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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俊薄�
泰安伸手掠了一把耳后的头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你既然来了,不洗不是浪费?喂,快点洗。洗完了我还要洗。”他端起水大口地喝着。
阿刚在塑料袋里翻了一阵,拿出一条新蓝白细条纹短裤说:“你怎么拿这个?旧的呢?”
“扔了。你这个人抠门抠死了!”泰安放下水杯,“你想车子想疯了也犯不着这样省。我们只差没多少钱了。车子会有的。”
“对了。”说到车子,阿刚的脸上有了亮色,“黄毛那里有消息了么?他说的那个熟人的拍卖车子到底可靠不可靠?”
“谁知道。他反正说就是这两天的事情。和我们拿第一笔劳务费的时间差不多。”
“啊!劳务费!对了,朱夜,”阿刚转向我,“我们本来说好是做白天,现在因为来不及做,要加班,公司答应先给我们一些劳务费。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吃饭了。”
“啊,那个不着急。”我说,“如果你们都还在加班,我和谁去吃饭呢?”
阿刚笑着说:“哎呀,朱夜这个人真是不错。现在这样好相处的人越来越少了。”
泰安说:“对了,刚才那个胖女人打过电话来了。”
“哦?”阿刚脸上掠过一阵阴影,“说什么?”
“她说老头子去医院做了个很贵的检查,花了很多钱。10月份的钱提早要。一过长假就要给她。”
“哦――”阿刚拖长了声音,“有没有说是生了什么病?”
“没有。一句也没有。”
“那下个月要多给她一点钱…还有妹妹要生日了,要买点东西给她。”说到“妹妹”的时候,阿刚的唇边自然而然地浮起恬然的微笑。
“你平时每个月什么时候给伯伯钱?”我问。
“15号。”泰安说,“那个胖女人提前2、3天就会打电话来。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晚过。”
“其实伯母人很好的,”阿刚笑着说,“只不过是她比较操心。朱夜,你说给14岁的女孩子买什么东西好呢?”
“这个…难办!”我说,“再小一点可以买布娃娃打发过去。大一点的可以买口红香水什么的。这个年纪的最难办。她在读初中吧?买辅导书给她好了。不会错的。”
“可是她读的是那种香港人投资的中学,教材和外面不一样。而且,她讨厌这种东西。”
“啊!你伯伯很有钱吧?”我叹道,“读这种中学要花很多钱吧?”
“是呀。他们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阿刚说,“伯伯和伯母都是普通的工人,都已经下岗,虽然又找了个事做,收入也不高,自己非常节省,从来不坐空调车。”
泰安插嘴说:“看!他们家的人都是这样!铁公鸡家族!”
阿刚笑着捶了他一下:“去去去!你胡说什么!不许乱说我们家的人。”
泰安说:“你算了吧!他们什么时候把你当他们家的人了?你整天妹妹、妹妹的,她叫过你一声哥哥吗?”
阿刚正要再捶泰安,听到这句,手臂放松了下来,浅浅地慢慢地叹了一声。
“水开了!”我赶忙说,“可以洗澡了。”
他走进卫生间以后,我弹起膝盖踢了泰安的小腿一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待你那么好,你怎么不知道待他好一点?”
“我是为了阿刚好。否则他迟早要为那家人累死,永远也买不上车。你知道他每个月要给人家多少钱?那家人简直象吸血鬼!你怎么象邻居那些老女人一样总把我想得那么恶劣?”
