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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也。
（1997 年10 月 11 日夜补叙）
《吴宓自编年谱》
《吴宓自编年谱》的时限，为1894 年到1925 年，系谱主生前自撰。虽
为自撰，但从《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有关内容中，我们已经获悉，吴宓先生
当日为政治形势所迫，曾经亲自对此进行过删改。如今正式出版的这本年谱，
就是整理者根据现存的两份手稿作对照比较之后，选择较为完整系统的一
份，并补入他眼睛失明后的若干口述资料而成书的，计18 万余字。书首印有
谱主1923 年在南京的照片，以及年谱手迹两帧。
现在我们读到谱主女儿吴学昭女士在1993 年4 月所写的该书《后记》，
便可知道，吴宓先生对自编年谱一事是甚为看重的。他的追求是：“叙述自
己一生的经历并附感想，体例一取简括，内容但求真实，真实！”以致于当
他原写的一部手稿（后仅存133 页）被抄走审查以后，他痛心之余矢志重写，
到1972 年夏天，终于在四川梁平接受劳动改造的极其困苦的状态下，重写到
甲寅年（1914），此即72 页本《年谱》。但他回到北碚以后，因防止开始续
写的部分被再次抄没，便不再装订成册，而是写成后交由当年同他有来往的
学生和朋友代为保存。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分文稿至今仍散在诸
人之手。
这部《吴宓自编年谱》的意义，在于有助于人们解析吴宓早期所在的地
域环境和家庭成员对于他的性格形成之间的关系和影响，以及了解他童年从
师发蒙、少年求学留洋、青年成家立业等等生动情节，从而确知他在自己所
述的首轮生命周期（即“第一个28 年”）中的经历大略。
吴宓在50 年代曾经对他的弟子说过：“从性格上说，人又可分成阳刚的、
阴柔的。阳刚的奔放，阴柔的含蓄，后者他们不容易为社会所理解，造成寂
寞和孤立。”“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
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成为牺牲者，这尤其当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
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周锡光《追忆吴宓教授》，载《回忆吴宓
先生》一书）凡此，我们读罢这部《吴宓自编年谱》，便知其晚年之种种人
生感慨，以及生平所持之“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的处世为人原则，良非无
因。
读罢《心香泪酒祭吴宓》，再溯读《吴宓自编年谱》，令人万分感慨这
位“少壮峥嵘老倔强，辞章典雅语铿锵。中西博学真才子，今古娴通自大方”
（翁维谦《哭吴宓教授》）的学人命途之多舛。正如他当年在武汉大学执教
时的学生陈艾（1920—1989）在临终前一年怀师时所咏两绝：“寒山秋水雨
悠悠，自负才情耻末流。四十年来风浪急，程门谁与说红楼？”“别有诗心
听雨声，非真非幻总无凭。灵台梦去情难了，半是狂人半是僧。”
《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12 月版，大32 开平装，253
页，定价13。80 元）中，自1921 年9 月初至1924 年7 月下旬所记内容，可
作为“吴宓执教东南大学始末记”观。他亦自谓，此“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
期”。其中杏坛佳话、居家逸事、《学衡》秘辛、交游花絮乃至东南大学西
洋文学系分合风波，皆可圈可点。惟其记述较为详尽的南京客寓之处，原鼓
楼二条巷24 号小楼及保泰街10 号小楼久已不存。余生也晚，与友人踪迹访
觅其地多番，但见新式楼房林立，为之惆怅而返。
《回忆吴宓先生》
《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在书市上并没有见到过。我手头借阅的这一册，
原是吴宓先生当初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赵瑞蕻给程千帆先生的题赠本，现
存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资料室。原来赵瑞蕻教授在本书中撰有题为
《从一首怀念吴宓先生的小诗说起》的文章，所以他便就有了赠书的资格。
如果说溯读《吴宓自编年谱》，可以知道他首轮生命周期（即“第一个
