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的土司》可能是为土家地区的土司制度唱的一首悲怆而深沉的挽歌，故事同样具有传奇色彩。从大水中流来的美丽的哑女伍娘，像深山中的一个精灵，土司覃尧抚养了这个精灵，但这位土司因接触到了山外的世界，并不像另一类作品中描写的横蛮、愚昧、凶残的土司，而是有着一个新青年所具有的一切特征，懂得感情，比较理智，开通，传统的初夜权让他毫无愧疚地夺去了伍娘的贞操，但在那一刻，他骤然间发现了另一种男女之间的境界，使他对伍娘产生了没有任何观念介入的纯真感情。但是李安这个象征着异类文化的侵入者，在偶然闯进这个世界之后，爱与恨的冲突必然导致了一场罕见的命运风暴，人类文明也许就在这种血淋淋的争斗中向前推进了。浓郁的土家生活气息，梯玛的法事，舍巴日的血与火，舍巴堂前的鼓舞与祭祀，倒像是一个远古的悲凉的传说。其遒劲与刚烈的风格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壮观景象，很难相信，这一故事竟出自一位女性作家之手，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最后的土司》燃烧着一股野性的火焰，宣泄着一种河流的豪情，那么《花树花树》则像河流上晨雾的轻笼，细碎的浪语。首先要说的是，叶梅在描写鄂西土家女性方面，具有许多别人难以掌握的技巧，灵动和温婉的笔触常常只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女子呼之欲出。使用肢体语言（细节）和对白手法的高超，让行内人士不得不佩服。《花树花树》中昭女和瑛女姐妹两人迥异的命运，可能寄托了作家对鄂西山寨女性的一种殷切理想，一种痛彻忧思。虽然两姐妹的命运加入了作家的主观介入，但并不类型化，倒是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就得益于作家对生活细部的结实书写。在我看来，常常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为了达到小说的神奇感，而将人物的刻画过于浪漫化，显得缺乏生活实感，虚，浮，因而影响了作品的诚信度，想感染和打动读者已是很难了。但叶梅小说的生活化实际上表现作家的写作达到了某种高度，没有这种高度，作家很难在其它方面向前深入和推进。我们看到这篇小说中对昭女和瑛女的外观描写；对太劝昭女不要再读书，对昭女与爹在赶场途中巧遇乡长；对刘平娃去学校见昭女；对昭女与乡长的一系列感情瓜葛；对瑛女被那个贺幺叔所骗，又无可奈何的结局，都写得十分地特别、新鲜、生动、活跃，简直就是一些山野植物般的造型。每一天的山寨生活，磨面也好，赶场也好，说亲也好，煮饭剁猪草也好，哭嫁也好，都活灵活现。活灵活现这个词也许太俗了点，但又十分准确。这使得叶梅小说的现场感十分强烈，再用一个俗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得到这些的生活是在山寨里展开的，朦朦胧胧看得到他（她）们的身影，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画面感，好像云雾初开，寨子拉开了它的帐幕，山里的生活开始了。因此作为一种独特的，描写鄂西出寨的小说成立了。这种让我们产生的对某个地域生活的肯定感，是通过作家的一系列有别于他人的“表演”所呈现出来的，作家的本领在于：让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意象或是一个概念。请允许我插一句他人的现成话——法国批评家萨罗特说：“现在小说的主要问题在于从读者那里收回他旧有的贮存，尽一切可能把他吸引到作者的世界中来。”按照这样的要求，叶梅已经达到了目的。
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已经被拍成了电影，我想它的烟雾弥漫的峡谷，奔流的河水，健壮的船夫，清秀的山妹一定是很能养眼的。我不好把它与另一个电影和小说《边城》类比，但肯定它们所呈现的情韵是有相似之处的。美丽的风光与人情，还有美丽的人性，都是这个河流将告诉我们的内容。
作家从覃老大死后对亡灵的跳丧——跳撒忧儿开始，回溯了一个船老大的一生。要说这老大的一生的故事，肯定开始于与豆腐店张老板女儿莲玉的相识，在龙船野河中运盐巴的覃氏二兄弟，搭上了躲日寇飞机的莲玉，在征服河中各种险阻的路途上，偶生恋情，但覃老大有妻子，又给了莲玉承诺，但终不能兑现，莲玉只好嫁了他人，但当覃老大费尽辛苦找到莲玉，莲玉己对他没了感情——许是不能原谅这个船佬违背诺言的缘故。后来，覃老大作贫宣队又进了城里，碰到了来向他求情的已成为中年女人的莲玉，希望他能解放她已成了右派的丈夫，在这里又巧遇自己的儿子。当儿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将父亲的“豌豆角”小船推入了狂风暴雨中的龙船河，驾舟而去。后来，覃老大儿孙拥有的“豌豆角”成了游船，物是人非，也许“物”也在慢慢变化，但是，“只有龙船河不变地流去，水里有很多真实的东西。”
