派儿子到洛阳做待子,隔绝五十八年的西域,第一次又与汉交通了。
  班超得于阗疏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勒县)等国的支持与匈奴争西域统治权。七六年,匈奴和在它影响下的龟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焉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国,攻汉西域长官,汉章帝召回汉官,放弃西域,伊吾又被匈奴夺去。班超奉召将归国,从汉诸国大震动,疏勒国大官黎弇怕班超走了,龟兹来报复,拔刀自杀。于阗国王侯大臣抱住班超的马脚,号泣不让走。班超与所率三十六人留下来,准备击败反汉的焉耆、龟兹两国。八○年,汉章帝派徐韩率兵一千人援班超。八七年,班超率西域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大破龟兹等国兵五万人。九○年,班超又大破葱岭西月氏国兵七万人。九四年,班超率龟兹等八国兵七万人合汉吏士商贾一千四百人攻破焉耆国。葱岭东西路通,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一○二年,朝廷召班超归国,到洛阳不久便病逝,年七十一岁。
  一○七年汉放弃西域,朝官们原以为闭玉门关便可安居无事,不料北匈奴残部征服诸国,连年侵犯边境,威胁河西四郡。事实教训朝官们“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一二三年,汉安帝使班超第三子班勇将兵五百人,出关经营西域。一二六年,班勇率西域兵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又击走北单于兵,北匈奴向西逃遁,葱岭以东诸国又来归附。一二七年,黑暗的朝廷说班勇有罪,召还下狱。此后汉在西域的政治势力逐步削弱,商业和文化却仍交流不绝,特别是文化,过去汉文化经河西向西流,现在佛教文化经河西开始向东流。北匈奴彼班勇驱逐,向西远走,西域诸国得免奴役,有余力发展佛教文化,通过河西这条文化运河,与汉地保持着长时期的正常关系。
  班超率三十六人,班勇率五百人出关,都建立了卓越的功业。这是因为他们的后面有汉朝和西域交通的愿望,前面有西域诸国脱离北匈奴与汉交通的愿望,班超班勇的智谋和勇气能够恰当地使两个愿望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如果单看作他们个人有智有勇,凭几十人几百人压服诸国,那就变成神话,不是历史事实了。
  公元九七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甘英到了条支国的西海(波斯湾)边上。安息国(波斯)一向用汉丝和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愿甘英到达大秦,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夸张航海的困难来阻止甘英。甘英缺乏探险精神,畏难回来。大秦富贵人需要大量丝织品,商人从安息天竺(印度)间接购得,获利已有十倍,当然希望直接通商,得更多的利益。一六六年大秦商人到日南郡边上,以大秦王安敦名义,送汉桓帝一些礼物。大抵海路危险较多,通商道路主要还在陆上,东汉扫除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对东西商路的通达是有重大意义的。
  西南方
  益州广大,居住着统称为西南夷的许多种族。东汉时,大小种族纷纷内附。大种族如公元六九年,哀牢王柳貌率五十五万余人内附,汉明帝特立永昌郡(治在云南保山县境),管理哀牢人。一○○年,白狼王唐缯等率十七万人内附。一○八年,三种夷人三十一万内附。一一六年,大羊等八种十六万人内附。以上都是大量人口连同土地一起内附的事例。夷人内附,对酋长王侯和人民都有利。对酋长王侯说来,他们得到封号与赏赐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人民说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得到汉法律上的一些保护,例如公元四三年,邛榖王任贵怕汉威法行施后,自己不得放纵,阴谋叛变,足见汉法多少有些约束力,内附的酋长王侯不能象以前那样放纵。
  益州郡(属益州刺史管辖)永昌郡是汉在西南方的基地,通过这些基地,汉人与夷人交流着经济与文化。两郡物产丰富,有牦牛、琉璃、毛织物、木棉布、火浣布(石棉布)等特产。铜铁铅锡金银琥珀水晶等矿,比内地更多,汉设县常在矿区,想是汉人多作矿冶业和商业。永昌郡由水路通掸国(掸音扇shàn在缅甸),又与盘越国(在天竺东南)相近,永昌成为中国西南方与天竺、大秦等国通商的大城市。象牙、犀角、光珠、孔雀、翡翠、猩猩等珍异物,经过永昌来到内地。汉官吏乘机取利,做一次益州郡太守,子孙好几辈饶富。做一次永昌郡太守,即使不是大贪官,也可以让十代子孙都做富人。
