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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生产力发展将因缺乏推动力而陷于停
滞。于是，改革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合理的内容，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自
5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把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直接结
合，把改革提到解放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沟通和分界问题。邓小平这样评价中国的改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
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
①
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改革社会主
义制度内不合理的成份，必然遇到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也就是改革的方
向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理论问题。邓小平这样论述：“要害
是姓 ‘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
第三，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肯定社会
主义制度的对外开放性，同样源于对中国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实际考察。
邓小平总结中国经济落后于西方的教训，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闭
关锁国。他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年的闭关
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
后。”而从社会主义的经验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
搞了很多年，也没有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
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苏联的僵化，主要指斯大林的两大
对立世界阵营和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这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
隔绝状态。邓小平正视当代高科技带来的全球性变化，肯定了“现在的
③
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提出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不会导致资
本主义的论断。
邓小平的思想，贵在求实和实行。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又运用于这一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
次得到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2 页。
② 同上书，第372 页。
③ 同上书，第90、139、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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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儒学的重建
儒学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
要意识形态，有过两千多年的显赫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840年以后，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衰落和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入，儒学及其所代表
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独尊地位，在中国封建帝制结束的时候（1911～1919
年），儒学被彻底否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及东亚、东
南亚地区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建，面临西方高效率的工业文明与
东方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之间明显的差异和冲突，这使儒学的地位与
价值、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等问题重被提出来，形成了关于儒学的种种
思潮。
对儒学的研究和发扬，并非只流行于有儒学传统的国家和地区，50
年代以后，在欧美一些以基督教文化为传统的国家也开始探索如何利用
儒学解决现代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出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需要，
希望那些由工业文明产生却又为工业文明所解决不了的社会秩序、家庭
稳定、个人品质等问题，能从儒学中找到答案和办法。在美国、德国、
法国、英国的大学里，儒学研究活跃起来，许多著名的汉学家、“中国
通”，出版了很多儒学研究论著。当然，儒学在理论上的重建与发扬，
主要还是在有儒学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即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地区。
1。儒学在中国大陆的沉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迅速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
工业社会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在政治、经济、文
化各方面的改造与建设，推动了这一发展。儒学在这个过程中大致经历
了失落、危机和复起三个阶段。
1949年到1966年是儒学失落时期。儒学的失落，是指儒学在中国延
续了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地位彻底丧失；但它作为文化遗产却并未被抛
弃，在学术研究领域仍有重要地位。
事实上，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在封建社会末期已开始动摇，明末清
初的思想家陈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对当时那种脱离实
际、空谈性命的腐儒进行了严厉批判。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痛感中国政
治经济落后、积极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思想家，如严复、康有为、章太
炎等，对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儒学做了更彻底的批判。发生在1919年的社
会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推
翻了儒学在人们观念中的神圣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取消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治地位，是“五四”运动的继续
和完成。而从儒学统治地位的彻底丧失来看，是在1949年以后。中华人
民共和国当时的代理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
29日以法令形式确定了“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教育”；1954年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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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
大陆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被确立
为教育的内容，儒学不再被“独尊”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历代儒宗、
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奉祀，儒学作为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学术研
究的对象。
在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毛泽东在 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
论》，提出了“批判与继承”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毛泽东
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
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
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
②
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在这
一方针指导下，儒学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学术论著方面，50
年代至60年代，出版或再版了大量儒学研究著作，如熊十力的《原儒》，
郭沫着的《十批判书》（再版），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
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编，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等，
