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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看出“七星诗社”的一个心理误区，即对诗人地位的过度提高因而导致诗人在语言上的“孤独”。他们仿佛是从宗教方面得到了灵感，认为诗歌也是一种宗教，一种只有诗人 （“教士”）才能传达个中奥秘的宗教，当然，提高诗人地位并赋之以“神圣”的色彩，这在宫廷诗人笼断诗坛的时候，的确具有一种反抗色彩。诗人不是帝王公侯的仆从，不是低级趣味的回声，而是负有使命的教士，传授一种宗教。
那么，根据这种精神宣言，法语文学（具体说来，“诗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当然，它决不是对古典的一种模仿，所以他们甚至喊出了应把翻译诗人逐出门外的口号 （见宣言第六章）；然而，因为纯粹的法语形式还须经过“借用”一途，因而他们又不能不模仿。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特别形式的模仿：灵感的启发。杜·贝雷在《橄榄集》中谈到这种模仿时说：在阅读古书诗，应该细味古人的思想和情绪，把它们浸润于心灵深处，把它们融会而成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写作时，这些思想和情绪自然而然地从笔下流出来，不加思索，更不用记忆。这种诗学仿佛就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诗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一说的先声，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位湖畔派诗人的内心装的主要不是古希腊罗马，而是“自然”。
这篇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年，乔亚金就欲以其处女作 《橄榄集》证实这一诗学原则，然而，这部模仿罗伦萨诗人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却并没有遵循他自己的理论。为了解释这部诗集（橄榄“Olive”一词是他女友的名字Viole的重拼）为何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说这是因为Viole是一位罗马姑娘。
可是，罗马这座城市——乔亚金曾一度梦游于拉丁作家们笔下的“永恒的罗马”——却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551年，即《橄榄集》问世的第二年，他随亲戚约翰·杜·贝雷到罗马，当他的私人秘书。罗马之行令他非常失望，双目所见，仍是一座肮脏而又破烂的城市；那儿，他认识了许多没有灵魂的人，那些行贿受贿、蝇营狗苟的人，还目睹了众多卑鄙下流的事。罗马之行使这位聋诗人发展了一种讽刺的才能，而《政客诗人》则是这种才能的集中体现。他的讥刺风格在于：他不骂人，他嘲笑人。
罗马废墟所暗示的昨盛今衰的宿命色彩在杜·贝雷心里也引起了某种时光易逝的感伤。在对罗马之行深感懊悔的同时，里昂作为一个怀乡的意象，常缠绕着他。童年的生活，利累的家园以及四野的风光，爱人的缠绵，悲伤的哀怨，——这些，就和他对自己身世的感叹一样，都成了他最优秀的抒情诗的主题。他后期的作品主要有：《罗马怀古集》、《悔恨集》以及《乡下把戏》。
他于1560年三十五岁时早夭。他的早逝对他的朋友龙萨来说，不啻一片巨大的阴影。他在孤零的晚年唱出的那些哀歌，使他成为法国诗坛数一数二的哀歌诗人。乔亚金的早夭使他没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没能长久左右“七星诗社”的方向 （如果这个诗社老是受着他的影响的话，那就可能成为一个模仿精神大于创作精神的团体）。他以一个伟大的诗学家的地位留诸文学史，作为“七星诗社”的理论之旗；而他的好友龙萨则实现了这种诗学理论，是“七星诗社”最优秀的诗人。