  王莽时,益州郡太守文齐兴造水利,垦田二千余顷。汉章帝时益州郡太守王阜设立学校,居民原有的陋俗逐渐改变。汉桓帝时,郡人尹珍到内地游学,博通经书,擅长书法,还乡里教授,门徒甚众,西南地方开始有学人。夷人文化一般是落后的,例如哀牢人身上刻龙文、穿鼻,耳轮拉长到肩上,衣服后面缀一尾形的饰物,内附后受汉文化影响,可以加速这些陋俗的改变。
  南方
  汉武帝征服南越国,分置九郡。汉元帝时罢珠崖儋耳(儋音丹dān)两郡,七郡统称为交趾。长官称交趾刺史。二○三年,汉献帝改交趾刺史为交州牧。二二六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交州有东汉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广州有东汉时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
  交趾七郡原来居住着许多种族,汉人统称他们为越人或雒越。秦始皇迁徙内地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因之南海等四郡文化较高,交通较便,汉政治影响也较强,越人逐渐朝着与汉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交趾等三郡与南海等四郡有些不同的条件,少数的汉人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
  交趾郡居民,据汉时人说是雒越人。他们很早就有农业。他们的田叫做雒田,随潮水的高低,决定田的有收获或没有收获,这说明生产技术还是原始的。但是雒越人已有阶级,种田的人叫做雒民,有田的人叫做雒王雒侯雒将。西汉时,朝廷流放一些罪人到交趾等郡,使与本地人杂居。双方开始通言语。汉光武帝初年,锡光做交趾郡太守,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施政宽弛,大体保持着安定局面。后来交趾郡太守苏定是个张着眼睛看钱,闭着眼睛办事的贪劣官。公元四○年,交趾麊冷(音迷零mí líng在越南境内)县雒将的女儿征侧和她的女弟征贰起乓反抗,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越人俚人群起响应,征侧取得六十五个城,自立为王。《后汉书》说征侧甚雄勇,被苏定虐待,愤怒起兵。这是错误的说法。如果征侧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愤怒,四郡越人俚人为什么起来响应呢?为什么刺史太守困守孤城,得不到居民的援助呢?足见这些刺史太守都是苏定一类的贪劣官,早就为居民所厌弃。征侧的胜利,正是由于她的行动顺应了驱逐贪劣官的公意。四二年,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汉兵八千人合交趾兵共二万余人,依靠兵力强大,击败征侧征贰军,征侧征贰在作战中壮烈牺牲了。
  马援在交趾等郡修筑城郭,巩固汉官的地位;穿渠灌溉,兴修农利。四四年,马援率汉兵回洛阳,因瘴疫死去了十之四五。交趾多有珍异物品。汉桓帝汉灵帝时,政治愈益黑暗,汉人去做刺史太守都是肆意搜括,贪囊满了便内调,让新官再来搜括。居民被迫反抗,在朝廷用兵无效时,只得对居民作些让步,借以缓和反抗的力量。
  汉献帝时,士燮做交趾太守,统治交趾七郡。士燮任职四十余年,内地士人到交趾避难,多至百余家。境内安宁,当全面战乱社会大破坏的时候,交趾七郡独免兵祸。
  东汉和四周诸族,除了鲜卑是代替北匈奴寇边的敌人,其余都是相互间保持着经济文化的正常关系,而汉统治阶级的贪劣政治常是正常关系的损害者。这就形成了许多族纷纷接受汉经济文化的影响,又经常起兵反抗的复杂现象,但正常关系到底还是基本的。这一点,汉统治阶级知道得很清楚,在无法镇压反抗时,派个廉洁长官去,减轻些剥削,便把正常关系恢复起来。
第六节 黄巾军起义
  东汉后期愈来愈黑暗的政治,逼得广大农民愈来愈不能生活下去。从汉安帝时开始,农民到处发动武装起义。起义的原因,汉安帝自己说出了一些,就是“万民饥流”(流亡)、“百姓饥荒,更相啖食”(人相食)。朝廷有什么救济的办法呢?当然是没有的,相反,剥削得愈来愈凶恶了。从汉安帝到汉灵帝时黄巾军起义以前,各地发生民变六十七次(实际不止此数)。起义的人数和区域都在继续扩大,而且起义的行动与西汉不同,一起义就杀官吏,烧城邑,首领有皇帝、天子、太上皇、无上将军、平天将军、柱天将军等称号。起义者揭出这些称号,就是宣告人民不再要姓刘的做皇帝。这比西汉末起义军一定要找个姓刘的做皇帝,显然是个进步。
