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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也可以做，只惧怕做一个无所作为的平庸之人。我强烈向往在高度文明的环境里过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强烈向往能在城市里住高楼，过舒心的生活。但这一切，都是痴心妄想。
不上学的日子，我除了胡思乱想，还特别关心国家大事：计划生育一定要抓紧；建立特区，对外开放，鼓励勇于改革创新者带头致富；多建立一些综合大学——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一所烟台大学了吗？希望中国变得象西方国家一样强盛，我要为此做点贡献……
怎么样？别看还未成人，可我的思想比成人还成人。
但回到现实，冷静下来时，我又开始品尝痛苦与惆怅的苦涩，前途的茫茫然使我怀疑未来，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在走向深渊。
我害怕起来。
人生那么多路，为什么只有考大学才是走向幸福的真正出路？看来，一个人想按自己的想法去活是不行的。
我陶醉在想象中的大学生活里，而老妈则经常在现实中沉思。这是我们娘儿俩多年未有的幸福时刻。老爸则经常闷闷不乐地斜倚在炕上想心事，他有他的愁事——房子。
老天却偏偏跟我们过不去，早上下起雨来。我在朦胧的睡意中，听到老爸在灶间咒骂天气。他的脸色阴沉且无生气，见到我后，竟然迁怒于我，指责我的垂头丧气，说我应该朝气蓬勃，年青人嘛。
令我哭笑不得。这一大早的，他这是跟谁呢？
爷爷斥责了他几句，老爸的语气缓和了些，但仍然揪住我的小辫子不放。我期望老妈快点解围，老妈却坚决站到了他那一边，给我上起了政治课。
老妈列举了许多读书争气的“模范人物”，亏她记得这么清楚，讲得我真想捂住耳朵跑出去。
她的教训，不仅没有鼓起我求学的勇气，反而使我对“大学生”这三个字产生了极度的仇恨，我在心里恨恨地说：我偏不考大学！偏不捧铁饭碗，偏要在农村里干出个样子来，偏要在泥土里滚一辈子。
我把脑袋深深埋在膝间，暗自流下了几行委曲的泪，真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啊。
老爸老妈对我下这么大“毒手”，相必与村子里对我的闲言碎语有关。认得我的人，每每看到我，问的话多是我不敢想的，他们抬高了我，把我看作同姐一样有出息，大多人问我在什么学校读书啊，我嗫嚅着说不出口——一我耻于让他们知道我只是在一所极普通的高中就读而已。
雨终于停了，我的煎熬也到头了，跟在他们后边，到宅基地填坑去了。
晚上老妈破例允许我去巧家看电视。
巧家挤了一屋子人，都是些铁杆电视迷，挤在他们中间，象是在一个缺氧的世界里，呼吸都感到困难，可他们个个脸上挂满红光，神情专注地盯着屏幕。我终于受不了了，挤出人堆，来到院子里。
空气清新得像水一般。巧在井边洗衣服，我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倒在了她面前，泪水止不住溢满了眼眶。巧认认真真听我发泄完后，轻轻叹了口气。她没有安慰我，而是问起家里的活儿，问房子的情况，问花生锄了没有，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上学。我感到很失望，很伤心，心不在焉地和她扯了一阵子，没趣地走了。
这一回，巧没有送我出门，只送给我一句话：明天我去帮你锄花生吧。
老妈并不赞成我去地里锄草，她说你准备一下，明天上学去吧。
我痛快地答应了。因为我真得想念学校，想念同学了。
我还是去地里干活了，因为巧的坚持。
难得的一个晴天，太阳火一样烘烤着，被雨浸透了的山野蒸腾着令人窒息的水汽。我有些后悔了，刚锄了一垄，就想打退堂鼓，但巧却很卖力。
又锄了半垄，我坚持不住，扔下锄头，一头扎到荫凉地躲清闲去了。
巧也停下来，一边往这边走一边用脚蹭去锄头上的泥。她的脸上挂满了汗水，衣服也浸洗了一大片，走近我时，她用手指点着我说你真不中用。
真不中用，多土的话。可现在听起来却感到很亲切。
巧稳稳地坐下来，就在我身边坐下来，她身上散发的带着体香的汗味儿使我的心跳不由地加速。
我正想抻下腰里的毛巾给她，巧却抢先一把拽了过去，看也不看地擦着脸上的汗。