“你知道自己容易惹人讨厌就应该收敛一点。”
“切!那些长舌妇!有时侯她们本来正在戚戚促促地聚成堆讲话,看到我,会突然静悄悄地分散开,眼睛也不看我一下。但等我走过去,她们又会接着讲。我最讨厌这个样子。”
“你不知道她们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讨厌?也许她们在讲女人生孩子什么的男人不宜的事情呢?”我打了个哈欠,望了一眼闹钟。
“我还讨厌一件事,”泰安接着说,“她们会一脸清白地拉住我问:‘昨天来你家的那个男人,你外婆让你叫他什么?’,其实那个人是修电灯的。她们都知道。她们就在等我说一句‘他不是我爸爸,我没有爸爸’,她们就很过瘾地尖叫几声‘啊哟,嘎(这么)作孽(可怜)的勿么(没有)爷(父亲)的小人(小孩)!’,然后不是聚在一起瞎讲那些男人和女人的事,就是拉着自己的小孩教育他们说你们是多么多么幸福,多么多么该知足。她们根本不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搞清楚到我家来的究竟是谁。这种问题毫无意义,最恶心了。后来我理也不理她们。我觉得她们并不可怜我。她们是真的觉得我在‘作孽’,我是家里的累赘,是我外公外婆脸上的伤疤。因为我象她们自己的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活着,而没有象她们想的那样应该低着头走路缩着脖子说话,所以她们非要隔三差五地提醒我,我记不起来就不会罢休。”
“人么…”我眼睛看着闹钟的分针说,“自己活得很累,需要证明别人不如自己来确定自己的相对优越性,心理才能平衡。”
阿刚洗得很快。临走前叮嘱泰安早上上班前打个手机给黄毛。“那家伙今天迟到了,说自己跑错楼层了,这家伙怎么这么稀里糊涂的。”阿刚说,“最好你去叫他,和他一起来。”
“他也住在附近吗?”我问。
阿刚说:“应该就是。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每次和他说好时间他就会在那个街角等着,和我们一起去工作。”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问道:“你最近还坐地铁吗?”
“不坐了。我们都骑自行车和上班。怎么了?”
“你在地铁里碰到过什么奇怪的人吗?比如…有人被打伤什么的?或者有人偷偷地拿针刺人家?”
阿刚愣了一阵,摇摇头:“我只看见过有人用刀片割女孩子的裙子。怎么了?有人拿带爱滋病人血的针头扎人?”
“不是,”我摇摇头,“地铁……现在也不太平了。下次坐地铁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封印四 窗外 中
“你…很讨厌人家的亲戚嘛。”黑暗中,我感觉到泰安没有合眼,双臂抱住自己的膝盖,望着窗外窄窄的弄堂上方一线暗紫色的天。
“明天会很热。”他咕哝了一句,“天色发红。要不就是有人要死了。”
“这和天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无数人死去。”我说,“你好象什么人都讨厌。这样不好。你越是这样,别人越容易误解你。你会变成反社会分子,永远没法融入正常的社会里去。”他没有支声。听了一会儿他均匀的呼吸声,我又说:“你不必因为讨厌你的父母而讨厌所有人的父母。”他仍然没有答话。我正要再从肚子里挖点什么话说的时候,泰安突然说:“以前我也想过,如果我妈是轰轰烈烈地爱过一场,那么我还能原谅她。可是,她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怀上了,又糊里糊涂地生下了我。”
“她从来不谈起你父亲的事情吗?”
“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事情。”
“你还记得你母亲的长相吗?”
“忘记了。我讨厌她。”
“这世界上有什么人是你不讨厌的?”
“没注意。”
“你喜欢阿刚?”我突然没头没脑地冲出一句。天知道为什么我要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泰安转过头来,漂亮的眼睛里闪着顽皮的笑:“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给你正式介绍。不过我不保证他会喜欢你。”在我张口责骂以前,他回过头去,脑袋压在枕头上地动山摇地笑,把床摇得嘎吱嘎吱地响。
在睡着前,我诅咒自己的舌头100遍,发毒誓如果再和泰安多讲一句无聊话就让自己舌头长疮。
10月4日 周五
对于没有连续假期的人来说,别人都在休息而我们不得不上班是一件很郁闷的事情。更郁闷的是我的舌头上长了一个疮,所以吃午饭很慢。喇叭已经在大放阙词的时候我还在细嚼慢咽。
1号到3号的假期我多数时间都在自己家渡过。中间有一次晚上给泰安打电话,让他帮我收一下有可能寄到外婆家的信件。因为听到电话里有水声,随口问是不是阿刚在洗澡。他没有答话,而是低低地笑了两声,接着压抑不住地爆发出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我“砰”地一声扔下电话。泰安这家伙实在是顽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喇叭的广播仍然在继续:“……那家伙说,‘哦哟,我就是要报复!你敢怎么样?’,然后就‘哗啦’地打碎了人家的玻璃窗。哦哟哟,现在的人真是不得了!说报复就报复,一点也不讲道德!”
