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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稳了。”他轻声说。我感到耳后他温暖的气息。
他把自行车一推，叫我踩脚踏板。我摇摇晃晃地骑了几英尺就摔了下来。膝盖和手上的皮都擦破了，我哭了起来。他察看了我的伤口后把自行车扶起来。一只手提起了自行车走到车道的尽头把车重新放好。我就这样训练了一个小时直到我掌握了如何在车向左倒时把它扳到右边来，如何在高低不平、骑车吃力的石头路上骑车。我骑到车道尽头，又上了平坦的走道，没有摔倒。我返回他身边时，他毫无笑意地俯视着我。
“你要改变你的想法。”他说。“勇敢和演戏是两回事。”
“对不起。”我说。
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你不该继续那样的吹牛，爱莉丝。”
父亲的起居室用电视剧拍完后没用的道具装饰着，一张粗木制成的摇椅，一把有鹿角枕头的躺椅，咖啡桌则是一个木制葡萄酒桶，桶身满是弹孔，像是经过了酒吧里激烈的战斗后留下的，一张廉价店里买来的牛仔骑马复制图。
一片暮霭的阴影出现在午后的阳光里，也许是因警察的驱赶而出现。在落地灯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坐在椅子上，枪横在他的膝盖上。
“这房子看起来不错。”我说。
“一个月前地基开始下沉，是排水沟的问题，我又浇注了新地基。”
“那可不容易。”
“我自己浇注的。”接着是一阵沉默。
“我出来时交通有点堵。”我说。
“嗯？”
“在5号公路和110号公路交会处有个容易堵车的集市，但过了那里就没什么了。”
“一堵一松真不好，总是那样。”
“是啊。”
外面警车的引擎发动了。我庆幸这声音打破了尴尬，我拉起窗帘，警车开出了车道直奔公路去。
“也许你会在潘姆斯普林城或印地欧找到一个不错的公寓。”我说着坐在躺椅上，鹿角抵着我的脑后。“你肯定有工会的退休福利。”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会常给你打电话。”
“用不着打电话了。”
“你希望我给你打电话吗，爸爸？”
“真的不希望。”
我九岁时，父亲仍住在家里，我母亲建议他带我去上班。因为整个夏天我不用上学。一早我就要走，天还没亮我母亲叫醒我，我走进厨房吃早饭时，父亲已经穿着夹克在那里了，不耐烦地把车钥匙在两手间抛来抛去。我母亲还穿着浴袍，递给我昨晚就做好的午饭。
在黑暗里开了近两个小时的车，我们走完高速公路时，天刚蒙蒙亮。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在沙漠地带我们常常会认不清方位。最后我们开下了公路，停到一个尘土飞扬的摄影场边。这里已停了很多小车和拖斗车。父亲从后座抓起一个皱巴巴的大纸袋。我跟着他下了车，穿过一群随便乱停的卡车，到了一辆挂满了一排排服装的拖斗车里。在车里，父亲向一个穿红汗衫的女人说了自己的身份。她沉甸甸的胸前挂着一副塑料双光眼镜。
“你比那演员矮了一个头，”她说，“不过没关系，如果是骑马的话。”
她在衣服堆里找出了一条满是灰尘的裤子和一件花格衬衫。“这衬衫给你穿太长。我们会把它缝起来。只有这几件，为了省钱只好这样。”她递给父亲一顶帽子和几条羊皮护腿。“你带了自己的靴子来吗？”
父亲打开大纸袋装衣服。看到我，那女人抬眼浏览夹板上的记录。
“她只是来看看。”父亲解释。
父亲在一个可移动的浴室里换戏服时，我在外面等。他撒了泡尿和喷了些消毒剂后出来，看起来就是个牛仔。宽松的套裤在他腿上摆着，帽子潇洒地戴在头上，换下的衣服和鞋子整齐地捆好夹在手臂下。
我跟着他走过用“舒泰龙”塑料杯子喝咖啡的人群。他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他带我来到一辆马车旁，找来两个木头苹果箱，告诉我坐在那里。我可以闻到干草和马粪的气味。太阳升得更高了，人们不断地走来走去，有人用步话机下达命令。一些人把摄影机和粗线缆从车上搬下来，装上手推车推走。每个人都在抽烟。父亲在浏览报纸，我想他在看头发移植的广告。他偶尔站起来一两次整理他的戏服或添咖啡。天气变得热起来，汗从他的帽子里流下来，但他并没有把帽子摘下来掉。
