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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篇抨击文字里，口口声声把西塞罗叫做阿尔皮努姆的“新人”（homonovusArpinas），这是只有以门第自高的贵族而不是同属骑士等级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才应当说出的话。
西塞罗留给后人的作品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在如此众多而且公私无所不包的文献中以及别的有关文献中却再难找出可以证明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
否则作者在《喀提林阴谋》中也完全可以指责西塞罗的非法行为。首先，元老院没有审判权，但元老院却判处阴谋者以死刑并立即执行；其次，元老院没有给罗马公民向人民大会申诉的机会。
而且，如果《喀提林阴谋》像学者们推定的那样，发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末我们知道这时正是西塞罗被杀害不久，西塞罗的作品被查禁的时候；这时如果把各种污泥浊水泼到他身上却是很趋时的，而撒路斯提乌斯却偏偏抛出使人记起西塞罗最神气时期的作品，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吗！这不但不能说明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私仇，却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如果作者不是已经退出当时的派系之争，这种作品肯定是会给他找麻烦的。
当然，还有人例如伽斯东·布瓦西耶（GastonBoissier）甚至从文风的不同推定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提法虽然别出新裁，但毕竟只是一种大胆假设，而求证的方式却不免有点随心所欲了。
关于朱古达战争朱古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场大规模的、关系罗马生死存亡的战争。战争的过程也并不太曲折复杂。朱古达即使精明能干，但他终归不是罗马人的对手，而且罗马人本来也不需要这样久才解决努米地亚的问题。而撒路斯提乌斯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材，除了他熟悉作战地点这个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暴露当时元老贵族寡头的腐化堕落，这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达之所以敢于这样耍弄罗马贵族统治寡头，也正是因为他看清楚，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无论什么都能出卖的、最黑暗、最无耻的城市。
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里对朱古达战争当时罗马的形势作了扼要的介绍：“在盖乌斯·格拉古死后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动时期开始稍稍缓和下去了。贵族中最有远见和灵活的那一部分和骑士取得了妥协；骑士由于审判改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
用这一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与此同时给了人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的民主运动长时期不能得到恢复。这一运动蜕变和式微了。保民官在这一时期只限于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从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动人物。
“当然，这种‘小打小闹’的政策并不能结束那个贵族集团——它由于反对派的小的让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统治。这个集团不大，只有几个家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关于这个家族后面我还要谈到。——引者）。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便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个女儿。
“统治寡头施行的是纯家族的政策，他们只容许‘自己人’当权，……格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则的。族阀主义、统治集团的狭小的圈子和没有真正的监督产生了从上到下遍及于整个国家机构的可怕的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人团长无一人不贪污受贿。
“这种可怕的堕落在军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的，并且遭到了许多可耻的失败。
军队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由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租税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军队经常不足额，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论也是什么事也不顶的。纪律败坏得可怕：战士大量逃跑、投敌、从事掠夺。统帅部更要坏。
军官收取敌人的贿赂并在饮宴中消磨时日。军营中有许多妓女、军官的奴仆、小商贩等等。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敌的罗马军队的战斗能力，这是很容易想像的！”（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一段和《朱古达战争》中的记述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根据的。科瓦略夫就随后为什么马略能够扭转战争形势作了分析：“对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当然首先有责任……但是罗马军事制度的衰败有其更深的原因（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接触到了，但是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引者）。公民的自卫军已经过时了。以财产资格和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军队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经济上的退化使军队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们不能把军事技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公元前2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要求的是常备军而不是民兵。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科瓦略夫指出了马略的军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战斗力这个方面，但是他简单地把这一战争说成是“民主运动新高涨的一个出发点”就不够全面了。