这篇小说中的两个女人也是十分成功的，莲玉和巴茶。而人物并不多的这个故事，却被作家演绎得波澜壮阔，如暴风骤雨一般，读者有强烈的亲历感。而由跳丧仪式来牵出一个人一条河的命运的写法，我以为这其间有着作家的一些智慧，这便是在感叹“逝者如斯夫”的河岸上，用土家人达观的生死观稀释着人生终结的悲伤。“土家人对知天命而善终的亡灵从不用悲伤的眼泪，显然知道除非凶死者将会徘徊于两岸之间，一切善终的人只是从这道门坎入了另一道门坎，因此只有热烈欢乐的歌舞才适于送行，尤其重要的是在亡人上路之前抚平他生前的伤痛，驱赶开几十年里的忧愁，让他焕然一新轻松无比地上路，这是一桩极大的乐事。”原来如此！因而这篇小说不过是借助一条河，河上的、船上的人，烟云迷茫的河谷，河谷岸边的小镇，世事沧桑，来阐释一种对生死的看法而已。其间氤氲的伤感诗意，在这一群恨爱都如此炽烈、率真的人物的表演中，升华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光辉，也是艺术的光辉。
《厮守》写的是另一条河流，叫清江，与《山上有个洞》中的清水河似乎又有区别，但河流不管叫什么，依然只有一条，这便是流淌在叶梅心中的那条母性与文化之河。清江当然是非常有名的，与《山上有个洞》的洞应该为一种土家族文化的整体，至少它们是有其象征意义的。无论是在清江上厮守，还是在通天洞寻宝，这都表现了土家人对故土及文化的一种无意间的眷恋之情。《厮守》写的是清江人对改变清江险恶的一种世代梦想的实况，而《山上有个洞》，那洞中两个时空中不同人的追求似乎带有强烈的反讽效果。田快活虽最终没有发现财宝，却意外地在救村长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是一个“人物”。巴人祖先在石穴中掷箭的英气，到土司与其儿子面对改土归流的自刎气概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决绝态度，一直到田快活的妄想症，这变化是否在启发读者，一个民族的最宝贵的血质是否在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渐渐在流失和改变？总之，《山上有个洞》作为叶梅另一种风格的写作，却是不多见的，使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另一类的黑色幽默才能。
《回到恩施》大约果真是以作家父亲的故事作为蓝本的。“在我的脚下，埋藏了无数情怀壮烈的故事，它们似乎都已远离今天，却又像暗地里睁大的一双双眼睛，从不可知的地方耐心地凝视着我们。”正因为此，她才想着要把这一故事挖掘出来。一位叫谭青秀的鄂西少女，追求一位山东来的有家有口的南下干部，解放初期的鄂西生活竟是如此有趣，如此生气勃勃，我们也看到，一个山里的女子在新生活面前的种种有趣的表现，以及这位山东军人在鄂西成立新的人民政府时的种种惊险，那一段生活栩栩如生地叙述出来，这肯定得益于作家的想象力和她对那块土地上旧闻的谙熟。“父亲”这位既无法割舍东妻儿也忘不了第二故乡恩施的感情，因她的逼真书写让我们感到真实感人，也有一点怜惜和悲怆。叶梅在小说中一点也没写“父亲”与“母亲”的爱恋，而只是写了另一个鄂西少女，他再次回到恩施的所有理由便完全成立了。这方水土为何如此让他牵肠挂肚，可能已不是作者要说的事了，将留给读者去琢磨。
鄂西女人的魅力，总是在人物命运的遗憾中被显现出来，这是叶梅留给我们的咀嚼不尽的小说内涵。不过，最成功的此类女性书写，要数《五月飞蛾》中的二妹了。《五月飞蛾》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我想其原因大抵是因为二妹这个令人难忘的新意盎然的女性形象罢。
向往着山外世界的灵巧可爱的美丽的二妹，来到城里找工作，在自己一个姨妈家里暂时做了保姆。这姨妈是个爱挑剔的有点小恶毒的女人，进了她的家，就要褪二妹的火气，山里的女娃子火气大撒尿的骚味儿大得不得了，几间房里都能闻到，因此要她吃青菜，晚餐喝粥，三年五年后那股子腥臊气就会褪去。为了摆脱那种近乎苛刻的限制与拘束，也有一种想摆脱表哥邢斯文的那种城里男人的诱惑，她毅然离开了姨妈家。这种离开我们看到了二妹那颇有主见的聪灵的心地，而且她离开的念头又缠着那些微妙的山村少女的心理，真是很出人意料。去了哪个美容院呢？这女子也处处表现出那种手巧、心灵、遇事果断、独立特行的性情。买了羊毛衫，又嚓嚓嚓地剪了羊毛衫，你就感到这女子的不一般，真是个美丽的“人物”，到了另一个发廊，她竟立马站住脚，又得到了老板和客人的喜欢，也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待人处世的机灵。我们时时担心这只“扑火”的飞蛾有可能在城市迈出的任何一步中被人算计或落入陷阱染缸，然而她每一步却都令人惊异地踏得如此稳当，如此漂亮，简直是翩然而至，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