后来，一个拿步话机的男人不耐烦地向父亲招了招手，父亲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套裤，我们跟着那男人走，从一条小路登上一座小山。在小山的另一边，穿着西部服装的人们坐在折椅上，抽烟、看杂志或交谈着。父亲叫我站在一边，他继续跟着那人走，直到看不见为止。当我看到他时，他已骑在马上，带着枪套，一支银色的枪插在里面。那马由于畏生而紧张，父亲不得不让它先安静下来。父亲不愧是个骑术专家，不一会儿马就在他的调教下开始飞奔起来。旁边有个人在指挥，父亲就让马小跑到一片树林后。几分钟后他从后面飞快地骑出来。马后蹄抬起，父亲弹离马背，做了个空翻，俯面落地时，人们一下子停止谈话，静了下来。
他们又马上开始谈话，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父亲站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把马牵到一边去。他顺从地站着，一个女人过来抖开他的头发。刚才在服装车里的那位妇女过来摆弄着他的裤子，把过长的衬衫塞进他的裤腰里。这样肆无忌惮地摆弄让我感到尴尬。两个女人弄好后，父亲又骑上马，消失在树林后。一个声音喊到“开拍”，父亲骑马疾驰而来，然后有人叫“开枪”，父亲抓住前胸，血从指间涌出，马后蹄蹬起，他从马背弹出，俯面着地，一个漂亮的跌落。我等着他站起来，但他没动，他的胸脯下的地上流了一摊血。
“爸爸。”我尖叫着跑过去，抓住他的肩膀摇他。
“有个小孩在镜头里。”有人叫起来，“又要重拍了。”
父亲翻身坐了起来，看见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到他脸上的愧色，我意识到自己错了。
“我以为你受伤了。”我说。
“我没有，”他忍着痛说，“站到那儿去。”那马嘶叫着，管服装的那位妇女朝他走来，他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父亲坐在安乐椅上仰头睡了，他的嘴张着，我听到空气在他喉中进出的声音，像沙漠里干燥的风。我想起了我的男朋友，最近这个，叫马丁，四个月前分手了。他比我瘦比我高，与他相拥我感到不雅且没有安全感。我们之间的记忆只剩下了他说我总是在小房间里大声说话这个印象。他要我嫁给他，我说好，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开车去巴哈角结婚。那时我不信他是真心的，当我们在边检站停车受检时，他把手放在我膝上问我想什么。我告诉他我要坐另一辆车回头。
“你还在这儿？”父亲突然问道，吓了我一跳。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在椅子上伸展一下身子，再躺舒服点。他看了看表。
我站起来，透过窗帘偷瞥外面。
“他们还没来？”他问。
“没有。”
“他们的午饭可真长啊。”
我放开窗帘，转过身来，他抬眼看我。
“你还演戏？”他问。
“不常演，现在我在做配音，声音替身。”
他笑了。“我从不认为你会成为一个好演员。”
他的评论让我感到难过。“我希望你一二十年前就这么说。”我想开个玩笑，“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波折。”
“我不该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你怎么认为我当不了好演员？”
“演员，”他说，“要被人喜爱。”
我感到他的目光穿透了我。
“你曾离开过这里吗？”他顶上的头发日见稀少，头皮屑斑斑点点，头上青筋横布，我因他这样直率的话语而难受。
“过去从没有。”他说，这话是说我不必来此使他分心。
我认识在那场父亲受牵连的事故中死去的那人。他叫丹·兰德雷，和父亲一样也是替身演员。在父亲离开我母亲搬出去前，丹和我母亲有染有一年了，而我那时太小不懂其中的关系，只认为他常在父亲外出拍电视时过来帮母亲做些杂活。