皮埃尔·德·龙萨 （Pierre de Ronsard）于 1524年 9月11日出生于旺多姆省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早年生活非常顺利，少年得志，见过世面。他的父亲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侍从官，而龙萨十二岁时也进宫当了侍从。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在阿维农准备与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作战，龙萨随同父亲到了法国军营之中，当王太子的书僮。不巧的是，王太子不久暴卒。龙萨转而伺候国王的第二个儿子，奥雷昂公爵，即未来的享利二世。奥雷昂公爵把他转送给了苏格兰国王杰克·斯图亚特，在苏格兰住了两年。十六岁时重返法国，跟随外交使节拉扎尔·德·巴依夫（La Zare de Baif，其子安东尼后来成为龙萨的密友，亦属“七星诗社”。）以及威廉·杜·贝雷出访过弗兰德斯、德意志及意大利。
然而，这时，一场类似落到乔亚金头上的偶然事件打断了这位外交官的命运——他病倒了，病得非常厉害，以至痊愈以后，听觉仍难恢复。此后，他就成了一个聋子。那时他才十八岁，就被迫放弃了前途无量的政治生涯而转向内心的寻求。
拉扎尔虽是外交使节，却也酷爱学术，是位学者，非常赏识龙萨的才能。他让龙萨与安东尼一同受业于多拉，在他门下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久，多拉被任命为高克雷学院的校长，龙萨与巴依夫一同入校。他们的深厚的友谊是从这段求学时代开始的。他们同住一个宿舍，据说龙萨每天读书读至半夜时，就把巴依夫推醒，然后自己上床睡觉，巴依夫就读书读到天亮。
高克雷学院当时还有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直到社·贝雷由龙萨介绍进入了这个圈子后，才形成日后的“七星诗社”的正式组织。杜·贝雷署名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问世后，龙萨紧接着发表了《颂歌集》的前三部，从此名噪诗坛，成为诗坛巨擘。
当时正处在宗教战争的时代，尽管龙萨对天主教与新教均无同情，可出于政治考虑，认为应该支持天主教（他是一位贵族），于是对日内瓦的“伪君子” （新教徒）有所贬词，因而受到新教徒们的非难。他的诗名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达到了顶峰，受到法国宫廷以及众多人士的一致推崇。只是到了七十年代末以后，他的显名才黯淡下去，可一直没被忘掉。他于1585年12月27日辞世，享年六十一岁。
龙萨的诗作很多。《颂歌集》（前三部）是对古希腊诗人品达的模仿，而这些诗作咏唱的却是几个但丁式的故事。第一部注明献给一位名叫卡商达的意大利少女，龙萨当宫廷仆从时曾遇见过她几次，次年，卡商达下嫁了别人，龙萨从此不曾再见到她。第二部献给了一位年轻的牧羊女子，龙萨是在乡间遇见她的。而第三部，献给了一位聪明而又漂亮的少女。这些都是不结果实的爱情的模式。这些“少女”是否实有其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以某种独特的气质赋予诗歌一种悲伤情调，这给法国的爱情诗带来了严肃的气氛。当然，这不是说，龙萨把爱情处理成了超脱尘间的情感了。他象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赞美俗世的快乐及性感的享受。此后他的诗集相继问世。主要诗集有：《加桑德情歌》、《玛丽情歌》、《赞美诗》、《法兰西亚德》及《给爱兰娜的十四行诗》。
龙萨的情诗采用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的形式，可是主题却有宿命的色彩：
不要蔑视爱情！生活吧，要抓住每一瞬间，趁青春尚在，采摘人生的玫瑰，不要错过时光。
宿命的色彩在大自然的光芒下却消散得无影无踪。这里，龙萨显示出泛神论的倾向。在他看来，自然的形式 （包括生命的形式）千变万化，变动不居，可是物质本身却是永恒不灭的。我们在龙萨的诗作中甚至可以读到“物质不灭”定律的文学版本：
塔尔别平原将会有高山耸起，昔日的火山，明日也许是辽阔的牧场，原来浪花四溅的地方亦将风拂禾苗，沙沙作响，物质永恒不灭，只有形式变幻无常。
人生 （物质的一种形式）的短促与自然（物自身）的永恒，这之间的宿命色彩最终导致及时行乐的倾向。龙萨诗作中的悲剧性的情调，应从这个永恒的冲突中去寻找，这是悲观哲学对于人生投下的浓重的阴影。不过，荒诞感并未阻碍行动的意志，只是给他抹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西西弗斯推着巨石走上山顶，可又命中注定地听其再次滚落山底，这个加缪阐述的神话，龙萨早已作出类似的阐述，只是，他选择的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巧合的是，加缪也曾选择这位盗火者作为存在主义的一个说明。假若下面几行诗句事先不注明出自谁的手笔，读者肯定会以为它们是现代诗人的呢：