写这种事情的人很多，写这种人物的却少见，甚至没有。二妹是叶梅写鄂西众多女性之后的一次总结性发言，也是一次飞跃，这个女性更有时代感，更能引起我们的认同感。扑向城市的确如飞蛾撞灯，多少女孩能实现她们的梦想呢？叶梅在这篇小说里也没有写到二妹实现梦想的那一天，因为她对人、事的处理，她一次一次的当机立断，都是对城市的一层一层的认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心酸的故事，但我们却读出了阳光和甜味，虽然我们还是读出了在城市碰磕的不易。在许多城里人眼里，打工妹要么是一具劳动机器，要么沦为了某些人的性奴。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却窥见打工妹如此美丽、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可爱的性格，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对于乡村女性的理解能力。“这里的一切我都过不惯，我天天夜里做梦回了石板坡，挑水割谷打猪草，宽宽敞敞的一张床，我一个人睡在上面，我真的想回去了。”可是，“石板坡的二妹就在这座城市里，守望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希望。”我们在感叹乡下人在城市里的生活不易时，我们只能祝福二妹，如此可爱的二妹，应该有一个好的结局吧。
阅读叶梅小说，如一次愉快的野漂。要用几句话来作一点概括的话，这便是：叶梅既有对鄂西旧闻的陶醉般的叙述，也有对现代生活的精到把握与发现，在开拓鄂西女性心理的白描手法上下力尤深，以轻灵、温婉的笔触来刺探她们内心的精微，并且找到了摆脱传统塑造局限的锁钥。能够充满朝气地设置人物，用大量丰富、亲切、细致的生活场景推动情节，以清新的氤氲的手法贯通城与乡，古与今，男人与女人，常常以嘎然而止的结尾留下耐人寻味的空间，并达到最大限度的小说意境与文本内涵的会师。
毫无疑问，叶梅的小说为湖北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一种有别他人的审美价值取向，一种独立的阅读美感，如河水下滩，妙若灵弦，同时又有大气蒸腾，飞流直下之韵。但愿叶梅小说的这条河流永远保持它的阳光如清风扑面丰沛碧洁的特点，永远给我们带来一种深山峡谷里传出的水腥浓郁干净爽脆的响声，呈现出它的与众不同的姿态和流向！
责任编辑汪静玉
苦恼人的笑
■ 阎小青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是戴维·洛奇于１９６５年发表的第一部实验小说。小说基本情节是：大学生亚当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与妻子使用教会惟一允许使用的避孕法——“节律”避孕法控制生育，但他感觉失败了。这个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父亲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他面临学位与家庭的双重压力，晕头转向，满脑子幻觉，直到妻子的经期来临，他的惊恐才被解除。小说的幽默与富有思想深度的语言熔为一体，表现出作者高超的技巧。小说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为线索，讲述了亚当在一天内一系列流浪汉式的冒险故事，每个章节通过滑稽模仿、拼凑让人联想到一位已经被社会公认的现代小说家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耽于幻想，这使得小说语调与叙述技巧的转变显得非常自然。此外，他不断为自己的婚姻状况而焦虑不安的事也促使他喜欢做白日梦。