丹的小指上戴了一只骰子大小的钻石戒指，向我讲那些他记在小小的黑色笔记本上的笑话，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那本子，叫我过去。“为什么九怕七？”他问我，我还没答上来，他就自己说了：“因为七吃九八（eight）的发音和吃（eat）的过去式ate相同。这是利用同音双关语取得幽默效果。，明白吗？”他对我眨眨眼，在我屁股后重重拍了一下。而他对母亲讲笑话时总是避开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噢，丹，你真坏。”听起来母亲好像在责备他，但她低沉声音中的欢愉却很明白。
丹说话声音很大，整个房子都充满了他的声音。他是从加拿大来的，爱给我们讲冰球队的排名情况，他借此同埃德蒙顿的亲戚保持联系。有时我们拿着扫帚和水壶盖在厨房里玩起游戏来，而母亲却微微抱怨说把地板蹭坏了。丹只喝进口啤酒。在他来过之后，母亲把杯子收集起来用特别热的水洗干净，叫我把酒瓶扔到邻居家的垃圾桶里，因为我们家的已经满了。
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们出了事故，母亲听了之后就瘫倒在地板上。父亲待了一会才去扶她。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他是否到那时才明白母亲和丹的关系，或是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他扶她起来，搀她到躺椅上，她背对我们蜷卧着，他给她盖上一条针织毯，倒了杯水放在躺椅前的桌子上，然后他重重地坐在躺椅旁的椅子上。
“他踏出塔顶时我就感到他失去平衡了，但我没有纠正他，我想我准备……”他双手抱头，声音越来越小。母亲则在躺椅上抽泣。
丹的家人告了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父亲也名列其中。一位工会的律师到我们家里，为开庭做些准备。父亲坐在起居室里的椅子上，母亲和我则站在门边。
“问题在于谁提出要演这个特技？”律师问，他在椅子前面走来走去。
“从塔上跌下来是剧本里就有的情节。丹和我设计了跳法。”
“不，”律师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那么说，你说是制片公司提出要跳的。”
“制片公司？”父亲说，“他们和这有什么关系？”
“他们出钱拍片。”律师说，“拍摄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他们的责任。谁铺的缓冲垫？”
“我铺的。”
“不。”律师马上说，“这不是正确的说法，正确的是你根据制片公司的指示做的。”
“我不想把过错推给他人。”父亲说。
“不要说‘过错’，”律师发急了，“没人指责你铺错了垫子，你落下来垫子就接住了。”
父亲低下头，那律师口气缓和了下来。“你能在法庭上说清兰德雷先生的下落过程吗？”
父亲抬头看了那律师一会儿，最后说：“不。”
“你必须回答问题，否则会被视为藐视法庭。”
父亲用掌根磨着下巴，最终说了一句：“一个人应该死得明白，不让别人说三道四。”
母亲则躲到厅里去了。
这个事故后，父亲就不那么常去工作了。起先他借口推掉工作，后来干脆连电话都不接或不回复人家了。他不相信自己了，有两次，我看见他站在房子外，盯着屋顶或地平线出神。几个月后，他搬到沙漠里去住了，因婚姻和工作的双重失败而放逐自己。
我开着车，告诉父亲准备去商店买些像样的东西来吃。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开到哪里去。此时快五点了，晚冬的残阳里，沙漠中的山峰发着淡淡的红光。过了一会儿，夜色就微微地出现在天空上。上高速公路几英里后，我看见鲍比开着他的民用吉普车，朝和我相反的方向飞驰。我们相遇时都慢下来。从观后镜中我看见他停下来，我也停车。他已把警察制服换成了牛仔裤和汗衫。
“回城吗？”他问。
“去商店买东西，再打个电话。我想在印地欧给他找个住的地方。
“如果明早他还不搬出，我们就进去强行把他弄出来。”他的语气使我厌烦。“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混蛋？”