不知哪来的勇气，我靠近巧，轻轻揽过她的肩头。
巧只是下意识地挣脱了一下便不再拒绝，顺势靠在我身上。
我们并没有顾忌天气的炎热，巨大的幸福感深深攫住我们的心。
我想好好地亲吻她，除了这个念头，没有别的。
我们的唇刚触及，天空却传来巨大的轰鸣声，这声音好可怕，我们惊恐的仰起头，看到一架很大的、绿色双翼飞机在天上兜圈子。我们激动地松开对方，迅速跳起来，跑到空阔地忘我地追随着飞机的身影。飞机很低，轮子、驾驶员、机号看得清清楚楚，我虽然不知飞机的型号，但却装作很内行，兴奋地喊着：“这是三叉戟！”。
巧投来钦佩的目光，显然，他很欣赏我的“博学多识。”
好奇的不只是我们两个人，不知从哪里钻出许那么多人，都像我俩一样关注这架飞机。我和巧的亲密，就这样被飞机带走了。我们无心再干活，收起锄头，一同回了村子。一路上什么也不说，但我们的脸上肯定写满了幸福和愉悦。
从此后，巧成了我最惦记的人，她也非常珍惜这段感情，我们在用心呵护、培植着这份懵懂的爱。
正文 三十二、迷惘
幸亏我及时回到了学校，据说孔老头正打算到家里探视我。
课落下的太多，任课老师为此开了个碰头会，指定学习委员为我补课。离开学校这么长时间，我对知识感到了十分的陌生，补课的吃力，我学得更吃力。
课间操、课外活动、体育课，都远离了我。我懒洋洋地枕着胳膊，伏在桌上，听学习委员给我讲解代数。贺东也在教室，埋头写着什么，学习委员说他仍然在写刊首语。
“贺东！”孔老头怒气冲冲闯了进来，严厉的喝斥道：“我说过几次了，你就是不认真，写得这样潦草，人家连看也不会看的。”他把一包厚厚的退稿信摔到了贺东桌上。可怜的贺东，尴尬得站也不是坐下不是。孔老头的语气中隐含着鄙视：“你不是这块料，还是不要搞这些离谱的事，放手吧。”贺东傻呆呆地立在那儿，额头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学习委员也小声地附合着孔老头，口中念念有词：“确实不行，他确实不是块料子，投什么稿？想吃天鹅肉。”我挺反感他这么说，这小子也没少投，却连一封退稿信也没收到。
放学后我去安慰贺东，他却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我知道自己不行，我只是在碰运气，即使发表不了，这些退稿也是我的珍宝，别人想看？我还不给呢。”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叠折磨得不像样子的纸片，全是编辑们热情洋溢的回信，贺东自豪地说：“这就是成就。贾平凹怎么样？他六百次退稿，不也成才了吗？”
我不在校的这些日子，收到许多信，孔老头把这些信交给我时，我很紧张——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信，我敢肯定这些信都被拆看过。我紧张的原因是怕孔老头的讥讽。如果是直接批评我，我受得了，但我绝对承受不了讥刺，哪怕只是揶揄。
还好，只是些普通的信。信写得太好了，多是我喜欢的格言警句，我很激动地念出声，多半是为了让别的同学也听听。但没人感兴趣，我指给学习委员看，他很冷漠地撇了撇嘴。
混账东西！
大家埋头自学时，我认认真真写了两节课的回信，我在信中，用较多的篇幅描述了十一中的可爱，甚至很耐心的描述了同学们的衣着：笔直的、勾勒出线条的筒裤，得体的尼龙汗衫，等等等等。这哪儿是信？是地道的记述文。
我这次返校，变化肯定挺大的，因此被列为班上“四大怪杰”之首。第二怪是贺东，他放学后经常游荡在校外田埂上，向着远方深情眺望，那眼神，那神态，让人琢磨不透，由此，他光荣入选；张飞则常常独自在操场上做些怪异的动作，自得其乐，极富戏剧效果，凭这个，他成为第三怪。第四怪，是王林杰，可惜他不在了。
我之所以当选，据说是因为我的脾气古怪，喜怒无常，变化多端，让人既爱又恨。这算他妈的什么优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习惯替别人着想，为别人操心，忍让别人（我这样评价自己），我优良的品行，却被看作古怪？
不管怎么说，我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总分844，成为进步最快的。