一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是戴维·洛奇写得最快的一部小说之一。原因是洛奇１９６４年获美国哈克尼斯联邦奖学金前往美国罗德艾兰州的布朗大学从事个人项目研究。摆脱了繁忙的教学工作，加上美国的那段经历给了他莫大的启迪与自由，但是促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该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洛奇找到当时的一个大众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天主教会有关生育控制方面的教渝对当时已婚天主教徒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当地刚刚开始于教会内部对教渝产生的质疑。在１９６３年前，天主教会批准使用的惟一生育控制方法“经期避孕法”或“安全期避孕法”实际上根本不安全，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洛奇的《你能走多远？》一书中，一群人聚集在一个酒馆中，问自己为何“这么多年来要忍受那个给人带来失败、不便、无能、焦虑与不安的政体”。他们找出了许多答案：它制约着人们的生活；神职人员压制普通人；在性问题上的负疚感；对地狱的惧怕。在从青少年到成年期还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一代人中，任何受过教育的人似乎都签订了一份生存合同：天主教玄学系统为他们消除了疑虑，使他们获得了稳定心境，作为回报，他们便接受了相应的道德规范，即使这些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要求极为荷刻，甚至有时是人类难以达到的。该系统的一大长处在于它的整一性、综合性与不屈服性，对那些在该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对其中一部分观点提出质疑就等于怀疑其全部。在它主张的各种道德规范中挑挑捡捡，对那些让人难以履行的条规表示轻蔑简直就是伪善的行径。
当洛奇和妻子在１９５９年结婚时，天主教关于禁止人工避孕的教义对他们来说就如同信经中的任何一条一样天经地义、无法更改。可以想象，如果不遵守这一教义，就意味着脱离教会。当时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既可不遵守这一教义又可以留在教会中做一个虔诚的教徒或者教会本身会改变其观点。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人们终于可以想象上述两件事，并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导致大气候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二 ：首先，孕酮药的发明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受到天主教传统教义的反对。因此，有可能得到批准，不会严重影响人们的信仰方面的一致性。第二，１９５８年被选为代理教皇的约翰二十三世鼓励天主教对他们信仰中某些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方面进行重新审视。１９６２年，他号召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向现代世界重新阐释天主教信仰，并且在同一年成立了教皇委员会，研究那些与家庭、人口和生育控制有关的问题。这年接替他的教皇保罗六世专门授权该委员会，参照避孕药物，对教会有关生育控制的教义进行审查。由此可见，教会最高层都承认教会教义可以更改。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部小说采取了喜剧形式，希望以此唤起非天主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兴趣与同情。小说刻画了生活在“安全避孕法”重压之下的已婚男女生活的荒诞性与反讽性，并将之视为世上男女在理解、安排与满足他们的性生活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二
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从不轻易展现它的内在含义，而是像乔伊斯或艾略特的作品那样，以独特方式使读者积极地参与，挖掘各种隐蔽的意义，这正是洛奇小说追求的目标。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中，洛奇巧妙地运用文学滑稽模仿与拼凑的技巧，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副生动滑稽的“苦恼人的笑”。
在他著名的文学理论《小说的艺术》当中，戴维·洛奇指出，“用一种文本去指涉另一种文本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