  汉朝廷是腐朽的,汉统治阶级却凶顽有力,所以起义军都被统治者镇压下去。
  如果说,汉安帝以后农民的穷困生活还算是慢性穷困的话,那末,到汉灵帝时变成急性的穷困了,或者说逼近绝境了。当时吕强上疏陈事,说:近年来谷价便宜,家家户户却挨饿役饭吃。连年灾荒,按市场规矩,谷价应该腾贵,但是谷价反而更跌,这是因为朝廷和地方官赋税繁重,刑罚急暴,农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缴出最后的一粒谷来买眼前的性命。农民被驱迫到这条死的界线上,唯一可走的路只有大规模起义。
  小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农民的耕地在无止境地零碎化,农民本身在无止境地散漫化,要发动有组织意义的大规模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秦末陈胜刘邦、西汉末赤眉平林等起义军都是先在一个地方爆发,随后各地农民起来响应,形成一支多头的反抗力量。这种情况和小土地私有制正相适应。但是,东汉时期,农村中遍布着豪强的坞壁,它们都是有部曲的作战单位,有力量镇压刚发动的起义农民。就是那种较大规模的几十次地方性起义,也在朝廷军队联合豪强武装的压力下,等不到别处农民响应,都归于失败,东汉农民起义确是更困难了。
  不过,起义是不可抑阻的,失败使徬徨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获得一个教训,就是必须联络各地农民共同起义。实行这种联络工作的是钜鹿人张角和他的兄弟张宝、张梁。
  汉光武帝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大力提倡妖妄的谶纬之学,借以证明自己受天命,应该做皇帝。东汉妖术盛行,《后汉书》特立所谓《方术传》,除了郭玉、华佗等少数医生,其余都是著名的妖人。这种妖人妖术就是战国西汉传下来的方士和神仙术,不过到东汉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战国西汉的方术,主要是用长生不死之药欺骗富贵人(包括皇帝)。骗术败露以后,方士被杀或逃遁,教训了后来的方士,富贵人受骗,也教训了后来的富贵人。东汉富贵人自汉光武帝以下,一般不求长生药,却求愚弄人民的妖术;反之方士也不再用长生药冒险求富贵,却用各种符合朝廷提倡的妖术来取得名利,用符水祝祷法骗人,就是各种妖术中的一种。朝廷对妖术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任何一种妖术,归根都是为了欺骗人民,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东汉后期,佛教逐渐流行,给某些妖人一种创立宗教的启示。妖人们把方士所有的神仙术与《老子》书中“谷神不死”、“玄牝之门”等等神秘的话结合起来,于是神仙术改称为道教,方士改称为道士,哲学家的老子也被改装为道教的教主。汉桓帝派亲信宦官到苦县祭老子,又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以方士神仙术为本质的道教,经汉桓帝承认,成为公开的宗教了。最早出现的道教,是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宫门献上他的老师于吉所得神书——《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后汉书·襄楷传》)。这个于吉就是造神书的人,也可能是宫崇自己造书,托名于吉。他们敢于献书,书中当然是“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决不会有反抗统治阶级的言论。汉献帝时,琅邪道士于吉流寓吴郡城,烧香读道书,用符水为人治病。孙策部下诸将和宾客,有三分之二信奉于吉,望见他就跪拜。孙策看他妖妄惑众,影响很大,把他斩首示众。这个于吉是冒名的于吉(汉顺帝时于吉,到汉献帝时应有一百岁左右,诸将宾客替他说情,只说“医护将士”有功,不说他年老),他被杀的原因是想取得孙策的尊敬,不是反对孙策,诸将宾客救他,是希望得他的符水治病,不是对孙策有什么异心。毫无疑问,太平青领道一开始就是拥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太平青领道教派中有一派叫做五斗米道(即天师道)。汉献帝时张鲁的祖父张陵(即道教所称天师张道陵),在蜀郡山中造道书,创所谓五斗米道。张陵的徒党,有祭酒(主传授老子《道德经》)、鬼吏(主为病人祝祷)等名称。他们用法术给人治病,仅费三张纸,却照例要五斗米作报酬。张陵家拥有部曲,是个大地主。他的徒党自然也是些地主。毫无疑问,五斗米道也是拥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归根说来,道教的宗旨,无非是长生不死做神仙,这当然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而是地主阶级无限贪欲的丑恶表现。
