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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路斯提乌斯在文字修养方面是有准备的，这一点从他的成果得到证明。在这将近10年中间，他写了两部专题的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片段保存下来的是他最后的力作《历史》。此外还有给恺撒的演说和书信各一篇也保存下来，但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写的。如果给这些作品系年的话，那末情况大致是这样：《对晚年的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ADCAEASAREM，SENEMDEREPUBLICAORATIO）写于公元前50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撒与庞培对峙时期；《给晚年的恺撒的信。论共和国》（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EPISTULA）写于公元前46年即恺撒基本上战败了庞培和庞培派的军队之后；《喀提林阴谋》（BellumCatilinae直译是《喀提林战争》）发表于公元前43年左右；《朱古达战争》（BelAlumIugurthinum）发表于公元前41年左右。似乎在《喀提林阴谋》问世后不久作者即着手写作此书。
《历史》（Historiae）记述从公元前78年到公元前67年大约12年间的事情，它们完全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西森纳的《历史》写到苏拉之死即公元前78年，此书可以视为它的一个续篇；但此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篇演说，即《执政官雷比达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Lepidicos．adpopulumRomanum），演说发表于公元前78年，是抨击苏拉的统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OratioPhilippiinsenatu），这是贵族派领袖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腓力普斯对前一演说的反驳，因为雷比达要求连任执政官并恢复保民官的权利；《盖乌斯·科塔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C．Cottaeadpopulum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75年度执政官，鉴于民众在这一年对权贵的攻击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丧服对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说进行安抚，以免群众的情绪激化成为内乱）；《保民官马凯尔对民众发表的演说》（OratioMacriTR．PL．adplebem），公元前73年在权贵和民众进行的斗争中，保民官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用这篇演说攻击权贵的统治。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书信，即《格涅乌斯·庞培给元老院的信》（EpistulaCn．Pompeiadsenatum，赛尔托里乌斯在公元前75年秋天利用游击战术切断了庞培的粮食供应，所以庞培写信给元老院要求金钱、物资的支援）；《米特拉达特斯的信》（EpistulaMithridatis，公元前69年被路库路斯打败的米特拉达特斯写信给帕提亚国王阿尔撒凯斯，希望同他结盟共同抗击罗马人）。这些演说和书信是因其文字精采而被后世的修词学家选入他们的教本，得以保存下来的。此外还有为后世作家征引过的一些片段保存下来。在它们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罗斯（DeBrosse）、克里茨（Kritz）、狄奇（Dietsch）和茂伦布莱舍尔（Maur－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撒路斯提乌斯这部压卷之作，可能是在较早的时期便已开始准备了，说不定是和《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交叉进行的。就篇幅而论，其写作不大可能在《朱古达战争》发表之后。可以认为前两种专题历史只是后来的《历史》的一种试笔，因为就文笔而论，《历史》的文字显然更完美，更成熟些。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少年时在罗马从名师学习；青年时开始从政，也像当时一般罗马青年那样，干正经事也干荒唐事；发生战争时就随军出征，吃得了各种各样的苦头，退下来又能拿起笔来写文章，这就是共和时期中上层罗马人的写照，从《高卢战记》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恺撒那样出身高贵的人，也决不是弱不禁风的贵公子，而能够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年轻时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似的屋大维（奥古斯都），一旦随舅祖父恺撒踏上征途，那就无论什么苦也经受得住，从而得到恺撒的赏识，认为他够得上罗马人的标准。要想养尊处优，克拉苏应当算是满有条件的了，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业，挥师东征，虽然最后战死在外面，却不愧是古罗马人。恺撒对撒路斯提乌斯无疑是赏识的，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极力报效，你看他自公元前49年之后，为了恺撒的事业几乎是马不停蹄，东西南北四处奔走出现在各个关键的场合，那劳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奇尔奇那岛的战斗，更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见以文笔见称的罗马史家同时又是坚苦备尝的斗士，这和帝国时代专作皇帝侍从的文学之士是大不相同的。
撒路斯提乌斯从政治生活中退下来之后为什么要写历史？他在罗马史学中占什么地位，要了解这一点，就得先回顾一下撒路斯提乌斯以前罗马史学的情况。