28 年”）中的人生梗概，那么，通过《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则足以扫描他
在“第二个28 年”内的事迹大略了。
《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7 月版，大32 开平装，209
页，定价3。90 元）的编辑，源起于1988 年4 月在西安召开的陕西省比较文
学学会的首届年会。吴宓先生的早年弟子、时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的李赋
宁先生在会上所作的《怀念恩师吴宓先生》的报告，重申并弘扬了这位“开
我国比较文学先河”的“杰出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的生平事迹，不仅给
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同时激发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姜民生先生的
组稿设想，会后便也有了编辑出版吴宓先生研究丛书，并先行组稿印行一本
回忆录的计划。这就是《回忆吴宓先生》编印的背景。
收入《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的40 余篇诗文，从多个侧面“反照出雨僧
先生整个的性格和人格”，证明了他所受到的“爱戴和怀念”（季羡林《序》），
而且正是在尚无一部完整的吴宓传记结撰的情形下，该书弥补了有关他在“第
二个28 年”内的事迹空白，并可藉以印证《心香泪酒祭吴宓》中所描写的他
在“第三个28 年”里的遭遇大略。我们足以通过本书有关作者的视角，来观
照张紫葛先生与吴宓亲自相处时的见闻的背景，有的更可以弥补两人之间交
往记录上客观存在的空白。
关于《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以后的岁月，缪钺、周珏良、杨
周翰、刘泽秀、李鲸石、赵世开等先生，都先后在文章中回忆了他们自1927
年至1946 年期间或以后，或在清华、或在联大、或在武大等地，本人与吴宓
之间订交、师从、问学的情况。而刘炳善的《忆吴宓先生》、江家骏的《怀
念恩师吴宓（雨僧）先生》和《先师吴宓传略》，以及周锡光的《追记吴宓
教授》，从其所亲历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笔下描写的内容来看，既可作为《心
香泪酒祭吴宓》的引子来看，也可以作为其书的补篇来读。
而由于写作角度的限制，为《心香泪酒祭吴宓》作者所未详的内容，如
1966 年夏，吴宓等作为牛鬼蛇神之首的“牛”再次被“专政”，打入“牛棚”
以后，他的“棚友”邯郸学（谭优学）所写的《记棚友吴宓先生二三十事》，
就有许多为其书所未及的材料；再如1976 年冬，吴宓被其胞妹吴须曼一家接
回陕西泾阳的过程及其细节，本书中即有现为西安碑林区政协委员的吴须曼
所写的《回忆先兄吴宓先生》一文来述其端末，虽然所述未必尽为“信史”。
至于概而论之，足以启人追思的文章也所在多有。如其同乡挚友姚文青
所写的《挚友吴宓先生轶事》，旨在通过交游中若干真实细事来探讨其“思
想个性”，就有不少未揭之秘；而当日曾师事吴宓先生、今为厦门大学教授
的郑朝宗所写的《忆吴宓先生》，则介由解析其性格中“最突出的矛盾”两
端，也有若干大胆的笔墨；南荪所写的《追怀先师吴宓教授》中所揭出的吴
宓在清华留美学校中“负友悔过”的一段经历，更是破解了他何以独厚同窗
诗友吴芳吉的心秘。。
总之，收入《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的文章（以及本书所附收的早年学
人写吴氏的文章和诗词赠答），较全面地反映了吴宓先生“多方面的性格特
点及其留给他人的丰富多彩的印象”（黄世坦《编后记》），但给笔者留下
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吴宓先生曾经对他的学生表示过自己的理想：“我认为
从事政治起伏变化大、风险太多；搞教育和文化工作，则崇高而平安。”
可是观照吴氏一生，他的教育和文化生涯，却不时地受到政治风浪的冲
击，甚而至于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被政治彻底剥夺了从事教育和文化的
最基本的权利，欲求“崇高平安”而无处可得。据他的家乡人说，当他在1978
年1 月17 日弥留之际，尚在病榻上振声疾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马富明《历史不会忘记他——
记吴宓教授最后的日子》）