我向往那没有障碍的地方，我爱自由，甚于捕获俘虏，象普罗米修斯一样，我在苦难中煎熬，走完的路，希望能重新再走，我的命运虽然早已注定，但我仍要向不可能的东西企求。
龙萨的哲学倾向很浓，这使他的诗作有时显出哲学的痕迹。这与他在高克雷学院的饱学有关。他在诗人的心灵之外，还有一副学者的头脑。他的一些诗作便透露了诗艺与学术之间的微妙的冲突。学术有时候阴碍了诗情的自然流露（灵感），可又赋予他的诗作一种悲剧的精神氛围，大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感觉。龙萨生前曾是名声远播的诗人，可他死后，几个世纪遗忘了他。直到浪漫主义时代，他才被酷爱自然的浪漫派们再次“发现”。现在，一部法国文学史若不谈到龙萨，那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八、蒙田
十六世纪有一位常在自己山庄的散步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自问“Qnesais－je？”（“我知道什么？”）的哲学家。他对自己的描述如下：身材不甚魁梧，中等偏矮，体型结实；脸颊不丰，不过天庭饱满，面部的表情介于春风与愁容之间；性情则不急不徐。当然，这仅仅是一张临摹的素描，他对自己的描述可要详尽得多，以至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对水自赏的自恋者呢。
不过，他常常问的那句“Qne sais－je？”则充满了怀疑论的色彩，是对“自身”的怀疑。他把自己看作开向世界的一个窗子，只有洞悉自己，才能掌握真实的知识。他说：“我描写的就是我。我自己就是我的书的题目。”在另一处，他还写道：“世人的视线都是向着前面的，我却把我的眼光翻过来，望里面。”这大概就是他的方法论。
柏克在他的研究著作《蒙田》里，把蒙田称为“一位早产的现代人物”。他是在说蒙田思想里的一些现代性，例如他的自省方法类似于心理分析，他对那时尚未成其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的研究，他的怀疑论，等等。
米歇尔·埃康·德·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生于1533年2月28日，原姓埃康，后以祖产的名字改姓为蒙田。这处产业（蒙田山庄）位于裴黎哥德境内，是座古老的城堡建筑，四周绿荫环绕。城堡围着高大的围墙，站在远处，就能望见城堡的塔楼，它的三楼就是蒙田的书房，几个狭长的窗子俯瞰整个平原。
这座山庄是蒙田的曾祖于1477年购置的。曾祖以及祖父两代，均为商人，直到父亲彼得·埃康，才弃商从政，任裴黎葛法院的顾问，并兼波尔多市的市长，还一度随法兰西军队到过意大利。
蒙田的早年是在山庄度过的。他的父亲非常重视他的教育，给他聘了一位德国学者当家庭教师。这位不懂法语的僵硬的家庭教师只用拉丁文和蒙田说话。蒙田家亦为儿子学拉丁文的需要，立下一条家规：凡有蒙田在场，只能讲拉丁语。蒙田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的教师只用拉丁与我交谈。至于家中其他的人，不论是我父亲或母亲，或家中之男仆女婢，一律应严守家规，即他们只能用他们所学来的拉丁文，与我聊天，大家因此反而获益匪浅……至学习拉丁之风气蔚然。时至今日，村中有些行业用具，仍然保留其拉丁名字。”
这个六岁以前没有听过半句乡音的孩子的最初教育来自拉丁文化。此后数年，他相继在几所学校——在基哀纳学校攻读拉丁文六年，并参加过拉丁文悲剧的演出；此后，又进了波尔多大学文学院，不久以后转到度路士大学攻读法科，等等——读书，研究拉丁文化，研究戏剧以及法律。二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裴黎葛法院顾问的职位让给了他。次年，该法院并入波尔多高等法院。后来，他又被选为波尔多市的市长，两度被选，视事四年。五十二岁左右，他连任波尔多市长之职时，瘟疫流行，他留在山庄里，照料家庭，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受到该市市民的指责，说他未尽市长之职。从此以后，他放弃了政治生涯，闭门著书。
蒙田死于1593年9月13日，享年六十岁。他的坟墓位于保都大学校园。坟墓的造型非常别致。蒙田石像双手合十，躺在墓台上面，身穿骑士服装，腰佩长剑。
