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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政治上道家影响超过儒家。汉武帝提倡儒学以后，今文经学派在和道家争斗中，本身自阴阳五行发展到妖妄的谶纬之学，成为十足的有神论者。
孔子确信有天命，但掌握这个命的天，是无知的自然还是有知的神，孔子并没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好象说天是无知的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好象说夭是有知的神。孔子很少谈天道和天命，象子贡那样高级的弟子，还说“不可得而闻也”。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对天与命的传统态度。
后来荀子作《天论》，才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物。事在人为，并无宿定的命运。董仲舒创今文经学，确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祸降福，那末，命运就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了。今文经学派实际已与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着相同的道路，妖妄无稽比墨家更甚。
谶纬妖化了孔子，古文经学派要恢复不谈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对谶纬。一般他说来，古文经学家反对谶纬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实际的作为却在以训诂反章句，对谶纬的攻击，局限于“非圣人所作”，缺少理论上的发挥。只有王充立足在理论上对谶纬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他尽一生精力，著成巨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古文经学派专力于训诂，头脑里似乎没有什么思想，统治东汉人头脑的基本上是今文经学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经学派的圈子，单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坚决斗争，这种豪杰气概，不仅在东汉是唯一的，就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也是稀有的。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气，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唯物论上面，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上面。民间谚语说“知星宿，衣不覆”。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凶，会穷得穿不上衣服。这是对迷信家多么深刻的讥笑，王充就是这种人民智慧的表达人。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死当在公元九六年（汉和帝永元八年）前后。早年曾到大学读书，并从大史学家班彪求学。他的家庭是“细族孤门”，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时宜，一生只做了几年州郡吏，其余年月都居家教授，专力著书，写成《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自纪篇》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慾）不放（放纵），居贫苦而志不倦，淫（多）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王充是这样一个反对流俗独立思考的人物。这个性格使他不求仕进，甘愿处贫苦，为考论真伪而生活。他对流俗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广大人民则采取诚心训导的态度。《自纪篇》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明显）文……言无不可晓（懂），指（意）无不可睹”，又说“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一致），何为犹当隐蔽指意”。王充用当时接近口语的文体写《论衡》，目的在通过有书馆文化程度的人影响广大民众，使朝廷提倡的“世书俗说”失去欺骗的对象。从这一点说来，王充是反对东汉主要上层建筑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论实虚”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就是说，实际存在的物体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实现的物事都是虚妄的物事。从虚妄物事出发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虚妄的言行，检验它们的尺度就是实际存在的物事。王充使用这个方法确定天与地一样是“自然无为”的物。《自然篇》说，为什么知道天是自然无为的物？因为天没有口目（感官）。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识），有嗜欲才有作为。既然天没有口目，那就不会有嗜欲，因而也不会有作为。为什么知道天没有口目？因为地没有口目。王充又确定人死无鬼。《论死篇》说，世人以为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按照物类来考验，可以断言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有什么证据呢？物可以作证。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为鬼，人死为什么独能为鬼？人之所以生，因为有精气，人死则精气消灭。精气之所以存，依靠血脉，人死则血脉枯竭。血脉枯竭因而精气消灭，精气消灭因而形体腐朽，形体腐朽因而成为土壤，从那里来的鬼呢！《订鬼篇》说，鬼不是人死精神变成的，它是人的一种幻想。发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据不外乎有神论，即天有知有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根本推倒了这两个虚妄根据，从新解释了自然现象（如《谈天》、《说日》等篇）和社会现象（如《薄葬》、《卜筮》等篇）。在谶纬盛行的东汉时期，《论衡》是黑夜里发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灯，统治阶级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却是智慧的光芒。
