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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佛教艺术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首要事务，单就现在还存留着的大量艺术作品来看当时社会财富的耗费状况，已经是可惊的，何况消失了的财富如僧尼生活费、巨大建筑物等等，耗费量比这些艺术作品要大得无数倍。佛教徒为了求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费任何财物作代价，替佛教徒付出代价的却是劳动民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付出的代价既如此巨大，遗留下来的又只是这些艺术作品，因之，必须予以十分珍惜，必须从这里吸收有益的资料来取得补偿。
下面大体上按年代先后，略述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敦煌千佛洞
佛教传入西域，再传入内地，敦煌正是从西域到内地的咽喉处。西域北路的龟兹国，南路的于阗国，都是佛教特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开凿石窟供奉佛菩萨，其中有塑像、有壁画，形成西域式与天竺式相结合的一种石窟艺术。《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敦煌所得的旧式，石窟艺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种。敦煌出现石窟，显然受西域的影响，不过，它既到了敦煌，就得加入些中国式，成为最早的中国石窟艺术，由此传入内地，加入更多的中国式，再回到敦煌来，发展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
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端有断崖，开凿六百多个窟洞，其中四百六十九个都有壁画和塑像。这些窟洞的开凿，一说，开始于三五三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据唐人碑记，最早的一个叫做莫高窟，是三六六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僧人乐傅（音zǔn）所作。此后，历代都有造作，现存魏窟二十二个（包括西魏和周），隋九十六个，唐二百零二个，五代三十一个，宋九十六个，西夏四个，元九个，清四个，年代不明的五个。魏窟实际数字可能多于二十二个，但从历代盛衰的趋势看来，极盛时期是在隋唐二朝，魏窟只是这个极盛时期的先驱者。
现存的二十二个魏窟，艺术家们按照壁画塑像的作风和云岗龙门等地作比较，判断为魏中期至晚期（四七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至五八一年——周静帝大象三年）的作品。这是因为魏窟艺术比起云岗昙曜五窟的早期艺术来，魏窟已经添加了较多的中国民族形式，可见现存的魏窟以前，还有一段西域作风更多、中国作风较少的艺术存在过。艺术家们推想从最早的敦煌艺术传到平城（昙曜五窟）以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改变，再传到敦煌，才成为现存魏窟的艺术。乐傅及其后继者所作最早窟洞，久已遗失，无法取证，但这种推想，还是可信的。
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共有大小四十几个主洞，佛像可能有十万个左右，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四五○年，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开凿五个大石窟（现存石窟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其余石窟大部分是迁都洛阳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窟是第六窟（魏孝文帝时开凿），由地面到窟顶高达二十公尺，中央直立一个宽约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连窟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装饰，很难找出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在山石上用人力来完成凿大窟雕佛像的工作，比敦煌石窟规模大得无数倍。
云岗石窟参照外来形式进行开凿，有一定的规格，昙曜五窟表现得较为明显。此后所造诸窟，雕刻家似在力求打破这种规格上的限制，尽量使汉族传统艺术的形式适用于这种佛教雕刻艺术。
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唇厚、鼻高、目长、颐丰、肩宽，有雄健的气概。它们不很象佛经上描写的佛相，也不很象汉族人的状貌，这大概是依据魏开国诸帝的面貌经艺术家加以佛化后得出的形状。魏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照自己的身样造石像，脸上足下各嵌黑石，和他的真身上黑子相同。昙曜造大佛像，模仿皇帝面貌以取宠幸，是很可能的。
大佛像高大雄伟，显示举世独尊，无可对比的气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低似一个，全体服从大佛像。再配上飞天和侏儒，为大佛眼役。飞天手执乐器，飞舞天空，表示在大佛庇荫下服役的愉快。
