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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为早日实现和平，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当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程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上清寺桂园。程潜非常希望有机会和毛泽东畅谈一番，一天晚上，程潜单独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老乡，两人谈至深夜方
握手告别。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到程府回访，两人又一次愉快地促膝长谈，程潜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也随之而增。交谈快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程潜说：“颂公，您是国民党资深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
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此时身为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接受毛泽东对他的劝告，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第一轮竞选投票后，六位副总统候选人中，李宗仁、孙科、程潜得票领先。然而蒋介石幕后操纵竞选，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转而支持李宗仁，并最终击败了孙科。
只要起义，既往不咎
由于程潜在竞选问题上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将程潜调出南京，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回到了故乡，内心无限惆怅。不仅如此，程潜还面临着一系列尖锐棘手的问题：蒋介石与桂系矛盾素深，此次竞选程潜在关键时刻助李败孙，故而蒋介石对他不太放心，安插了一批亲信对他进行监视。程潜与桂系亦有很深的矛盾，1928年李宗仁曾武力扣押过程潜。所以在夹缝中的程潜，左右为难，两头受气。
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对程潜的这种内心矛盾，早已看在眼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地下党决定策反程潜。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和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受中共湖南省工委之托，肩负起劝说程潜起义的重任。
1948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打击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分崩离析，内部各派系纷纷自找出路。12月31日，在中共湖南地下党的帮助推动下，程潜通过其族弟程星龄，向中共湖南省工委表示了愿意投奔光明的意向。
次年一月，湖南省议会发出“和谈”通电，参加了“五省和平运动”。同时为了“应变”起见，程潜指示族弟程星龄抓紧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程星龄微笑着告诉程潜，自己就是受中共湖南地下党之托来做工作的。程潜一听大喜。但程潜在湖南搞和平运动之时，总是心存疑虑。原因是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公布了一个43名国民党党、政、军战犯名单，他也列在其中。程潜对此耿耿于怀，曾说：“其所谓战犯如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此事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专门找到与程潜交往很深、当时正在西柏坡的南京和平访问团成员章士钊，让他想法转告中共和毛泽东对程老先生走和平之路的期望，并表示只要程老前辈能与共产党合作，不仅既往不咎，还将受到礼遇。
1949年3月，趁程潜被蒋介石召到南京时，章士钊专门从上海到南京向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程潜这才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考虑部署起义，并设法调他的学生、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由武汉来长沙执掌兵权。
这是毛泽东主席给您的密信
1949年 7月 5日深夜12时，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暑气灼人，微弱的江风不仅没有产生一丝凉意，反倒像是从蒸笼中透出的蒸气，吹到脸上，炙皮烫肉。这时，武汉民生轮船公司码头，一名身着便装的商人男子登上一艘小火轮，朝长江上游驶去。这名男子是汉口大公电池厂经理陈大寰，此行是为了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将一封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所写的信，秘密交到国民党长江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手中。
陈大寰是中共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灏的表弟，其父陈云涯在北伐时期任第6军军需处长，是程潜的老部下。这次李明灏奉周恩来之命南下参与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到武汉后，李明灏和陈大寰密谈了好几次，李认为陈人品正直，可以担任秘密联络工作。
7月 3日下午，陈大寰接受了去长沙送信的任务。他当晚回到家中，取出一节甲号旧电池，揭去包装，露出锌皮，然后将信笺折好卷在锌筒之上，再覆以薄油纸防潮，最后贴上商标包装，一节藏有密信的“大公牌”电池就制作完成了。
第二天上午，船到达新堤，陈大寰改乘小划子，船行约20公里，只见尚沿江南岸密布国民党军岗哨，与北岸布防的解放军遥相对峙，形势极为紧张。经过3天的强渡，他安全渡过了沿江第一道封锁线。
但到了8日傍晚，一艘停泊在江心的国民党兵舰，突然鸣枪示警，叫所有船只到兵舰旁接受检查。等陈大寰的船只靠近兵舰时，有个国民党士兵边伸手边说：“把你的手电筒借我用一下。”陈大寰不露声色的回答说：“这个电筒的开关有点毛病，你不会用。”他边说边从提包内拿出一支新电筒给他。士兵占了个小便宜，便放松了盘查，陈大寰顺利地通过了水上第二道封锁线。
当船终于抵达目的地岳阳东门时，已是深夜。刚一靠岸，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马上登船检查。陈大寰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便预先在提包内取出新的电筒放在外衣口袋里。果然不出所料，检查的士兵拿到新手电筒后，立即转身检查别人去了。这样，陈大寰终于通过了水上第三道封锁线。
陈大寰 7月 9日上午抵达长沙后，走访了长沙的一些亲友，得知他中学同学兼同乡潘培学此时正任程潜的机要秘书，陈大寰立即到潘培学家拜访。
7月11日上午，潘培学来接陈大寰去见程潜。陈大寰将密信从电池中取出，双手呈上：“这是毛泽东主席给您的密信。”程潜反复看了数遍。随后，他紧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说：“陈先生，你辛苦了，谢谢你。”他接着说：“如果这封信再晚来几天的话，我很可能被蒋介石、白崇禧劫持到广州去了。如今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今后不仅我个人的处境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
程潜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起义决心十分坚定。于1949年8月1日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揭露蒋、桂反动派的罪恶，呼吁和平。
8月3日，程潜又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程潜这番考虑，道出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的特殊性，即不经正式代表团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而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提出设立临时机构的设想，则完全是从积极促成起义早日实现的角度出发的。
毛泽东主席雄才大略，接到电文便明白了程、陈的意图及难处，于8月5日与朱德总司令一起复电程潜：所提设立先生领导，暂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