“也不能这么说。”陆凉说,“现在的人是心理不平衡的多。一不平衡,找到什么机会就要发泄。”
喇叭神秘兮兮地说:“听说,上次那个什么模特儿公司的女的给人杀了?是那个男的干的吧?心理不平衡呀,报复嘛!这还不简单!不过,那个男人不是新有了一个女人吗?说不准是那个女人恨情敌所以杀人。”
陆凉说:“哦,这个案子还悬在那里。没有着落。”
丁昌放下啃了一半的排骨说:“我看到档案上写着的验尸官包括朱夜。”
“哦哟哟!”喇叭夸张地尖笑起来,“朱博士是厉害呀!一专多能呀!以后我们都下岗了,朱博士一个人就可以干所有的人的活。”
“我只是硕士。”我简短地说。喇叭是顶替进来的,只有初中学历,人过中年。如果要精简人员的话估计是首当其冲。她对这个特别敏感,一谈到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神经质兮兮。
“老胡对这个案子很重视,这几天一直没有休息。”刘俊伟说,“不过我看上面不太同意他在这种时候兴师动众。如果搞得人心惶惶有碍本市的声誉。外地人都说这里治安好。今年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超过去年20%多呢。那得多少人啊!每天会有多少人乘地铁啊!”
食堂门口的电话响了起来。今天吃饭的人没有平时多,但食堂里还是坐了不少人。有人看了一眼电话。没有人去接。
“就是。”陆凉说,“我们是中国,不是美国。哪里有这么多杀人狂、职业杀手什么的。否则岂不是坐在家里、办公室里都要担心被人杀死?那还成什么世道?我们全部可以引咎辞职下岗了。”
电话仍然响着。
“我也觉得是这样。”李斌咕哝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死的,现在还没有最后定论。验尸报告上一堆‘可能’之类的字眼。万一这个人是生什么特殊的毛病死的呢?我看还是得等病理讨论会开过了,有了最终结论再说。明天就是周末,又是放假,今天还上什么班呐!今天明明没什么事情么!我要早点走。”
喇叭附和道:“对。我要回去给家里人烧饭。过节总要吃好一点。今天也没有什么事情。这时候哪有人送标本来?反正有朱夜在,我早点回去。”
我默默地低着头,慢慢地吃着。
终于厨房里有人出来,一双油乎乎的手在围兜上擦了擦,骂骂咧咧地接了电话,扯着嗓子一般哇啦哇啦了几声,转脸对着吃饭的人嚷道:“朱夜!哪个叫朱夜?”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里!”我正要起身去接电话,饭师傅已经挂上了听筒,一扬大拇指:“门口有人找!”
我看到阿刚疲惫焦急的面孔的时候,我的心一沉。我快步走上去问:“怎么了?泰安又出什么事情了?”
“不是泰安的事情。”他急急地说,“我打你手机,一直没人接,打到你办公室也没人。如果食堂里也找不到你,我真的没办法了。帮我看看这个吧。我看不懂什么意思。”
我说:“我的手机放在办公室抽屉里了。这是什么?”接过那张CT报告纸,只瞄了最后那个结论一眼,我就明白了。
“这是真的么?”阿刚发红的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
“为了这个你一直没有睡好?”
“不。我刚刚拿到。这几天一直在加班。这些都不管了,告诉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肝癌吗?肝癌转移和不转移有什么差别?它写的这个‘可能’是什么意思?”阿刚一改平时说话的慢条斯理,一口气地追问。
“它的意思是这个片子上看到肝脏有好几个结节,可能是原发性肝癌,就是说原来来自于肝脏本身的癌,在肝脏内扩散。但也有可能是别的地方的癌症,转移到肝脏。”
“如果是那样,怎么办?原来的癌症在哪里?”