  张角的道教叫做太平道,大概也是太平青领道的一派。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教病人叩头忏悔自己的罪过。给病人符水喝,好了算是信道,死了算是不信道。张角派遣弟子到各地方治病传教,十余年间,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信徒多至数十万。汉官吏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没有禁阻太平道的活动。张角分信徒为三十六方(部),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设将帅统率各方。又收买一些宦官作内应,皇宫卫士多人也准备响应。张角预定甲子岁(公元一八四年,汉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内外同时起义,事前发出动员起义军的口号,说,“苍天(汉)已死,黄天(张角自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为“黄天泰平”。京师及州郡各官府门上都用白土写甲子二字。大方帅马元义往来京师,布置起义,准备调距离洛阳较远的荆扬二州信徒数万人,集中到邺城(起义中心地),作为起义军的主力,配合洛阳附近的各州郡起义军,一举攻下洛阳。不料张角的一个弟子反叛了,向汉灵帝告密。汉灵帝捕杀马元义,又杀卫士及京城内太平道信徒千余人,命令冀州官吏捕张角。这个离起义日期还差一个多月的突发事变,打乱了张角的部署。张角派人飞告各方,立即起义,向统冶者进攻。起义人都戴黄巾作标帜,因之被称为黄巾军。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起兵后,烧官府,杀官吏,攻破地主坞壁,州郡长官,纷纷逃走。各地黄巾军象风暴那样起来响应,整个统治阶级震动了。
  不论是那一派道教,它的教义原来不曾含有反抗黑暗统治者的意图。但在封建社会里,它常被当作一种联络农民发动反抗行为的工具。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实行各种愚民政策,农民受了陷害,一般缺乏较高的文化,而濒临死亡的穷困生活,又迫使农民在无可奈何中从鬼神那里寻求一些空幻的希望。某些野心的道士,正好通过这种弱点来利用农民的战斗意志。事实上农民大规模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农民阶级普遍地要求推倒黑暗统治者,信奉道教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因之,张角的太平道虽然起着发动黄巾军起义的作用,但不能说它是反抗黑暗统治的宗教;黄巾军虽然蒙着道教的灰尘,但它的本质依然是正义的农民战争。
  抹去黄巾军的那些道教灰尘,作为秦末以来农民故争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有若干进步的表现。(一)三十六方同日起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二)攻城市坞壁,表现出明确的斗争目标。(三)废除淫祀,表现出统一的精神。曹操曾在济南禁绝奸邪鬼神的祭祀,单是城阳景王庙就毁去六百余所。一九二年,青州黄巾军与曹操军大战,黄巾军给曹操檄文里说:从前你在济南毁坏神坛,和我们中黄太一的道相合,你似乎是个懂道的人。道教崇奉多神,不可能有毁坏神坛的主张。这里所称中黄太一显然是废斥诸神,独尊一神,与道教拜多神的教义不合。足见太平道为了发动农民,不得不接受农民的要求(敛钱祭祀鬼神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个手段,农民感到痛苦,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出农民要求政治统一),添加一些主张,这就是其中偶然被史书保存的一条。
  黄巾军的基础,起初是大量穷苦农民和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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