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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背着一个破蛇皮袋离开故乡，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初春的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在割。路两边，都是湖，湖睡在梦中，那么宁静，他的脚步声，惊醒了狗子，狗子就叫了起来，狗子一叫，公鸡也开始叫，村庄起伏着一片鸡犬之声。”他“在那一刻停下了脚步，回望家门，家里的灯还亮着。”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情景。三十年来，无数中国人在这样的清晨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怀着对外面的广大世界的梦想开始漂泊与劳作。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使“Made in china”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着自身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梦想着奇迹，而前所未有的机会与自由在这个时代正向着人们敞开。
——这是王十月的小说《国家订单》中的一个片断。那个离开故乡的人后来成了“小老板”，成功一度近在咫尺，但又擦身而过。但这个情景大概也属于王十月自己，他也曾在一个清晨离开湖北的一个村庄，南下广东，十几年后，他成为了一个作家，在今年年初《人民文学》与深圳文联联合举办的“打工文学论坛”上，他被认为是“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
当“小老板”回望家门时，“他在心底里发下了誓言，一定要发财，当老板，衣锦还乡”。我们不知道王十月当日心底的誓言，但应可断定，现在他决意做一个小说家：他经历、感受，他看着，努力辨认，然后讲述。
王十月的讲述是“在场”的讲述。关于“底层”、关下农民工的生活，已经有了那么多起于书斋止于书斋的不在场的书写，“坐在城头观山景”，固然也激动、也热闹，但这种激动和热闹终究会露出“隔膜”。因为“隔膜”，很多事就看不见看不真切，就会走向事不关己的专断和简单。
这篇《国家订单》不专断不简单。因为王十月和小说里那些打工者是一样的人，和小说里那个“小老板”也是一样的人，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走出来，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复杂地酸甜苦辣地走到今天。
通常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简单，但又麻木地习惯于对他人的简单，这是人之通病。小说家的写作正应疗救此病，小说使我们贴近定见和成见之下的生活，使我们恢复对“真实”的敏感。
——这一点，王十月做到了。看了《国家订单》，我们就会意识到，生活与人心超出了我们的认识和想象，而时下许多小说所凭依的其实是“隔膜”、是写作者的懒惰和轻率。
——编者
空山
作者：阿 来
1、机村人又听见了一个新鲜的词：博物馆。
放在过去，他们会好奇地问：博物馆，那是个什么东西？但现在，他们不再露出天真而又愚笨的神情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这世界新事物层出不穷，没见过真身，问到答案，只能得到似是而非的印象。还不如免开尊口，等到那事物显出全形，不管懂与不懂，也就叫得出它的名字了。事物的懂与不懂，好像就在于能否叫得出名字。何况，现在出现的新鲜玩艺，远不是早年问出现的马车啦。拖拉机啦，诸如此类的那么简单了。有时候新词出现还不是指一种东西，而是……而是……某种……“现象”。
当然，博物馆不是现象。
这个新词是驼背的儿子林军从县城带回来的。
那阵子，这个老实人揽到一单好活，两天一次开着小卡车去县城给隧道工程指挥部拉一次菜蔬粮食之类的生活用品。几百上千人的工地，每天都要消耗不少东西。
这个老实人，早上出去，一个多小时到县城，帮着指挥部后勤主任采购，又载着货上山，每个工程队卸下一点，到卡车空了，就开车回家。他也不去热闹地方，比如村子里这个酒吧。这是冬天将尽的时候，人们正闲得发慌，男人们大都聚到酒吧来，要个一瓶两瓶酒，在露天的台子上捅几杆台球。这时，每天太阳升起的路线都会比前一天更靠近北方，阳光自然也就比前一天温暖一点。山上的雪线开始升高，冰冻了一冬的地开始变得松软。人们就这样懒洋洋地喝着酒等待春天。看河上的冰开始融化，看柳树桦树僵硬的枝条变得柔软，顺带也看见林军开着他那墨绿色的小卡车来来去去。每一次，林军把车停在村中广场上，就快步回家。有时，他也往酒吧这边张望一下，露出个说不上所以然的笑容，然后，还是转身回家。这个举止在村里人看来，总是有点奇怪。有时，他回来得早。还会在黄昏里，把三岁的儿子架在肩膀上走出村子，在村外田地问的小路上转上一圈。有时，他还会突然一下猛然奔跑，嘴里发出电视里才有的飞机俯冲，机枪扫射的声音，吓得儿子在他肩上哇哇大哭。他只好把儿子从肩上放下来，坐在路坎上，露出一脸忧戚的神情。然后，手牵着儿子一脸落寞地在四合而来的夜色中转身回家。好在，当他走进村子，即便人们想看个究竟，他那一脸落寞的神色也融入夜色之中，让人无法窥见了。
在机村人听到这个词的这一天，林军停好车，脱离了他惯常的路线，直奔酒吧来了。闲散的酒客们都坐直了身子，看他向这边走来。有人叫大家不要看他：“他不是不想来，起初没来。后来就不好意思来了。”