是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标志。在学术方法论方面，儒学研究首次引入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孔子及各个古代儒学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行了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在学术内容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许多过
去从未探讨的与现实需要相关的问题，如关于孔子思想核心究竟是仁、
是礼，还是“中庸”的问题；关于孔子的政治立场是代表封建阶级还是
代表奴隶主阶级的问题；关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哲学性质是唯物主义
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关于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方面是否整理了六
经的问题；关于孔子著作的“君子”与“小人”代表的是否民众利益的
问题；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借鉴价值的问题，等等。显然，
作为学术领域里的儒学研究，由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受政治的影响比较
大，这在当时难以避免。对于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出来的
民族，结束封建帝制仅仅三十年，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对旧文化进行
清理和批判，以推动民族新文化的建立，是很必要很有积极意义的。只
是，在这个本来很正常的学术批判过程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过份干预。
1958年，《哲学研究》杂志第一期首篇文章《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
修正主义》提出了哲学史要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认为古代哲学研究中
“出现了危害更为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与唯心分
界线、哲学的阶级性等原理受到了忽视。到1962年，这种政治批判进一
步升级，在全国性孔子学术讨论会上，一些“马列主义权威”指名道姓
地把一些著名学者划为“修正主义”。如冯友兰、刘节、高赞非等，他
们的研究成果及方法都被判定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这种状
况到1966年以后发展为对儒学和儒学研究的全部否定。
1966年到1976年是儒学的危机时期。这次危机，并非来自儒学及其
研究自身，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即那场被称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全国性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发动者的初衷是通过政治方式破除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开幕词》。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版，第707—7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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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然而不幸的是，
新文化没有建立，优秀文化遗产却连同封建文化一起被破坏殆尽。与发
动者意愿相违的另一个结果是，原已退隐的学术领域里的儒学及其历史
人物，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又被推到现实的前台，以被否定方式得到了一
次广泛宣传，使二次大战以后出生、在现代科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人接受了一次儒学文化的否定式扫盲教育。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
中提出了“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四旧”指旧思想、
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牛鬼蛇神”指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专家、学
者、权威及其“祖师爷”（即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儒学和孔子被划入
破除、横扫之列。70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以批孔批儒为名
的群众性政治浪潮，儒学被贬为极右的反动思潮，孔子被斥为虚伪狡猾
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不学无术的寄
①
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犬 。显然，这个时期对儒学和孔子的否定，完全
是一种狭隘的政治偏见与谩骂，已毫无思想价值。但是，这场“革命”
对儒学及其研究所造成的物质危害、政治危害及思想混乱却延续多年，
以至于当这次文化浩劫过去之后，人们不得不投入很大力量去拨乱反
正。
1976年至90年代是儒学复起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个阶段：1976年
至1984年为学术界重新树立孔子和儒学地位的阶段；1984年至90年代
为全面研究儒学体系及其历史、研究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与现代
文明关系的阶段。在后一阶段，儒学研究形成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局面。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明令要求：一切在“文革”期
间被破坏、被污蔑的人和事都必须纠正过来。1978年8月12日，《光明
日报》发表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的再评价》，提出了重新确立孔子及
儒学地位的问题，由此揭开儒学复起的序幕。从1978年到1983年，祖
国大陆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孔子及儒学讨论会，推翻了“文革”加在孔
子身上的不实之词，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也初步讨论了“五四”运
动否定儒学的功过，达成了尊孔的时代和反孔的时代都已经过去、应该
对孔子及儒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加以研究的学术界思想共识。
1984年，孔子诞辰2535周年，在纪念活动期间，民间成立了“中国
孔子基金会”和“中国孔子研究会筹备会”，这标志着全国性孔子专门
研究机构的形成。80年代后半期，祖国大陆又举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学术
讨论会。其中后三次扩展为国际性会议。来自亚、欧、美、大洋洲的各
国学者普遍认为，儒学是世界思想与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它不仅与中国
的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而且对东方工业国确立自己的思想文化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反省原有文化的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
儒学进一步向国际性思潮发展，甚至越出学术界向现代生活方式、现代
人的价值观念渗透。
祖国大陆的儒学及其研究几经磨难与颠簸，发展到现在，与一大批
思想家和学者的执著追求分不开。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
郭沫若、赵纪彬、侯外庐、蔡尚思、张岱年等。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孔丘其人》，载《红旗》1974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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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1884—1968），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岗人。早年参
加辛亥革命，1920年至1922年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佛学。1922年以后，
除到四川讲学外，主要在北京大学任教，直至逝世。熊十力的思想以40
年代中期为界，明显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着重于佛学，试图以儒学改造
佛学，提出了自己的佛教唯识学说，著有 《新唯识论》、《破“破新唯
识论”》、《十力语要》、《佛家名相通释》等书。40年代中期以后，
他放弃佛学转向儒学，立足于儒学阐发自己的思想。主要著作有 《读经
示要》、《体用论》、《明心篇》、《原儒》和《乾坤衍》等。
熊十力的思想主要针对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思潮泛滥及其对传统
文化的冲击，他以鲜明的道德人本主义反对哲学的知识化、逻辑化、实
证化倾向，也反对西方的理性人本主义和个人人本主义。为阐述这样的
思想，他将道德上升到形而上学高度，提出道德的“本心”、“性智”、
“良知”是人人生而俱有的“生命之本然”；而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则
脱离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寻求”，“各
用思考去构画一种境界，而建立本体，纷纷不一其说”。这样的哲学虽
然推动了科学和认识论，却不能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据，只能是“始
①
终盘旋知识窠臼，茫无归着，遂乃否认本体”，导致怀疑论和现象论兴
起。他认为，哲学所求之真或实在，与科学所求之真或实在完全不同，
哲学是“修养的学问”。
熊十力所建立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沿儒学的思孟、陆王一系发展，
以心性学说为基本立场，以佛学禅宗唯识论为补充，主要阐述了三个问
题：第一，人性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