在此之前的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及第一兵团等军政要员30余人联名签署起义通电，宣布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8月5日，盼望和平的人们将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大街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庆祝长沙和平解放，免于战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长沙和平解放。不经正式代表团和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造福桑梓，深受湖南广大人民的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喜笑颜开。随后，湖南省会长沙及附近各县宣告和平解放。湖南成为解放战争中继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省份。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极为赞誉，8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电报，对其起义通电回电嘉勉，表示高度赞扬和祝贺。电文中写到：“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希望他们“团结部署，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的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程潜等电复毛泽东，表示“责无旁贷，遵命竭力以赴”。
程、陈两将军的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它大大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正如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新华社评论《湖南起义的意义》一文所指出的：“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又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在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它打乱了白崇禧的防守计划，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程潜、陈明仁义举的震撼下，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贺耀祖等44人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史称香港起义。9月23日，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11月，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等分别在昆明、雅安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毛泽东曾是程潜手下普通一兵
1949年9月7日晚，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亲自来到北平火车站，迎接曾是国民党元老、一级陆军上将的程潜。程潜见到毛泽东，激动地说：“主席，您那么忙，怎么来了？”“我再忙也要来的！我们是老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吗！”毛泽东风趣地说着，上下打量了老人一眼，又道，“这次请您来参加政协会议，我们一起共商国是，您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要说出来哦！”
毛泽东称程潜是老上司，并非虚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那时，程潜根本不认识毛泽东。原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离开韶山，求学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革命气氛高涨。毛泽东决定立即参加革命军，并带头剪去了头上的辫子。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决定到正规军队去为革命尽力，于是成了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在军营里，毛泽东每日参加课操训练，学会了军人的基本动作要领。半年后，当南北议和实现统一时，毛泽东便退出新军继续去求学了。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程潜当时绝没有想到，在他属下，竟有一个名叫毛泽东的普通士兵，日后会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对程潜十分尊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政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对程潜十分尊重，每当涉及有关程潜的事情，都是先和其族弟程星龄商量，再由程星龄转达给程潜，待程潜同意后再定。
政协开会前夕，毛泽东专门将程星龄请去对他说：“今天请你来，想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政委员会，属四野作战
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有个部队的问题，拟以林虝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政委员会副主席，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毛泽东诚挚谦逊的话令程星龄极为感动，他当即答道：“程潜只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一定会欣然从命，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立即说：“不，还是请你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此后，程星龄又多次和毛泽东单独会面谈话。当谈到程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
紧接着，毛泽东又说：“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而又可以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家或者部下，都得替他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大米五万斤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
说到对程潜生活问题的安排时，毛泽东说：颂公老年人，免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房子，我们给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星龄从毛泽东处出来，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立即驱车到程潜住处，把毛择东的上述讲话告诉了他。程潜听后非常感动地说：“不仅这些，毛主席还把属于军事机密的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军事计划都送我看了，并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啊！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介石的机密从未让我看过。毛主席对我是怎样的推心置腹啊？”
毛泽东亲为程潜操舟划桨
1952年的一个秋日，金菊怒放。晴空万里，和风阵阵。毛泽东邀程潜到中南海游赏观景，饱览这里迷人的景色。吃过饭，毛泽东和程潜边走边聊，他们漫步欣赏着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和名花异卉，只见这场块占地150亩的美丽海面和殿阁楼台，水围着楼阁；楼衬着水面，交相辉映，景色幽美。毛泽东触景生情，对身旁的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披心’之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会心地笑着，不住地点头说：“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然后，他又意味深远地说：“看着这粼粼碧波，我仿佛觉得海里的水更蓝、天空也比以前更加高远。”
毛泽东笑道：“大概是颂公心情所致吧。”
这时，警卫人员把船扶稳，照顾毛泽东和程潜登船。两人登上船后，毛泽东亲自操起木桨。程潜见此情景，不安地说：“岂敢岂敢，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啰！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呀！再说，你是客，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毛泽东操起桨用力划起来，小船便悠然地向前游去。
毛泽东一边操桨前划，一边讲述着中南海的历史：“中南海和北海在明清时统称为西苑或西海子，也称太液池，并列为禁苑。明代后期按地域又分为南海、中海、北海，合称三海。民国以后，又分为中南海和北海。中；海为辽代开辟，是金代离宫万宁宫的所在地，元代营建大都时划入‘大内’范围。南海开辟于明代。整个中南海1500亩的面积，水就有700亩。海内的建筑物不但布局错落有致，颇有讲究，就是建筑技术、工艺水平也很高超。这些虽说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自己建造的，但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如今我们共产党人住进来了，但要把它管理好。”
程潜连连称赞：“主席真是博学多才，学贯古今啊！”
“哪里哪里，在你面前，我还不是班门弄斧。”毛泽东笑道。
俩人不停地说笑着，笑声在波光粼粼的中南海海面上久久回荡。
毛泽东让程潜继续担任省长
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会前，程潜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