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终的效果不错，米夫很满意。
在副校长办公室里。他对那三位批判林子轩的中国学生给予了表扬。
这三人是他非常看好的中国学生，最重要的是听话。
米夫并不满足于只是担任一个学校的副校长，他有着更大的抱负，苏联的大革命已经结束，他没有赶上关键的时候。
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才刚刚开始。
米夫为能够揭穿林子轩的真面目而兴奋，他把座谈会上的情况递交了上去，本以为会得到赞扬，却没想到依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
苏联的情报部门不认为一位中国的小说家能够危害到苏联。
你们会后悔的！
米夫在心里发泄道。其实他也认为林子轩掀不起什么风浪，他有点立功心切了。
谁都没有想到，米夫的话应验的那么快。
仅仅过了一年，林子轩的小说《1984》在西方出版，苏联的情报部门开始后悔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国内的状况和小说中的描述惊人的相似。
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一切都起源于1926年。
正是林子轩在1926年的一次苏联之行，以小说家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了苏联国内出现的问题，从而做出了预言式的描述。
这是小说家的天赋，他们往往能通过细小的问题推演出未来的世界。
很多科幻小说家都有类似的天赋。林子轩无疑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描述了一个国家政权演变的过程。
苏联当局对这本小说恨之入骨，非常后悔当初放任林子轩离开。
他们发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批判，特别是在中国。苏联对林子轩和《1984》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抨击。
他们想让林子轩收回小说版权，不允许在西方出版。
但被林子轩拒绝了。
这是一位小说家和一个国家的抗争。
永远不要低估一位小说家的能量，在这个世界上。政权可以更迭，任何人都会死去。然而，文字只要写出来。就不容易抹去。
回到1926年，米夫只是在心里抱怨一下，便放下了林子轩。
远在哈尔滨的林子轩无法预料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他和冯程程一起来到呼兰县。
呼兰县在哈尔滨的郊区，松花江北岸，两地距离并不远。
这是一座普通的东北小县城，一条呼兰河横贯西部地区，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如果没有萧虹，没有那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印记的《呼兰河传》，或许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座小县城的存在。
这就是小说家的影响力。
《呼兰河传》是萧虹对于故乡的记忆。
她写出了一个北方小城镇单调的美丽，人们的善良与愚昧，有讽刺，也有幽默。
开始读时感觉轻松，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它更像是一篇叙事诗，或者一幅风俗画，亦或者是一串凄婉的歌谣。
和鲁讯对于故乡农民的批判不同，也异于《边城》对于湘西风俗和人物的追忆。
萧虹的《呼兰河传》采用女性的视角，用散文的笔触娓娓道来，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美丽得动人。
这正是她被称为天才女作家的原因所在。
在民国时期，能够称为天才女作家的并不多，也就是丁灵和张爱灵可以相比较。
其他女作家或许同样杰出，但在作品的灵性上，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上，在别具一格的文笔上能够和她们相提并论的很少。
冯程程不明白林子轩为什么来到这座小县城，林子轩只说是过来郊游。
只是这座小县城实在是太普通了，没有什么景致可看，不过只要是两人一起游览就好，不必分在什么地方。
林子轩对照着《呼兰河传》中的描述寻找，有点探访名人故居的意味。
或许萧虹的记忆有偏差，也或许是文学加工的需要，呼兰县和小说中不太一样，他找了好久才找到萧虹生活的张家大院。
他没有贸然寻找萧虹，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和张家人攀谈起来。
在这座偏僻的小县城，没有人认识来自上海的家，他们只是觉得这位先生和太太很有气质，想必是大户人家出身。
张家在呼兰县是个大家族，生活较为富裕，人多嘴杂。
林子轩根据记忆很快锁定了萧虹的家庭。
在这一时期，萧虹的母亲已经过世，有一位继母，她的父亲时常不在家，萧虹在县第一女子初高上学，平时住校，只有假期才会回来。
在张家人的介绍中，萧虹似乎并不是一个乖女孩，心比较野，一直想到哈尔滨上学。
林子轩和冯程程来到萧虹所在的中学，在学校外边看着里面的学生。
片刻之后，他和冯程程离开了呼兰县，返回了哈尔滨。
他来过，看过，就已经足够，并不一定真的要见面，以后还有机会。（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九章 动荡之年
1926年4月15日，张座霖的奉军占据天津，到了17日，奉军进入北平。
冯羽祥的国民军朝着蒙古溃败。
至此，这次战事以张座霖的胜利而告终，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落入张座霖之手，他成为中国政坛最为耀眼的人物。
一时风头无两。
不少人认为张座霖最有可能一统中国，有帝王之相。
在历史上，往往从北方起兵的人物占据优势，挥军南下，成就霸业。
奉军入京，标志着张座霖掌控了中国政治权利的中心，东北地区自然要讴歌赞颂一番。
林子轩所在的哈尔滨一片欢腾，当地的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让张座霖就任大总统的呼声，似乎张座霖就是天命所归，能够拯救中国的那个人。