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对学习越来越没兴趣，不知为何，非常向往社会生活。 瞅着那些越来越陌生的数字、公式、符号，难言的痛苦与惆怅如同山岚瘴气升腾，使我产生了极度的迷惘与恐惧。一学期转瞬过去了，我没学到什么，我不知道未来会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事。
孔老头布置了《不积水流无以成江海的启示》的作文，难倒了一大片，除了贺东洋洋洒洒写了半个本子外，大多同学只写了点皮毛，孔老头气得暴跳如雷，就差破口大骂了。贺东虽然受到了表扬，可他的情绪却特别的低落，课后他又找到我，对我倾诉了一肚子的苦恼，这小子比我还消极，他给自己设计的蓝图是：毕业后学木工，做一个优秀的木匠。我说你不当作家了？他愁苦地笑了笑：难哪，没什么希望。我说你行的，贺东说：“不行，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写出的文章令自己烦恼，我的文章总带一些对现实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我不知怎么劝他，对他有了些失望。
一周后，贺东离开了十一中，更换了个新名字，转到七中学文科去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囚的雄狮，疯狂地咀嚼着牢笼，强烈向往自由。而一旦冲出笼去，却又那么茫然无助，手足无措，怀恋起笼里的生活。虽然在家中只呆了十几天，但我懂得了许多，从迷茫中一下子醒悟过来，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成人了。
因为这场雨，孔老头说麦假延迟，起码还得两个星期。对这个假期，我可是盼望已久了的。现在的课程将近结束，我们一边复习一边听课。化学和物理课全结束，正在全面复习，《几何》也剩下不多，语文只剩两课，但英语还有不少。
孔老头对纪律涣散很恼火，他认为大家之所以“敢做敢为”，常擅自溜出校门散步，是因为班里的复习生很多，“作案”的大都是这些人，他们有心计。孔老头情绪很激动，一边批判着，一边来回走个不停。校外汽车的鸣笛声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的隆隆机声告诉我们：外面是一个生机昂然的世界，而教室里的气氛却越来越压抑，与我们的感觉极不协调。
孔老头的火气越来越大，几乎把每个同学都批过了，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下一块块沉重的石头，激起的波澜好久没散去。大家对他的来回走动很恼火，因为他这样晃来晃去，害得我们不能自由地看书和讲话。
下课后孔老头点名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忐忑不安地跟在他屁股后边，心里挺乱，不知哪个地方又出叉儿了。等进了办公室，才知道没什么，他只是转交给我一大包资料，他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同学托我转交给你。”又补充了一句：“是个女学生。”听他的语气，似乎这个女学生是天外来客，值得好好研究。我当即“次拉”一声撕开包装，我要当面证实自己的清白，不管里边是什么，我都会解释得清清楚楚。孔老头并不在意我的举动，他很宽宏大度，一直对我笑脸相迎。
赵琳琳送来的，除了学习资料，还有两个日记本，仅此而已。孔老头语重深长地说你要对得起这些资料啊。我担心他接下来不定会说出怎样难听的话，抱起资料就走。孔老头捡起地上的碎屑扔到纸篓里，还想对我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又作罢了。
回到桌位后，我仔细地翻找了每一本资料，但很失望，没有我期待的信，她一个符号也没给我留。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愉快的，为琳琳仍然对我的惦记，为她还瞧得起我，仅凭这一点，我也该大大高兴一番。
我想，是否应该给她写封回信？
我真得写了一封回信，除了感激之外，还有鼓励，并且寻问她的近况，我的言辞中流露着约见之意，不知她能否看懂。我不想让小弟代转这封信，我对他开始提防，这小子越来越鬼，让我不放心。