“你看现在，他有不好意思的样子吗？”
的确，从远处看去，他平常总是显得拖沓的步伐这时却一下下走得那么紧凑有力，没有一点犹疑不决的意思。
“那是自己给自己壮胆，不要看他。”
大家想想也是这么个道理，就都把脸转向别处，但眼角都忍不住不时要扫一扫他走来的身影，看他’是不是半路上信心顿失，转身回家了。但他还是迈着紧凑的步伐向这里走来了。于是，大家也都转过脸来，看他满脸红光，露出一口白牙走近了大家。
直到走到酒吧宽大的回廊下那两张台球桌边，他像是猛踩了一脚身体内部的急刹车，身体摇晃一下，很突然地站住了。拿着什么东西的手也猛然一下子藏在了身后。
还是酒吧主人若无其事地说：“来了？”
他才放松了一点，突然一下把身后拿着的东西举到大家面前，说：“博物馆！我老爹进博物馆了！”
“我知道什么是博物馆，上来吧。”
林军脸孔通红，一步一步走上了那宽大回廊前的九级台阶，等他走到廊子上的众人中间时，那气喘吁吁的样子，像是比爬了一趟村后的达玛山还要艰难。也有人想问他刚才说他父亲进了什么地方，却没有好意思张开口来。他父亲已经死去好些年了，一个活人怎么会知道死人去了什么地方。再说，死人能去的无非是三个地方，地狱、天堂和等待轮回转生的中阴之地，但他明明说了另外一个地方。
除了店主人，还有一个人能听懂他所说的那个字眼。这个人就是短暂回乡的我。
我说：“好啊，他老人家终于进去了。”
这话一出口，林军紧张的身子松懈下来，软得都有些站立不住的样子。他又说了一遍：“我老爹进博物馆了。”
我从他手里接过那一摞彩色的宣传纸，并把一杯酒放在他面前，他就慢慢坐下了。
这一来，所有人都把眼光落在了我的身上，还有好几个人围过来。我打开这些宣传纸，知道县城那座废弃多年的寺庙改造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最近又在其中开辟出了一个展室，陈列红军长征经过这一带时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文物。这些宣传纸，准确地说是十几页彩色印刷的小册子，正是这个展室的说明书。最末的一页，有一张表格，罗列了当年流落此地的红军伤病员名字，其中出现了驼背和机村的名字。上面写的是驼背的大名：林登全。
驼子生林军这个尾生儿子时，都年近六十了。那时，他受着旧伤与内心痛苦的双重折磨，总是哼哼唧唧地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但就是这个一脸死灰的人，又让他老婆生下个儿子。他老婆见了乡亲就说：“造孽呀，羞死人了！”
林军激动不已：“看，我老爹的名字印在书上了。”
大家想有所反应，却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因为没有谁的名字曾经被印在书上，也就无从知道名字被印在了书上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只能齐刷刷地看着他，有些别扭地做出惊喜的样子。林军走到墙边，手顺着窗框画了一个圈：“那张表挂在墙上，比这个窗户还大，写老爹的名字的字，一个一个，比火柴盒还大！”
众人也无从知道如果自己的名字用火柴盒那么大的字印在墙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却都张开嘴发出了赞叹：“嚯，嚯嚯……”
他又抓住我的手，说：“我老爹进博物馆了！”
其实，我也无话可说，对于一个已经躺在地下多年的人，这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但我还是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是的，他老人家真的进博物馆了！”
林军却现出了颓丧的神情：“可惜他自己已经不能知道了。”
“是啊。要是活着时就进去，你老爹脸上会有多少光彩啊！”
林军离开后，大家都来问我博物馆是个什么东西。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到一个确切的说法。还是酒吧主人拉加泽里说：“博物馆是一种房子，把不该忘记的东西放在里面。”
这已经不是大家心里总是有所忌惮的年代了，所以马上有人说俏皮话：“我们也没在脑子里盖那么一座房子，但我们谁会忘记驼子呢？”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但以后的人呢？”我说。
“好呀，政府越来越有钱，以后不会在每个人脑子里都盖这么一个大房子吧！”
也有人很认真地发出了疑问：“以后的人要记住机村曾经有个驼背干什么呢？”
这句话让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想起驼子的种种好处，想起驼子的种种不幸，也想起驼子好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唉，那人是在世道刚刚好起来的时候，伤心而死的。然后，大家都低头去看林军散发的宣传册。那一共十几页的彩印纸，除了封面封底，除了领导写的话，关于展室内容的，也就七八个页面。其中，红军长征经过此地的路线图啊，旧驳壳枪啊，手榴弹啊，刻在石崖上的标语，烈士照片等等，又占去多半页面。最后三页。两页是当地藏民参加红军并且在解放后进了北京，或者打回来做过当地领导人的照片与介绍；最后一页，才是让林军激动万分的那张表格，表格有十好几栏，林登全——也就是他老爹驼子的名字只在其中占了一行：林登全，一格；原红四方面军某部战士，一格；因伤掉队，一格；曾任本县某乡某村支部书记，最后一格。