蒙田以其《随感录》留诸后世，这是他在蒙田山庄闭门著书的成果，也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风格独特，内有随笔，议论、回忆、日记，且佐以实例和旁证。
《随感录》究竟说了些什么？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人性。蒙田研究人性的出发点就是他自己。这些零零碎碎的随感缀接起来，其实就是他的自画像，然而这个自画像又像是人性的一个投影，因而他说自己的时候，往往是在谈整个人类。
还是回到蒙田散步的时候常自问的那个问题：Q ne sais－je？这是怀疑论的典型形式。人性易变，永远不能达于真理；甚至学问——学问往往导致人以真理自居——也竟成了人类的痛苦，人类的不幸。蒙田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旧的体系面临分崩离析的时刻，众多的学说及其激起的纷争，使以前仿佛固定的真理也可怕地摇动起来。
蒙田对于自身（人性的一个实例）的反省，也许正是他对时代的一个反省。世间层出不穷的人为灾难究因何种缘故发生？他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反诸自身。这使他的沉思带有过多的心理主义色彩。“我懂得”（Je sais）这个盲目的肯定句正是灾难的根源。人性囿于习惯、偏见、私利、以及诱惑的桎梏，甚至知识（Je sais）也只成了桎梏的另外一种形式。蒙田首先对人类的知识表示怀疑，这使他具有了现代现象主义者的某些特点，即括起不可靠的知识，直面现象本身。以上可以说是蒙田认识论的一个模糊的轮廓。他还提出一种教育思想，即对人性的改良，而他认为，伊壁鸠鲁主义正是一条途经。他的怀疑沦止于伊壁鸠鲁主义，没有彻底下去，而显示出某种肯定生命的倾向。他说死是无法避免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天天接近死亡。我们得把死看作一种工具，一种使生命更可贵更可爱的工具，它给予生命的每一秒钟以无限量的价值，因为这一秒钟也许就是生命的最后一钞。他因此说：“研究哲学就是学死。”
除了研究死亡以外，还有一种解脱途经，就是信奉大自然。他认为快乐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而痛苦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我愉快地感恩地接受自然的赐予，惬意而自满。……大自然是和蔼的引路者……我到处寻找它的踪迹。”
蒙田自己也许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最好实践者。他退隐到蛰居之地的蒙田山庄，一边尽情享受自然美景，一边沉溺于内心的反省，这使《随笔录》的风格非常自然，活泼而又愉快。他的散文具有诗人的风格，想象丰富，词藻优雅，大自然的美景以及人性的思索融为一体，蒙田的文笔挥洒自如，看似漫不经心，却是法兰西著名的文体家之一。
九、维加
维加被他同时代的人称作“天生的怪物”，这大概是就他巨大的几近不叮思议的创造力而言的。他是西班牙各种短诗形式的最初试验者，他也曾写过几部史诗，可以和意大利人塔索或者阿里奥斯托的史诗一争高低。不过，在文学史上，维加却并不主要是以诗艺留名。谈到西班牙的戏剧，人们头一个想到的名字便是维加。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呢？他是西班牙戏剧的光荣，也是西斑牙的光荣，他为世人献出了众多的杰出的作品，而且，数量之巨，令人乍舌。有人作过一项统计，维加生平所写的剧本达一千五百多种，这还不包括宗教短剧。这比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所有戏剧家的作品总和还要多！
此人必定具有某种特异的文学才能。洛卜·德·维加（Lope de Vega）于 1562年生于马德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十四岁上，当他的同龄孩子还在掏鸟蛋时，他已经写出了一出名叫《真诚的情人》的剧本。这不仅说明了他的才华的早熟，也说明了他的气质的早熟，而且，这种早熟的气质里面含有某种危险的淫荡成分。还在少年时期，他就曾因败坏一个女子的名誉而被法庭传讯；成人以后，更是因伤风败俗的桃色新闻而被时人诟病。
好色，贪婪，卑鄙，富有天才，——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