侏儒身形矮小，躯干健壮，雕刻在龛基、座础、梁下、柱顶等处，用力举重物，神情仍甚欢喜，表示为大佛服重役是快乐事。大佛象征皇帝，其他各级石像是大小群臣，飞天侏儒是各种服役的奴隶和民众。在每一个石窟里，雕刻着这样一幅完整的封建统治和谐图，自然是符合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它使入窟的人，就在这个窟里，通过美妙的宗教艺术，感受到服从皇帝统治的全部教训。魏国势自魏文成帝时开始趋向于衰弱，因之向宗教求助也开始趋向于迫切，云岗石窟的主要部分都产生在迁洛以前四十余年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龙门石窟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艺术也从乎城转移到洛阳来。洛阳南有伊阙，西岸名为龙门山，东岸名为香山，两岸石质都是坚硬的大理石悬崖。四九五年，魏宗室比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称为古阳洞的大石窟。五○○年至五二三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总称为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古阳洞的续修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八十万以上。这些主要石窟以外，还有药方洞以及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
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五十余年的营造，整个石窟刻满了大小佛像。宾阳中洞刻有帝后礼佛图，最为精美。龙门诸窟比云岗诸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的雄健可畏变为龙门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清癯面上含着微笑，仿佛想要人和它亲近。佛面变化，反映魏统治力量强弱的变化。
伊阙两岸特别是西岸上，石窟和露天的石龛当有几千个，其中北朝所造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唐朝最多，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龙门诸洞还保存着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余种。
敦煌石窟是绘画的最大宝库，云岗和龙门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宝库。
麦积山石窟
甘肃天水县麦积山石窟，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还有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几百年，塑像并未溃败，泥土几乎与坚石相似，这种特殊的和泥法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自隋唐以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到十五公尺以上，小塑像高仅二十多公分，一千几百年间各朝代塑像术都有自己的特点，聚集在麦积山的石窟群里，可说是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义县万佛洞
辽宁义县万佛洞，四九九年，魏营州刺史元景创建。东区西区各有六个石窟，窟中还有些雕像遗存。
炳灵寺石窟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现已查出共有三十六个窟，九十八个龛。其中北朝十窟两龛，唐二十一窟八十五龛，明五窟一龛。有些石雕像已经风化，艺术价值不免减损，但仍是著名的一个石窟群。
巩县石窟寺
河南巩县有石窟寺。魏、东魏、齐陆续开凿，共有五个窟。窟中刻礼佛图多幅。礼佛人（供养人）躯干高大，仪态华贵，侍从人身体矮小，手执仪仗服事主人，也是阶级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
南北响堂山石窟
河北邯郸市峰峰镇有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齐文宣帝在北响堂山开凿三个石窟，其中称为大佛洞的石窟最为宏大，雕刻精美，可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岗各大窟相比拟。南响堂山共有七个窟，都是齐时开凿，规模不及北响堂山。
天龙山万佛洞
山西太原天龙山，五五一年，齐文宣帝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五五六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两个大石佛已不见遗迹，当是年久崩坏了。天龙山又有五六○年创建的石窟，经齐隋唐陆续开凿，东岸有八窟，西岸有十三窟。齐窟三个在东峰，隋窟一个在东峰，两个在西峰，其余都是唐窟。
上列大石窟群以外，还有不少较小的北朝石窟，散在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可能还有未曾发现的石窟。就已知的石窟来说，窟内作品或因艺术精美被盗贼掠夺而去（主犯是帝国主义分子），或因愚昧无知不加爱惜，破坏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保护这些残存的艺术作品，为今后发展人民艺术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六 文学
西晋太康时期昌盛的文学，经永嘉大乱，随着士族流迁到长江流域，在北方，文学几乎灭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创造的文学也灭迹了。民间文学很少被保存，但从《木兰诗》看来，可信民间是有创作的。北朝末年，南方文学回灌北方，衰落已久的文学开始在士人中出现活动的气象。