“这是程序问题。”他说，“如果你想让事情听之任之，我们可以让你父亲一小时后入狱。”
“天哪，鲍比，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真可为洛杉矶警察局工作了。”
他露出了点微笑。“长靴马鞍酒吧那儿有电话。”
“在哪儿？”
“在我去的那儿。”他加速飞驰而去。我调头跟在他后面。
在酒吧里，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了几个退休者联合会的号码，但已经过了五点，办公室里都没人。我挂了电话走到里面去，鲍比正坐在一张空凳子的旁边。
“辛迪和两个孩子呢？”我问，溜到他旁边，打手势要了啤酒。
“现在是我们的夜生活时间。”
“她在这儿和你见面？”
“我们各自过夜生活。”
我看着他，想搞清楚是什么意思。
他喝了口啤酒。“这是她的主意，她说我们的生活单调刻板，我们要给婚姻带来些新体验。她参加了读书会，带了些书回来，要我读。”
“我可不记得你还爱读书。”
他笑了，用一种让我不自在的目光看着我。
“所以你的贡献就是把泡吧经验带回去？”我问。
他不笑了。“她以为我在电影院，到十点半后我才能回去，否则会被她讲。”
“为了能一起讨论，她不想知道你看的电影的内容吗？”
“我找报纸看演什么，在报纸中你可以看到谁主演和广告内容，你就知道相当多的故事情节。”
我笑起来，他耸耸肩，有点得意。
“孩子呢？”
“他们到外婆那里睡，辛迪和我回家时把他们接回去。”他看着杯里的酒。
“在那很有意义的读书和讨论之前还是之后接他们？”
他啜了口酒。
“要去看电影吗？”他问，“把我当坏人了？”
这话让我惊讶，我笑了起来，啤酒呛到鼻子里去了。
“去你的，鲍比。”我微嗔。
在酒吧的里墙找到了一张大红的电影预告招贴，我们逐行查看电影名。我们决定开车去潘姆斯普林看一部讲述一个神奇少年的电影，一年前我为这个影片配过音，但内容很烂，直到现在才发行。鲍比开着车，我坐在后座，车窗开着，寒夜中的猎猎冷风让我保持着清醒。车开得比我预想的要快，不久后就到了。电影正放一半，我们悄悄进去，尽量不打扰那些周末晚上出来看电影的孩子们。我给鲍比讲述了故事情节，疯狂离奇，我们就着爆米花咯咯地笑着。两个少年转过来骂了两句。
“快告诉我什么时候出现你的声音。”鲍比在我耳边大声说。
“还没到，”我说，“应该有个聚会的场面。”
黑暗中我侧面瞥了他一眼，他正在兴致勃勃地看着。一阵喧闹的摇滚乐响起。
“聚会的场面！”鲍比兴奋地在我耳边说。
我仔细看着。当镜头停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身上时，“看，那儿。”我指着银幕说，“那金发女孩的声音就是我。”
“哪里？”鲍比问道，坐直了身体。
镜头已从那些女孩身上移开了。“你错过了。”我说。
“看，那里那里。”我叫道，当镜头掠过一个欢笑的男孩和一个女孩时，我叫道，“那是我的笑声。”
“那是你的笑声！”鲍比惊讶地重复一遍。
“对，就是这。”我说，镜头定在一对主角夫妇身上。
“那谈话是你配的？”鲍比在我耳边问。
“不，等一下，再等一下。”
那对夫妇倾身相吻，那是个温柔湿润的长吻。“那是我的亲吻声。”我说。
“不可能。”鲍比惊奇地睁大眼睛说。
我点点头。
鲍比转头看银幕，开始叫了起来。“是这个女孩亲——”在他喊出来之前，我就用手掌盖住他的嘴。但他继续喊着，嘴唇在我掌心动来动去。我笑着，他挣扎着挣脱我的阻止。
最后，他停止挣扎坐回了位子上。我把手拿开，可他抓住我的手把它放到嘴上，我的手掌感觉到他呼吸的湿气，他的舌头舔着我的皮肤。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在他的车里相互宽衣解带了，随后我们就躺在一个汽车旅店的橘红色床单上。我们都默默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他最后喘了口气，整个身体就压在我上面，压了好久。他在我脖子间沉重地呼吸着。他从我身上起来，我翻身俯卧。我听到他扯衣服、拉拉链、扣皮带的声音。我心想：不要说话，这段时间我要沉默，直到有说话的机会。
“爱莉丝——”
“好了，”我飞快地坐起来，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