圣贤和经传是两个主要虚妄根据以外的一个重要根据。王充同样用“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方法，作《问孔》、《刺孟》、《书虚》、《儒增》、《艺增》等篇。生在东汉的社会里，敢于质问孔孟，怀疑经典，实在是无比的勇士。他这种批判的精神，严重地打击了拘执师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经学派，同时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经学派。所以，王充不是东汉古文经师，而是伟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引作论据的物事，认识往往不真实，因之有些论断难免错误。例如雷电击树破屋，俗说是天神取龙，《龙虚篇》辩明俗说的虚妄，但信书上的记载，仍认为龙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鱼相似，能乘雷电飞行。又如历学家说“日食是月掩日光”，《说日篇》认为大体上四十一二个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损。因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历学家发现了日食的真实，王充却变真实为虚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时候，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到底是一种错误。
王充当然不可能发现阶级构成社会的真理。他看到社会普遍存在着讲不通的现象，例如“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行为）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要说明这种现象，不得不“归之于天”。他认为天地好比是夫妇，大地无意识地生人。人受性同时受命。命是“吉凶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变动。命可以预见，那就是“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富贵之人，生而有表见于面”（骨相）。王充引许多物事来证明这些论断，结果不能和谶纬截然分开，依然带着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人的吉凶祸福是自然无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凶避祸的法术都是虚妄无效的。这就是《论衡》的思想。王充从唯物思想方面发挥了原始儒学，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学的范围。如果说，在西汉，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东汉，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东汉朝廷提倡今文经学，驱使士人在章句、谶纬、选举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愿意走的道路。古文经学讲训诂，冲击着烦琐的章句，王充《论衡》攻击宣扬迷信的谶纬，大学里名士议政，攻击拘守礼法、谋求选举的陋习。到了东汉末年，朝廷为士人设置的道路基本上被冲坏了。作为路基的儒学却依然保持着不变。由于魏定九品官人法，门第成为仕进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种困人的儒学思想和繁缛的礼法，开始向旧路基冲击。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道家老庄之学——玄学，为了夺取儒学的统治地位，向儒学实行冲击。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用玄学讲《周易》。《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本原，汉儒以象数讲《周易》，不管它讲得如何支离，总还不离卜遮之学（先知术）的传统性质，自从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记》、《周易讲说》，书佚）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性质全变，根本冲坏了两汉儒学的思想本原。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否认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礼法）。公然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里说，你说六经是太阳，不学是黑夜。照我看来，如果把礼堂看作坟堂屋，读经看作鬼话，六经看作秽物，仁义看作臭烂，一起把它们抛弃掉，那末，不学何尝是长夜，六经何尝是太阳。阮籍作《大人先生论》，斥礼法之士是破裤裆里的虱子。刘伶作《酒德颂》，笑礼法之士是些微小虫子。这种大胆的冲击，正是两汉尊儒的反动。自原始儒学引申出来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唯物思想的《论衡》都失势了（古文经学还保有不重要的地位），自老庄引申出来的玄学一跃而成为思想界的统治者。这说明统治阶级要求唯心思想的不断发展，今文经学那种低级的唯心思想应该让位给玄学那种较高级的唯心思想。
三 科学
东汉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斗争的科学知识表现出光辉的成就。《嵇康集》有一篇《宅无吉凶摄生论》（不知作者为谁），说迷信的原因很透彻。它说，不懂得养蚕的人，出口动手都有禁忌。不得蚕丝愈甚，禁忌跟着愈多，还抱怨自己犯了禁忌。等到有人教他养蚕法，掌握桑叶和火候，寒暑燥湿都有规矩，那就百忌全失，获利十倍。这是因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烦多，后来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确。所以说禁忌生于不知，如果能知各种物事的性质象知蚕那样，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这种正确的观点，是王充思想的继续，遭到玄学首领秘康的坚决反对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被提倡发扬的总是唯心思想，代表人民智慧的科学知识，总要受到各种形式的阻碍和反对。东汉时期迷信盛行，科学家独能探求真理，对抗迷信，他们的科学成就虽然不可能太大太多，他们这些成就对文化的贡献却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天文学——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天变灾异都被说成上天对皇帝（天子）示谴。朝廷口头上认些错或调动几个大官（三公），恶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则使人们相信天变灾异正是上天保佑朝廷，否则何必示谴。