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形势中，元老院的权贵集团和广大民众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随后又出现了有士兵作后援的掌握指挥大权的个人，这些力量的联合与排斥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往往不是单纯用个什么派就概括得了的。贵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贵族观点。朱古达战争所以在罗马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这样两点原因：首先，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是弱小者对强大者的一次挑战。从国内的关系来说，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贱者对权贵集团的一次挑战。其次，这一战争全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的腐败。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决了战斗力的问题，但是造成了军队成分（因为他是从同按财产资格登记的民军无关的无产者和罗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军队对个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军队的个人成了决定大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恺撒后来的专政是撒路斯提乌斯亲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这一专政的受益者。他虽看到了但是不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对恺撒作共和理想主义的说教。他的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从说教家的水平对罗马的现实进行揭露。
努米底亚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玛乌列塔尼亚以东，北临地中海，南面则是一片沙漠地带。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由于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罗马人早就知道这块从西面和南面包围着迦太基的蛮荒之地，但是对它并不熟悉，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努米底亚人基本上还是个游牧民族（努米底亚的名称和古希腊语CDμEδFs即牧民这个词是有联系的），只有不多的从事原始农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罗马人的重视。
作为罗马人的忠实联盟者的玛西尼撒（前约240年—前149年）是东努米底亚的玛西列斯人（Massyles）的国王盖亚（Gaia）的儿子。他因为是在迦太基长大的，所以从公元前212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边在西班牙同罗马人作战，但后来他被斯奇比奥争取到罗马人一方面来（前206年）。盖亚死后，玛西尼撒在努米底亚的部族玛赛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领西法克斯（Syphoax）的压迫下不得不逃离努米底亚。公元前204年，玛西尼撒在罗马人的帮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Magni）对西法克斯的营地的一次夜袭中打败了他，收复了奇尔塔。公元前202年他又以他的精锐骑兵帮助斯奇比奥在扎玛（Zama）一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从公元前201年起他就成了整个努米底亚的国王。这之后的王朝之争，都是在玛西尼撒的后人之间进行的。他的后裔的世系可以参见《朱古达战争》第5章有关注释。
至于同朱古达作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属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个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他在憎恨权贵的撒路斯提乌斯的笔下应当说是个例外的人物。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梅特路斯严于治军，以身作则，是个符合标准的有古罗马人风范的人物。至于他对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一事的嘲讽，固然失于傲慢与偏执，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马略家一直是他家的门客（Protégé），而马略之所以能担任他的副帅也完全是由于他的提拔与举荐。至于梅特路斯一家何等显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权到什么程度，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乌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此人在公元前251年和公元前247年两次担任执政官。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前206年度的执政官。这个梅特路斯的两个儿子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LuciusMetellusCalvus）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QuintusMetellusMacedonicus）则分别是公元前142年和前143年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就是对朱古达作战的那位统帅（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父亲，大概是因为秃头所以有卡尔乌斯（Calvus）的绰号。梅特路斯·马其顿尼库斯则是参加过皮德那（Pydna）战役（公元前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欧皮米乌斯一道参加过对盖乌斯·格拉古的镇压。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这一辈叔伯兄弟6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也都担任过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巴列亚里库斯（QuintusMetellusBalearicus）是公元前123年度执政官，他因公元前123年至公元前121年间征服过巴列亚尔群岛而得到巴列亚里库斯的称号；路奇乌斯·梅特路斯·狄亚德玛图斯（LuciusMetellusDiadematus）是公元前117年度执政官；玛尔库斯·梅特路斯（MarcusMetellus）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GaiusMetellusCaprarius）是公元前113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LuAciusMetellusDelmaticus）是公元前119年度的执政官。这一辈下面的一辈，包括他们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的女儿凯奇利娅·梅特拉就先嫁给了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首席元老），后来又嫁给了独裁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苏拉的第四位妻子）。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努米地库斯（即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姊妹和公元前104年度行政长官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路库路斯之间所生的、和父亲同名的儿子则是公元前74年度的执政官。