林子轩却知道这只是昙花一现，这一时期是张座霖的巅峰，可惜没能持久。
对他来说，好消息是战事平息，可以离开哈尔滨，前往北平了。
4月20日，林子轩来到北平，发现北平的局势相当严峻，能够称得上恐怖了。
北平城内城外都有驻军，城门口招兵的旗子随处可见，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摩擦不断。
这种状况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下午不到六七点钟，平日繁华的街道都已经熄火打烊，来往的人们一个个慌慌张张地，好像大祸就在眼前一般。
这只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文化界受到的波及更为严重。
奉军在城内大肆查封报馆，搜查各个学校的教职工宿舍。抓捕捣乱闹事的分子。
包括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地，北大是搜查重点。
不少学生和教员被抓走。一批鼓动学生的社会名流上了缉捕名单，北平城内人人自危。
自民国以来。北平的政治氛围颇为宽松。
文化界的学者借助于各种公开的请愿、游行活动，以愈加高昂的姿态不断挑战当权者的容忍底线，加剧了他们与北洋政府之间的紧张对立。
不过双方的斗争一直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在这一年，三一八惨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线，让局势彻底失控。
张座霖和张宗倡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社会名流，是不是记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杀。
采用高压政策控制社会舆论，谁不听话就杀谁。
这让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
《现代评论》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平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
林子轩在和新月社的成员交谈时，他们处在惶恐和观望之中。
一些察觉到危险的人物已经离开北平避难了。
《国闻周报》这样报道：“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平，这样一来。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开。
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丰厚的胡拾也因为欠薪问题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拥有蔡元赔等人的北大都落到这个地步，其他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国人有关的机构按时发放薪水外，其他部门都存在着严重欠薪的现象。
如果仅仅是欠薪的话还能忍受，大不了日子过的苦一些罢了。
如今张座霖采取了高压政策，让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写文章，报纸不敢刊发。
不少报纸都取消了社论专栏，开始刊载消遣小说，这表明此时的北平已经不存在容纳多元思想的言论空间。
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难，现如今则是生存环境陷入危险。
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双重管制下，逃离北平成为一种更加普遍而现实的选择，知识群体的大规模南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林子轩刚从苏联回来，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和苏联国内对文化的管制如出一撤。
他欢迎这些知识精英们前往上海，上海的政治环境宽松很多，这批人能够为上海带来文化的繁荣，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些人明白以后若是到上海，恐怕要仰仗林子轩，对林子轩愈发的尊重。
以前林子轩身在上海，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中的存在感不强，到了上海，林子轩则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林子轩不想在这种氛围下的北平呆下去，太过压抑了。
他劝说成社我和张痕水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以成社我办报纸的风格，被抓进去并不稀奇，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
成社我婉拒了林子轩的邀请，他觉得在如今万马齐喑的时候，正需要他留在北平。
1926年在民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可以说是最激烈动荡的一年，
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
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
也是在这一年，居住在北平的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受困于政治的高压与经济的窘迫，开启了一股引人关注的迁移潮流。
这预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时代即将来临。（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章 泾渭分明的阵营
离开北平的时候，林子轩把孟晓冬一起带回了上海。
这段时间的北平太乱，不适宜生活。