诗赋——《木兰诗》中君主或称可汗或称天子，木兰家在黄河南，出征地点在北边，看来这首诗当是魏迁都洛阳以后，六镇起事以前的作品。魏自道武帝起，对塞外用兵，总是一击就归来，从没有接连作战甚至一去十二年才完结的战事。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这自然是非常动人的奇迹，民间歌颂这个英雄女儿，逐渐扩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洁道德。中国妇女是有这样的气概和道德的，因之这首诗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倒不必考证木兰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木兰诗》和东汉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代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两篇伟大诗篇。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在东魏和齐，北方开始出现温子升、邢邵、魏收三个著名的文士，号称三才。三人互相指责，邢邵斥魏收偷窃江南任昉，魏收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魏收说温于升不会作赋，不算大才士。三人都模拟南朝人作诗文，并无特色。在西魏和周，有王褒庾信两个大文士。王褒庾信原来都是南朝做宫体诗的名手，梁国破亡，他们到西魏做官，给北方将兴的文学以很大的推动。王褒人品卑劣不堪，所作无非是些宫体。庾信颇有国亡家破的感慨，自称凡有造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经历西魏周二朝，所作诗赋，辞采靡丽，情感充溢，如《咏怀诗》、《哀江南赋》等篇，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卓然超轶南北两朝众文士，成为当时的文宗。庾信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文学史上地位，堪与屈（原）宋（玉）启汉相比拟。唐张说诗“兰成（庾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杜甫用清新二字评庾信诗，又作诗，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唐人推崇庾信备至，正因为受庾信影响至深。
骈文和古文——梁陈骈文实际已经是四六文。《四库提要》说“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他在魏周，声望极高，公卿家碑志，多请他撰文，北方文体为之大变。《四库提要》的评论是确切的。
字文泰令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这种矫枉过正，纯袭训诰形貌的文字，比骈文更不合实用，宜乎远不敌庾信所作南朝文体的得人喜爱，但从有意摈斥浮华，提倡质朴的用意来说，苏绰《大诰》终究是唐人古文运动的正式起点，在文学史上还有它应得的地位。
七 重要著作
郦道元《水经注》——汉武帝时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数传至汉末涂恽。涂恽传授桑钦。桑钦撰《水经》，列举全中国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条，大大扩展了《禹贡篇》，这是《古文尚书》经师对地理学的一个贡献。
《四库提要》疑《水经》出三国时人之手，非桑钦所作，也可备一说。魏哪道元注《水经》，成书四十卷，收集有关各水的文记极为广博。清末王先谦说，郦道元注书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凡水道经过的地方，所有山陵城邑建筑名胜珍物异事等项，详为叙述，元魏以上故事旧记，都可以从注文中考求得知大概。《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沟洫志》讲水道，一般是简略的，到郦道元作《水经注》，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贾思勰《齐民要术》——贾思勰生年大概比郦道元晚一些，当是魏末和东魏时人。他在《齐民要术自序》里说，“采捃（音郡jùn）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成，验之行事”。这部书引用书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种，采取农民口传的农事歌谣三十条，再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并且经过自己的实际考查。贾思勰写成这部书，用功非常勤苦，因而成为不朽的农业巨著。全书共九十二篇，合成十卷，凡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所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都叙述在书中，可谓集西周至元魏生产知识之大成。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民众屡遭战乱，但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却并不低落，《齐民要术》可以作证。只要全国统一，战乱停止，生产力就会很快地恢复起来。
杨衒之（衒音漩xuàn）《洛阳伽蓝记》——杨衒魏末和东魏时人。他亲见富贵人侵夺百姓财物，造夺塔，养僧尼，祸害无穷。洛阳残破后，撰《洛阳伽蓝记》五卷。记中描写战乱前寺观庙塔的弘壮侈靡，穷形极相，尽文笔之能事，有力他说明奉佛求福的祸国殃民。他在《自序》里说，“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足见《洛阳伽蓝记》是寄托政治情感的著作，文字精美，还只是作者的余事。
颜之推《颜氏家训》——颜之推本是梁人，宇文泰破江陵，被俘入关中。他不愿给国仇作臣属，率妻子逃奔至齐。齐亡后入周，至隋文帝时病死。他在《观我生赋》里说，自己一生做三次亡国的人。自注：一次是侯景杀梁简文帝灭梁，二次是字文泰破江陵灭梁，三次是周武帝灭齐。他反对字文氏，却不得不做周国的官，在这篇赋的结束处，表现极其沉痛的心情，他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谈论）以膏身（有声名），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祭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白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位麟也”。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南朝重要著作都是文学，北朝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