而我们记忆犹新的则是，距此30 年前，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
任的他，为了对付法国驻汉领事馆洋奴的骚扰，就曾庄严地喊出：“我是吴
宓教授！”这六个掷地有声的字，让色厉内荏的洋奴落荒而逃。因此，南荪
在《追怀吴宓教授》一文的末尾发挥道，“教授”意味着一个庄严的名号、
高贵的职业、神圣的工作。它意味着在高等学府里为国家培育人才，为民族
发扬优良传统，为社会提倡文明。。也因此：
“我是吴宓教授！”凡理解先生为人的人，会体会出这六字，是严重的抗议，是凄
厉的控诉！。。“我是吴宓教授”，是（他）已经感到就要与人间永别时，用生命的最后
的一股力，用最后一口气息宣布自己的人格！
随着《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的上市，我相信，吴宓先生的文化建树和
生平遭际，必将如陈寅恪先生那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在该书发
行之前，《吴宓自编年谱》和《回忆吴宓先生》等多种书籍早已成书。只不
过后者才印行1000 册，现在流落在个人收藏者之手的，恐怕已是不多了。
《心香泪酒祭吴宓》
假如说《陈寅恪的最后20 年》是一代国学大师在社会历史的狂涛恶浪中
的坎坷史的话，那么，《心香泪酒祭吴宓》就是另外一位国学大师在同一社
会历史阶段里的遇难志了。
作为开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的一代学术宗师和著名的《学衡》杂志
（1922 年 1 月—1933 年 7 月，共执编 79 期，为“学衡派”的主要言论和
学术阵地）的主编，我国80 年代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和《中国文化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乃至《辞海》（89 版）、《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重要工具
书，竟然全都没有收录吴宓先生的人物介绍词条。以致于当1994 年清华大学
为纪念他诞辰100 周年而隆重出版了他的《文学与人生》一书时，结果仍如
空谷投卵，反响甚微。
然而，人们近年来对吴宓其人却也算不得陌生。这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
中文系陆键东先生积三年之力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 年》（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12 月版）的大量发行。因为在这部书中，他不惜笔墨、不吝情感地
记述了“在历经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的两位文化老人，于1961 年夏在广
州的那次“应作生离死别看”的“暮年一晤”（陈寅恪《赠吴雨僧》诗）。
而作者在书中所写下的，诸如吴宓的到来，“于晚年常感痛苦的陈寅恪是一
次极好的精神享受”，“用‘意气相投’等语，也不足以形容陈、吴这种心
灵相知的人生境界”（《陈寅恪的最后20 年》第13 章）等论断，从此成为
读者追索吴宓其人其事的可靠索引。更何况，陆氏在这部30 万字的传记的开
篇一章《南迁》中，就郑重其事地推出了他——
另一位与陈寅恪有着数十年生死相知的老友吴宓（雨僧），此时正在武汉大学任教。
这位与清华大学有着20 年情分的著名教授，在1946 年清华在北平复校后，却弃舍了他最
熟悉的生存环境——清华园，而受聘于武汉大学。四年后，在共产党军队挺进江南地区的
进军声中又西飞重庆，并在那里度过了坎坷曲折的30 年。川蜀的万重山岭销蚀了这位文
学才华非凡的教授的才气，更销蚀了他的名气，以至（于）他以后30 年是在屈辱、卑微
与痛苦中度过，实为人生的一大悲哀。
陆键东先生虽然对吴宓先生也饱含敬意和同情，但上述文字中的“川蜀
的万重山岭销蚀了。。”等语，尚不能算是知人论世之言。吴氏在此后30
年的经历，岂止是“人生的悲哀”一语可以论定的？
由广州出版社在今年3 月悄然出版的《心香泪酒祭吴宓》（大32 开平装，
451 页，定价25 元）一书，初次经眼，你必定会以为是《陈寅恪的最后20
年》的系列出版物。这是因为不仅两部书的装帧风格极为近似，均系大黑底
翻白书名，而且连篇幅、用纸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假如摆放在一起，不作
细致的鉴别，确实是很难有人会相信，这原是两位不同作者在不同出版社的
异曲同工之作。
实际上，《心香泪酒祭吴宓》可能开笔于《陈寅恪的最后20 年》一书之