此外，就是后来像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和格涅乌斯·庞培·玛格努斯（两人同是公元前70年度执政官）也都和梅特路斯家族有裙带关系。克拉苏的儿子玛尔库斯娶了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的孙女、公元前69年度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Q．MetellusCreticus）的女儿梅特拉；另一个儿子普布利乌斯娶了科尔涅利娅，而正是这个科尔涅利娅又嫁给了庞培·玛格努斯。科尔涅利娅是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的外孙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PubliusScipioNasica，公元前93年度行政长官）的孙女。
声势煊赫的梅特路斯家族的例子可以说明元老院权贵家族把持政权的程度和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在元老权贵的把持下，作为梅特路斯家族的门客的马略要想在罗马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地位将会遇到何等的困难！马略是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一书中最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正是用他反衬当时当权贵族的腐败无能并通过他的嘴巴对权贵作了痛快淋漓的嘲讽。马略之当选执政官反映了民众对统治的权贵的憎恨，同时表明在北方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下，腐化的权贵中已无人能担起这一重任。
马略公元前156年左右生于沃尔斯奇人居住的山间小镇阿尔皮努姆。如果说他的同乡西塞罗的父亲是一位有教养的“乡绅”，那么马略的父母可能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他没有机会到罗马去受教育，所以过的是古罗马人的那种艰苦磨练的日子。比起罗马的那些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粗人”。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个“粗人”，不但不讳言这一点，而且引以为荣。他嘲笑罗马人向自己的奴隶希腊人学习希腊文学。他具有古罗马人的美德，一向廉洁自奉，吃苦耐劳，作战时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的性格刚正不阿，近于暴躁，但他的美德得到世人的好感，尽管他缺少当时从政的两个主要条件：门第、财富与口才。他娶了出身高贵门第的优利娅，就是优利乌斯·恺撒的姑母。普鲁塔克在马略的传记里还记载了他的惊人的忍耐力：“据说他（指马略——引者）的双腿有动脉曲张的毛病，他不喜欢腿部的这种怪样子，于是决定去找外科医生动手术。
他不要自己被固定起来就把腿伸给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但他却表现得坚定而沉静，不但一动未动，而且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当医生要在另一条腿上作手术时，他却不愿伸出腿来，说他看得出治疗的效果配不上他受的痛苦。”西方的这一轶闻简直可以同华陀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比美了。他最初在斯奇比奥·阿非利加努斯麾下参加努曼提亚战争时（公元前133年）便以其勇敢而得到统帅的赏识，据说甚至被统帅推许为自己的后继者。公元前119年当马略担任保民官时也以其立场坚定和公正不倚著称。公元前115年他担任了行政长官后以同行政长官的长官身分去远西班牙（公元前114年），在这里他不是像一般贵族那样为自己搜括财富，而是整肃了那里的肆意掠夺的行为，因为那里的伊伯里安人还处于野蛮状态，把掠夺看成是正当的营生。修昔底德早就指出，远古的希腊人就把陆上和海上的掠夺都看成是正当的营生。古代的强盗往往认为掠夺和战争就是一回事，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而耕作劳动则是他们所不屑为的事情。耕作是奴隶的营生，而掠夺才是男子汉干的体面事情。
公元前109年梅特路斯（当年度执政官）来非洲时选定了马略作他的副帅。梅特路斯当然了解马略的实干性格，这是他带马略同来的主要原因。马略虽然耿直、倔犟，但与梅特路斯毕竟还是门客对保护人的关系；因此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使梅特路斯感到意外，又有点嫉妒，但他最后还是允许马略回去竞选，而不是压制他。马略的当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腐败无能的贵族寡头的厌恶，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民众、特别是与非洲有利害关系的骑士等级的支持。公元前107年马略以执政官的身分接过了对朱古达作战的统帅权。而为了准备这次战斗，马略用征兵制取代了过去的民军，正像科瓦略夫指出的：“……元老院允许马略进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则是要败坏他在群众中的声誉（因为有财产的人家的子弟谁也不愿跟着这样一个非名门出身的执政官去吃苦、打仗——引者）。但是马略却能够摆脱这一困难，他是用征募志愿参加者的办法把在财产资格登记表之外的无产者（即先前没有资格在军团中服役的人——引者）征集到军队里来。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新措施。结果罗马军队的社会面貌完全改变了。”罗马早期的民军是和早期的城邦组织相适应的。城邦的范围仅限于城市和它附近的不大的地区，公民的人数也颇为有限。每当发生战争，民军要按财产状况组成军队，最有钱的公民占有优势，因为马匹武器都要自己出资备办，而在军队中占有优势的在政治上自然有更多的权利。战争一结束，军队便应解散，各归本业，这种做法作为共和的传统一直保存到共和末期，尽管有时只是形式上的。但罗马的统治范围一经扩大到整个意大利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这种原始的军队组织自然无法应付经常发生而且时间持久、范围扩大的战争了。在马略以前，事实上意大利与行省的居民和附属王国的部队早已受到征召并参加了罗马的军队，马略则把志愿征募的做法作为一种体制明确规定下来。“结果这便使罗马军队从公民的民军变成了几乎和罗马社会的生产阶级没有关系的职业军队（这当然完全不是说，新的军队不再是整个奴隶社会的阶级组织）。这支军队有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它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