想要在北平唱戏可以等两年后再说，那时中国在形式上保持了统一，至少不会再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了。
孟晓冬没有反对，带着两个保镖上了火车，就此告别了北平的舞台。
4月25日，林子轩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一回到这里，就有一种放松和舒服的感觉。
他早已习惯了上海的生活节奏。
北平的人来到上海大抵会不适应，抱怨街道上的电车太吵，抱怨夜生活太晚，抱怨房间狭窄，不够敞亮等等。
但这就是上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林子轩需要休息几天，好好想想这次的苏联之行，做一次总结，应该如何写对于苏联的印象，国内不少人都在等着他的调查结果呢。
他清楚一旦把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一定会引起某些人的抨击。
甚至可能有激进分子对万象书局放火。
在北平，林子轩和徐至摩交流过，徐至摩仍然不后悔掀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他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在这一年，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在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
最终分裂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
林子轩原本没有清晰的阵营，他很少参与论战，只是安静的做着自己的事情。走在他所提出的“第三条路”上。
如今支持“第三条路”的学者越来越多。
这些人一般心性较为淡泊，没什么政治倾向。保持中立，安心的研究传统文化。
那份当初的骂人小报《文化评论》也成了纯粹的学术报纸。发行量不高，但含金量很高，很多研究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林子轩知道只要他发表了对于苏联的看法，就会被划归到另一个阵营。
这是这个时代文化界的特色，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除非他一直保持沉默，对什么都不发表意见，那样的话可能会受到两方的共同攻击。
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林子轩按照自己的良知选择了一条道路，他会把在苏联的见闻原原本本的写出来，包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学生轰走的事情。
那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说完的话都会在报纸上说出来。
他给这一系列的文章起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这是后世八十年代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和巴尔戈乔夫会晤前，为了了解苏联人的内心世界，观看了八次以上这部电影。
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还打算写出《1984》这本小说，把苏联极权主义的弊端展现出来。
林子轩想不到这是他和苏联恩怨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和苏联展开了一场漫长的较量。写了无数的文章。
专业黑苏三十年！
这是以后的人对林子轩的评价，可见这场较量的激烈程度。
林子轩找来平禁亚，把扎米亚京的授权书拿出来，万象书局会出版一批扎米亚京的作品。然后把版税寄给扎米亚京，希望能帮助到那位苏联作家。
万象书局旗下成立了编译所，招揽各类翻译人才。
不仅需要精通英文的精英。还要熟悉日文和俄文的人才，一家书局想要做大做强。就要广纳贤才，打好基础。
平禁亚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有关商务印书馆的笑话。
他最近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挖了一位英文人才。这人讲了一件趣事。
年前商务印书馆收到一位美国作家的投稿，商务印书馆的高层非常重视，动用了大批人力加班加点的翻译。
结果那部小说是科幻题材，内容太过敏感，商务印书馆不敢出版。
出版社的高层脸面上不好看，却也无法发作，只好把书稿放在荣誉室内，作为商务印书馆被西方社会熟知的证明。
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林子轩听了之后有点熟悉的感觉，这说的不会是《高堡奇人》的手稿吧。
他从西方回来后没听说商务印书馆刊印了《高堡奇人》，以为书稿被出版社的编辑丢进垃圾箱了，又不能跑过去询问，只好置之不理。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高堡奇人》在中国出版的确有点敏感。
“哦，那书稿叫什么名字？”林子轩装作好奇的问道。
“似乎是‘住在城堡里的人’，名字很奇怪，内容更是离奇。”平禁亚回忆道。
还真是这样，林子轩颇为无语。
书稿被商务印书馆放在了展览室里，想拿都拿不出来，更无法销毁。
随后，平禁亚给了林子轩一张邀请函，是商务印书馆发出的邀请。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30周年，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图书馆在5月2日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上海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上海虽然创建了不少大学，却还没有大型的公共图书馆。
他们遍邀上海名流参加开馆仪式。
上海的报纸对此做了大篇幅的报道，称其为亚洲第一图书馆，让商务印书馆的声势大增，压倒上海其他的书局，展现了作为中国出版行业龙头企业的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