中午我去邮局寄信，竟然遇见了王林国。他直奔我而来，自行车没刹住，蹿出好远。王林国并没有记仇，短短的十几天，他变得老练而成熟了。他很激动，也很热情，似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费了半天劲，才讲起他正在忙碌的大事：前不久报考了镇办企业。他把这事看得比考大学还重要。王林国要我帮个忙，找熟人查一查他的考试成绩。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问了他一些我自己也记不清的琐碎杂事，然后急急与他告别。我感觉出我们之间的隔阂，对我来说，他已经很陌生了。我没想到他会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不去学技术，却到一个社办工厂当一名普通的工人，真是不可思议。我发现我真的不了解他，我本以为会与他成为知心朋友的，现在才明白，我和他根本不在一个层面。我看重的只是过去那段短暂的同桌关系，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无法与鱼干相提并论。
在车站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赵琳琳，我几乎要窒息了，无限的、说不清的情感涌上心头，这份情感使我许久难以平静下来，她的音容笑貌那么亲切，勾起我无尽的怀恋。我必须和她见一面，我毫不犹豫地朝她走过去，但走近了才发现，那个身影并不是琳琳，我认错人了。
真是活见鬼。
我非常沮丧地、没精打采地回到学校。照相馆前聚集了许多穿白衣扎红领巾的少年，是照毕业照的小学生。
晚上我便听小弟说初中中专入选已经结束，赵琳琳并没考取，她休学回家了。我那封信，肯定泡汤了。我感到悲痛与失望。
晚上我没有去学校，而是独自一人去影院看《自古英雄出少年》。
找到十四排二十二号坐下，两边的坐位还空着，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对那些兴高彩烈的鸳鸯们既羡慕又嫉妒，现在如果琳琳在身边该多好。我需要一个人陪我说话，把心里所有的怨恨与痛苦发泄出来。
我好久没有到影院看电影了，坐在那里很不自在。看到本校的几位女生也在场，我有点紧张，努力使自己的脸上挂满不屑一顾的、高傲的微笑把这场电影看下来。
早上睁开眼就听到喇叭里正播送通知，是镇办企业的招工信息，录取人员的名单里有王林国，还有几个是我联中时的同学，我心里说不出是欣喜还是惆怅，他们终于熬到头了，总算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社会上了，而我呢？依然这般茫然地浪荡时光。
正文 三十三、孔老头的笤把
昨夜梦里的笑声并不预示今天会有好的事情发生。教务主任心肌梗塞猝然死去，使我感到心悸，正是壮年有为的时候，他却凄然一笑地离开了他所爱的亲人。
下午的课全是劳动，锄玉米和花生，地少人多工具稀。女生留在“大后方”，由体育老师指挥，洗运动服，打扫教室，男生统统参战。孔老头形象地把我们比做野战军，挑出我和张飞等几个人做军中前哨。锄地这活真他妈累，没多久我就体力不支，汗流浃背。孔老头越来越不可理喻，粗暴野蛮专横独断，在地头大声咋呼着，搞得气氛相当紧张。我们只用了一节自习课加一个课外活动，活就干完了。孔老头开恩，批准我们上阅览课。
阅览室的报刊太少了，给的时间也不够，45分钟要看透一篇文章很难。大家无聊地翻了翻就没了兴趣，悻悻地回到宿舍忙起了“家务”——洗衣服。我只看画报，不看小说，这是个好办法。但画报也是单调得可怜，很快被我阅览一空，此时我突然觉得阅览室再也没有吸引力了。我们本来可以借书的，但一直也没见到借书证的影子。
孔老头的脾气越来越坏，下决心要把自习课——糊涂课的毛病改掉，每节课都神不知鬼不觉溜进来，逮到哪个倒霉蛋就大骂一通。不过他也有走眼的时候，多次表扬我们组是最好的，其实呢，本组特差。经分析，我们认为：是因本组干部最多的缘故。全班共十一名干部，我们组有六个。
严抓狠治，并没有多大效果。我们自习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大家的话题涉及到了时事、人生、社会、交际、……专捡那些有刺激性的话题争论。本组被誉为“杠子铺”，因为不论谁发表的话题，本组都要激烈与之辩论，辩论的范围不断扩大，象水波一样衍射，从南组传到北组，直至引起全班轰动。孔老头大为恼火，加强了巡查的频率，几乎把每个人都训斥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