而我眼前，却是活生生一个爱土地爱得要死的农民的形象。当他所有行为符合这个形象时，他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那个前辈，但只要当他的行为脱离一个老实巴交的农人的轨迹，就是可恨可笑复又可悲的人了。反正，机村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出驼背作为一个英勇的红军战士冲锋陷阵是个什么模样。他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儿子林军也不是。但从他儿子生出来那一天起，他就希望他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个光荣的军人。所以，他才名叫林军。林军是我的同龄人。我们中学毕业回乡不久，他就因为父亲身份的关系穿上了军装。那时，他的驼子父亲是多么荣耀啊！背比过去挺直了许多，那双总是浑浊的风泪眼，也发出明亮的光芒。而且，还从什么地方弄了顶军帽来神气活现地戴在头上。
他看见我们这些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家林军来信了。”
他还爱说：“我们家林军是野战军。” “野战军？” “就是大部队！主力！人那个多，排起队行军，领头的都爬上山头了，尾巴还在山下原地踏步！” 机村只有两三百号人，从来没有全体排起来行过军，但是看过电影，那时的电影里，总有行军打仗的画面，于是就有人说：“跟电影里一样！” 驼子却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电影布才多宽。我说的队伍，那个长！”他甚至摇着戴着一顶大帽子的小脑袋说，“算了，跟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再说都是枉然！”然后，他就眯缝起永远被泪水里的盐分渍得通红的眼睛去看蜿蜒而去的山脉，好像真的看见了行行队伍走在上面，而他儿子，就昂首挺胸走在中间。后来，我考上学校离开了机村。
假期，我回到村子里，驼子拉住我，一双手颤抖不止：“林军上战场了！”他老婆却在一边低声哭泣：“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驼子想喝止哭泣的女人，却不能奏效，转身背上双手，尽量地挺直了腰背，说：“反击战，反击战……我儿子打仗去了！”
那场战争好像刚刚开始就结束了。我再次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林军已经回来了。那一年，我们这些年轻人从报纸、电台听到了多少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更没有想到的是，到学校来作英雄事迹报告的年轻军人，竟是过去中学时代比我们高一年级的校篮球队员。我想，也许林军也在另外的地方做他的英雄报告吧？毕业后我分配到比机村更为偏远的地方，两年后才有了探家的资格。一想不到，一进村口，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林军。他一头乱发，被细雨淋湿了，乱七八糟地贴在脑门上，旧军装已经很破旧了。他背着一个背篓，上面盖着青翠的桦树枝条，我鼻子里闻到了新鲜蘑菇的气息。
两个人在狭窄的村道上撞见，一时间都显得有些慌乱。只是林军的慌乱远远超过了我的程度。我慌乱是没想到战场回来的军人会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在我眼前。那么，我在机村肯定显得光鲜的干部模样当然也能使他更加慌乱。
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犹疑不定：“林军。”
他看我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我又叫了他一声。后来，我想自己叫他的时候声音里不该包含那么浓重的惊讶。他一低头，挤开我，消失在细细雨线后的浓雾中间。
弟弟告诉我，林军提前复员，“打仗时害怕，尿裤子了”。邻村有个跟他同时入伍同时上前线的，去年是县武装部用吉普车送回来的，已经当上连长了。我想再见见林军，直到离开村子却再也没有看见。也是这一年吧，驼子死在了丰收在望却没人收割的麦地里。村子里还有一种说法，真正把驼子气死的，其实不是丰收的麦子无人收割，而是他尾生儿子在部队丢人的表现。对此，机村也很有些年轻人感到十分愤怒，觉得这也是丢了机村人的脸。倒是老年人们宽宏大量，对着枪口，林中之王豹子都要害怕呢。也有人说，幸好现在不搞“文化革命”了，不然，这个家伙就死定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十多年过去，大家把这些事情都慢慢淡忘了。
2、那天黄昏的晚霞烧红了大半个天空，太阳一落山，气温猛烈下降，空气清新而冷冽。大家因为议论博物馆什么的，才一直呆到这个时候。拉加泽里吩咐服务员一桌桌算账，准备结束这一天的生意。
就在这时候，村后的山根前亮起了火光。
其实早就有人看到了烟与淡淡的火光，因为不想打断大家那么兴趣盎然的闲话，才没有声张。满天通红的晚霞燃烧到后来，把自己也烧得乌黑的一片。天一黑下来，那一下子明亮了许多的火光就被大家都看见了。
那是驼子坟墓所在的地方。于是，大家明白过来，林军是到坟前去告诉他老爹，那个流落红军的名字进博物馆的事情了。大家又在酒吧里坐了下来，等两个腿快的家伙前去打探。去的人很快就回来了，说林军正把一堆散给大家的那种说明书在坟前烧化。
去的人说完这一切，还很夸张地打一个寒噤，说：“妈呀，我好害怕。”那寒噤打得有些夸张，但他那恐惧却是真实的。机村死了人，并不时兴土葬，所以见了坟堆，就会害怕。不是害怕别的，就是害怕冒出地面来那堆零乱而凄凉的土石。在机村人的感觉里，那么一堆非自然的东西会生出一种特别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