王充在《论衡》的《变虚》、《感虚》、《谈天》、《说日》、《自然》等许多篇里反复论证天与人事并无感应关系，他指出天的“自然无为”性，有很大的科学意义。纬书连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学发现。《尚书·考灵耀》说“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春秋·感精符》说“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论衡·说日篇》引儒者说，日食是月掩日，当即《感精符》一类的儒书）。《周髀算经》说天体有四游（二分二至是天体运动的四个极点），又说“日兆月”（月光生于日之所照），《考灵曜》创地游说，说日月地都在上下游动，从而推论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蚀的说法，比地静说，日月自损说都前进了一步。汉安帝时，张衡做太史令，职掌天文。张衡用精铜制造浑天仪，用铜漏（古代计时刻器）水转动浑天仪，星宿出没与天象密合。东汉末年，刘洪造《乾象历》，有推日食月食的算法。这些天文学上的每个进步，都起着冲击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证明“自然无为”说的正确。
候风仪、地动仪——张衡生于公元七八年，死于一三九年。据《五行志》所记，自九二年以后，几乎连年地震，地震地区有时大至数十郡，有些地区发生地诉、地裂、地陷、山崩、水涌。此外还经常发生大风，某次拔树多至三万余株。迷信家议论纷纭，灾祸都成了谶纬学的有力证据。张衡研究这些自然现象，一三二年，作候风仪和地动仪。候风仪制法不见记载，可能是一种预测大风的仪器。《晋书。五行志》记魏时洛阳西城上有候风木飞鸟被雷震坏，或即张衡的候风仪。地动仪是用精铜制造，圆径八尺，形似酒搏，内部安置机关，按照八个方面，装八个龙头。那一个方向地动，同方向的龙就口吐铜丸。从此以后，史官记录地动所起方向。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学思想；张衡的发明，推进了科学知识。《论衡》与地动仪是东汉两大创造，王充与张衡是东汉文化界的两个伟人。
数学——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纬书兼讲天文历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扬雄模仿《易经》作《太玄经》，实际是扬雄的数学著作。刘歆也是著名数学家。东汉儒者更研习数学，张衡著《算网论》，与《灵宪论》（张衡论浑天的原理）相配合。郑玄刘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术》。魏时刘徽总结各家学理，注《九章算术》，数学成就比《周髀算经》前进一步。
医学——《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的滋味，一天中七十次毒，医方从此兴起。大抵古来有神农尝百草的神话，因而民间历代积累起来的药物知识都托名神农。药物主要是草药（郑玄注《周礼》五药：草、木、虫、石、谷），所以称为《本草》或神农《本草经》。自汉武帝起，朝廷招集方士，其中有本草待诏若干人。楼护家世代做医师，楼护诵习医经本草方术书数十万字，汉成帝汉哀帝时，出入京师权贵人家很有声名。公元五年，王莽召集全国通方术本草的人到京师考校技能。《汉书·艺文志》不曾记录神农《本草经》，但西汉确有这一部名叫《本草》的药物书。书中多见东汉时地名，当是东汉医家有较多的补充和说明。
东汉末年，屡起大疫。南阳士人张机深研医学，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北宋时所传《伤寒论》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当即《杂病论》）。他在《伤寒论序》里说：看当今医生，不肯探求医经（《素问》、《难经》等），推演新知，各承家传，始终守旧。问病状务在口舌敏捷，辨脉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脉）。草率处方，难治大病。和这些医生相反，他是以极严肃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里阴阳五行说基本上被排除了。后世医学者称张机为医圣，称《伤寒》《金匮》为医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脱离阴阳五行的束缚，推动医学向科学发展。
《灵枢经》所传用针治病法，东汉时有显著的进步。广汉隐士涪翁著《针经诊脉法》，传弟子程高。程高传弟子郭玉。汉和帝时，郭玉做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针法传授更广。郭玉喜为贫贱人治病，尽心竭力，应手见效。治贵人病却常不愈。汉和帝责问郭玉，郭玉答道，贵人威风太大，好自作主张，不听从医者的法度。骨节又柔弱，用了针不能再用药。有时用针难免要出些血，我心里恐怖，那里还顾得治病。
谯县人华佗精针法，尤精外科手术。将动手术，先使病人饮麻沸散，失去知觉，刳割腹背后缝合创口，涂敷膏药，四五天便合口。华佗又教人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使身体轻便，血脉流通，可以预防疾病，延年不老。曹操患头风病，要华佗治疗断病根。华佗说只能缓治延岁月，不能断根。曹操发怒，杀华佗。华佗两个弟子，吴普擅长外科，樊阿擅长针术。关羽左臂中箭毒，医师刳肉刮骨，关羽言笑自如；司马师目上生瘤，让医师割去。这种局部割治，大概也用麻醉药。
医学在战国是一个发展时期，到东汉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点是阴阳五行的色彩比战国时医经大见轻减。
四 宗教
巫是一种原始宗教。随着华夏地区的扩大，巫教被史官文化排斥，逐渐失去它的宗教作用。孔子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看来就是在保持着巫师的楚国，巫师也只能和医师同列，而医师的社会地位在当时是不高的。汉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础上制造出一个普遍流行的宗教，许多外来宗教的陆续传入和佛教的一时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独尊的地位。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来，应归功于史官文化，因为它含有抵抗（虽然是不彻底的）宗教的因素。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儒学创始人孔子，教人专重人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谈鬼神和死后事，是孔子也是儒学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宗教得以兴盛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对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绝对信仰，而儒学对鬼神则是怀疑，敬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