前，但定稿却在其后。也因此，尽管本书主要记述的是吴宓先生自定的“第
三个28 年”，即他“在新中国做教授28 载”的历史，而作者张紫葛也有意
将书名确定为《吴宓的第三个28 年》，但似乎考虑到《陈寅恪的最后20 年》
一书出版在先的事实，所以才改用了今名。但细心的读者，仍可从本书封底
的题词上方，窥见作者心目中的书名原貌。
据吴宓先生在中年时对本书作者所述，他的自然生命只有84 岁，而且可
以用“三个28 年”来概括：即从1894 年8 月20 日出生于陕西泾阳县，到
1921 年留学归国（其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后就读于哈佛大学）；
从回国担任教授，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此间他先后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主编《学衡》杂志，担任大学教授等）；而从新中国成立到他寿终，即
是他的“第三个28 年”。而本书作者“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
其真”的重点也正在于此一时段。
《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共分为47 章。诚如作者所说，“本书只记叙
我亲自相处时的吴宓，主要是他的第三个28 年。此前岁月，除了记载我俩认
识、往还及友谊逐渐深化的情况外，概不涉及”，“在吴宓的第三个28 年中，
我是彼时彼地和他相知较深的朋友之一。他这一段时间的事情，很多是我和
他同休戚、共忧喜地度过的。因而，我有责任忠实地记叙之”。（《绪言》）
其实，记叙这一段个人的难史痛史，更是基于吴宓先生本人生前的多次
重托。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回忆到，吴氏给他的郑重托咐：“我的第三个
28 年，所剩时日不多了。。。我已屡次对你说过，你年轻得多，又比我长寿，
务必记住我们身受百般凌辱，天下书生挨整之冤枉，四海苍生备受涂炭之实
况，如实纪录，传之后世，使千秋万代知其备细。并非我们泄私愤，实为晓
其得失，以献后之当道，‘勿以水鉴，应以殷鉴’。务以今之失为戒，行道
而治，力避前失。庶几中华有复兴之机，炎黄子孙不至沦为欧美之奴婢，也
使后世青年学子与黎民百姓不至于身在福中不知福。。”（43 章）。语言至
为肯切沉郁。
吴宓先生对此人生实录如此看重，实在是有其充分的思想根源的。首先
不能排除的，当然是他早年养成的个人史料癖。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
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那种政治迫害如网覆顶、言论文字
动辄触忌的特殊时代里，他还是甘冒生命的风险，宁可偷偷摸摸地修改挖补
自己的“年谱”、“日记”，也不忍心违意地如同众人那样把它们付之一炬。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20 年》一书的第20 章《陈寅恪之死》中，也
留下了吴宓先生爱惜自己的日记，以致于在托人藏匿之后，仍自留线索，终
于被抄家者按图索骥的苦涩的“笑话”。
其次，早在30 年代吴氏于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为学
生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时，他就对文学的功用形成了如下十个方面的认
识：（1）涵养心性；（2）谙悉世事；（3）通晓人情；（4）培植道德；（5）表现国民
性；（6）增长爱国心；（7）确定政策；（8）转移风俗；（9）造成大同世界；（10）
促进真正文明。他还认为，为人师者，“但能传一技之长给青年，授点滴知
识于后生，能让自己的言行，将我中华之传统道德传之于莘莘学子，为中华
文化发展尽其微末之力，便是成了正果”。（28 章）
因此，吴宓先生在晚年如此关注自己在生命的“第三个28 年”中的这一
段旷古厄运，并极其在乎能否介由他所信托的异姓兄弟张紫葛，来将自己的
苦难经历和内心隐痛，“垂而为文，传之千秋后世”（34 章），实际上是有
其“斯文同骨肉”、“斯文同祸福”的文学社会学的深意在的。
当然，也正如陆键东先生所说，吴宓的确“是在屈辱、卑微与痛苦中”
度过他的余生的。然则，果真是“川蜀的万重山岭”销蚀了吴宓先生的才气
吗？显然不是！实际上正是当日的形格势禁，逐渐使得这位“文学才华非凡
的教授”的聪明才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