罗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还很简陋，处于刚刚形成的过程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史书。不过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关的事项记载下来，而纪年则是以执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级官吏的名字作为标志的，这就是所谓编年大事记（Annales）。据说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编年大事记已毁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入侵。后来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大司祭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司凯沃拉（PubliusMuciusScaevola）补充整理了80卷的《大编年大事记》（Annalesmaximi）（已佚）。但这些记录都是零碎的，无系统性，至多只有史料的价值，不是真正的历史。
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诗人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Naevius）和号称“罗马诗歌之父”的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Ennius，前239年—前169年）虽都曾用诗体的文字记述罗马的历史，但他们都是把它作为诗歌（文艺）作品来写作的。当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历史的实际。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史诗，它们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历史。有人因为诗人用历史题材写作便把他们说成是罗马最早的历史学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些作家如克温图斯·法比乌斯（QuintusFabius，公元前254年—？）、路奇乌斯·琴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uciusCinc－iusAlimentus，活动时期和法比乌斯大略相当）、奥路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ulusPostumiusAlbinus，公元前151年度执政官）和盖乌斯·阿奇利乌斯〔GaiusAcilius，曾为公元前155年参加雅典哲学家使团的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作过翻译〕，他们都用希腊语撰写过罗马古代的历史，但是它们的读者对象更多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是一种为罗马的统治辩护，宣扬罗马声威的政治宣传品，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腊教育，所以撰史时使用的也是那种偏重于讲故事的希腊化手法，这种作品不能被承认为真正的历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入罗马史学的体系之中。
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前234年—前149年）即历史上所说的大加图或监察官加图是罗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写罗马历史的人。他是一位正统的、保守的罗马人，对罗马文化中的希腊影响一向深恶痛绝，而宁肯保持罗马粗犷质朴的特色。在文化方面，重要的是他制订了散文的拉丁语；罗马人对希腊取得的胜利使他不能容忍罗马人继续用希腊语写作。他写了一部7卷的《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时间从意大利和罗马的早期历史一直到他当代。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编年体而是分成若干题目来叙述的，文字虽然朴拙，但是已经有了真正史书的规模，只是在取材方面，除了罗马的有关文献之外，仍然不能不借重于希腊人的作品。可惜全书已失传，只有片断保存下来。
在大加图的影响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他的同时代人还可以举出路奇乌斯·卡西乌斯·赫米那（LuciusCassiusHemina）和格涅乌斯·盖利乌斯（GnaeusGellius）。这两位老编年体作家也都系统地记述了从早期到他们当时的罗马历史，这些作品本身虽然没有传下来，其内容却部分地保留在后来的历史作品里。
以上就是撒路斯提乌斯撰史时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罗马史学情况。如果他也想写一部从古代以来的通史的话——他的老师阿泰乌斯·腓洛洛古斯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份提纲——那么他所能依据的拉丁文献实在有限，而只能照抄希腊语作品里提供给他的大量“演义”。对于通晓希腊语的撒路斯提乌斯来说，这方面的材料当时不但很多，而且是很容易获得的。且不说这些材料大都没有什么依据，那些为贵族树碑立传的东西肯定是不合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口味的。而且从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为撰史而撰史，而是要通过这一活动施展他另一方面的抱负，尽管他说他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
如何通过撰史表现自己的信念以及他对撰史的看法，他在《喀提林阴谋》的开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全部力量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体。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精神是我们和诸神共有的，肉体则是我们和禽兽所共有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用肉体的暴力去寻求荣誉，这样我们才可以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名垂后世（重点引者所加，下同），因为我们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要知道，从财富和美貌得来的声名是转瞬即逝的和脆弱的。而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荣的和不朽的财富。”