“这个…不知道。要大海捞针一样去找了。”
“你看这个象肝脏自己的癌还是别的地方的癌?”阿刚两手抓着自己的工装裤袋盖,鼻尖发红,“还有没有治疗的办法?”
“你光给我这个没用。”我说,“把片子给我,我去帮你想个办法。”
阿刚一叠声地说着谢字,骑上助动车飞一样开走了。半个小时以后传达室就通知我有人给我送东西来。我看见阿刚满头大汗地扶着助动车等在门口。我说:“你先回去工作。我晚上下了班到百帮来。不要着急!”
我回到办公室,迅速地整理东西,对目瞪口呆的喇叭说:“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会儿。”丢下她大张着嘴一个人站在那里。
和我先在工作的单位一样,我过去工作过的医院今天也是正式工作日。门诊大厅里挤满了人。为了看一个专家门诊,很可能要花3、4个小时站着排队挂号。而真正和专家面对面的时间可能不超过5分钟。焦急等待的人群里不断冒出各种抱怨声,夹杂着小孩的啼哭。如果有足够的钱,花几百元挂精品门诊的号,就可以在宁静的走廊上坐着舒服的沙发,等穿着整洁礼貌有加的护士小姐叫到名字,然后被引入专家的诊室,接受其耐心细致的检查。这就是作为有钱人的好处。
然而,穷人有穷人的办法。
我直接走到外科病房,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屏息倾听,然后嗅了嗅门缝里的气味。一个护士走过我身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认识这张新来的面孔,友好地朝她笑了一下。等她走过后,我一把推开办公室门,对着忙不迭地往抽屉里塞手中的东西的人说:“在病区抽烟!罚款50元!”
“好你个朱夜!吓死我了!”方和慢慢地直起身体,把拿着香烟的手放在桌子底下,朝我挥手示意,“好久不见!混得怎么样?对了,先关门!关门关门!快关门!”
“废话少说。”我把CT片子往桌上一放,“看你路道粗不粗了(有没有额外的办法)。”
半个小时之内,经放射科和普外科主任级医师读片,诊断为原发于肝脏的、已经扩散的晚期肿瘤。
我带着这个结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惊喜不已的喇叭说:“我会坚守到下班。你先回去好了。”
“啊!太好了。”她带着皮夹子失而复得的表情去换工作服。
我花了一点时间整理冷冻的试剂,然后在面前摊开一本检验手册,然而脑子里反复转悠的就是怎样对阿刚解释,与晚期肝癌的搏斗只是一场劳民伤财的拉锯战。结局不外乎人财两空。然而完全不治疗,任其死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也是同样无法接受的。我在检验手册里夹的广告纸上烦闷地涂画着。
“人真少啊!想什么呢?”胡大一迈着轻快的步子,仿佛散步一般走到我身边,拉了张椅子坐下。
“我在工作。请勿打扰。”我干巴巴地说。
“你一点也不想知道9。29地铁谋杀案的最新进展吗?我觉得你是那种天生很有好奇心的人。老呆在这种中年妇女成堆的地方让你很郁闷吧?”
“哦?是吗?”我装作没有听到他的话,起身去关仪器的电源。
“我侦询了方华。但是他什么也不知道。”胡大一仿佛无意似地说,“一口咬定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觉得无聊,我可以奉陪。不过,”我拉下水浴箱的盖子,“侦破任务照例要保密的。”
“哈哈哈…”胡大一笑道,“保密什么呀!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在说吗?唉,知道的人多了,集思广益也好。”
“唔。”我决定不主动问什么,尽管我确实烦闷得要死,很想有点东西换换脑筋,可是要犯错误的话还是让他一个人去犯比较好。这是生活教会我的又一课。
“方华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那天他要和一个业务员11点半到机场去接客户,所以上午不用去上班。他的父母证实他直到9点半才起床。10点的时候同事坐着出租车到他家楼下,看到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