“……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业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但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得上他所记述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人就会认为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则他们便认为你的话即使不是荒屡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但是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又不致被人指为荒诞无稽，那么就以记述自己亲历的事情为好，而自己这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志愿：“……在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之后，我的心情归于平静并且我已决心从此再也不参预政治生活……我决心回到我过去向往的志愿上来，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偏离这一志愿；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情挑选出来，笔之于书。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因为这时我个人已经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的偏见。”由于他本人受过希腊教育，接触过希腊的史书，对比之下，罗马人在撰史方面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像他所说：“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不是像传闻中描写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已有的大量用希腊语写的有关罗马历史的著作只起一种宣传作用，根本不能同希腊本身的伟大历史作品相提并论。那里面的不少捏造和模仿的劣品，根本不能当作历史来对待。至于早期诗体拉丁语的有关神话历史传说的记述，也还太原始、太简陋、太零碎，难以列入史书之林。难怪撒路斯提乌斯会发出罗马无史书的慨叹了。
几百年前的史料既然大半毁于高卢之劫，而抄录那些编造的故事又于心有所不安，撒路斯提乌斯只能从身边的历史来着墨。喀提林的阴谋是他亲眼目睹的，里面的不少当事人是他的朋友；朱古达的战争虽然早一些，但是他可以得到不少有关资料，许多亲历此事的老一辈人还有在世的，更何况他在北非担任过长官，熟知那里的风土人情，所以写起来也更觉亲切。《历史》各卷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他亲历的（前78年到前66年），得心应手当不在话下。
至于撒路斯提乌斯为什么先从记述喀提林的事件着手，据他自己说，“这是特别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他写作这篇专题的历史著作时不但可以依据他可以看到的大量文献（如元老院的命令，西塞罗已发表的演说等等），还可以向有关人员查询，比如有关克拉苏是否参加了阴谋的问题，他就直接向克拉苏本人打听过。所以说，尽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来，无论作为历史，还是作为文章，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都是备受后代重视的重要文献。
作为用散文写作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直接的源流应当说是老加图。观点不用说了，就是文字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乃至攻击他的人竟说他抄袭监察官加图的作品。比如拉奈乌斯就说他是“古人、特别是加图的语言的一个无知的抄袭者”。但关于他在史学中的地位，罗曼却说：“……当撒路斯提乌斯不得不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的时候（即公元前45年），他决心从事撰述；这时罗马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配得上这个名称。”这实际是把他说成是罗马的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了。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受希腊历史著作，特别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影响也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喀提林阴谋下面我们就简略介绍一下喀提林阴谋这一事件本身。
喀提林的阴谋是在共和国末期罗马表面上繁荣而内部动荡不安，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夕发生的。这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院和势力急速扩大的庞培，庞培和克拉苏，庞培和后来异军突起的恺撒，克拉苏与恺撒同元老院贵族乃至民主派，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贵族出身的恺撒成了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保守立场。喀提林的阴谋就是这种错综复杂形势的一个爆发点。
路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公元前108年出生在一个有广泛上层联系，但是破落的贵族之家。他在不久前的内战里站在苏拉一面，是一位卖力的打手。苏拉独裁进行大屠杀大没收（公敌宣告）时，喀提林又是他的一个急先锋，这期间他当然捞到了不少的油水，但总的说来没有受到苏拉的重用。他什么时候开始从政，史无明文，但公元前68年他已经是行政长官了；公元前67年他从阿非利加长官任上返回罗马后曾因勒索罪而被控于法庭，因此在公元前66年提出竞选公元前65年度的执政官时，他的诉讼问题因尚未了结而被取消了竞选资格。由于罗马当时外放者几乎无人不贪赃枉法，因而行省长官回来后被控乃是常见的情况，对这一问题本来是可松可紧的，偏偏主持此事的执政官沃尔卡奇乌斯·图利乌斯（VolcaciusTullius）对此毫无宽假之意，就和对待另两名候选人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AutroniusPaetus）和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CorneliusSulla）（独裁官苏拉的侄子）一样。后两个人也是在当选之后因发现有行贿行为而按照公元前67年的卡尔普尔尼乌斯法（LexCalpurnia）被取消了执政官职位和元老资格的。这一点只反映出派别斗争的激烈而并不说明这个“可以出售的”罗马在政治上已经有了执法严明的迹象。但使他们极为恼火的却是，就在不久之前，公元前67年度的执政官、两个保守派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iusCalpurniusPiso）和玛尔库斯·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欧（MarcusAciliusGlabr－io）正是通过明目张胆的行贿而“当选”的。其实这些当选的执政官几乎都是权门子弟，高级官吏的职位照例是由他们包办了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