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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和他的家庭共有十一处藏身之地。他们常常在朋友的阁楼或地下室呆上几个星期，但从不知他们会一下失去这些避风港。要是14岁的乔治在此期间经历了恐惧，日后他也决不会承认。
的确，对化来讲，那年月是一次冒险。
一次，狄华达和乔治都藏在一个地方，用的都是非犹大人身份证。他们相互问话，但不是以父子身份，以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另一次，当索罗斯窝居在一个地窖里时，乔治、保罗和狄华达做游戏以打发时光。他们赌一点糖果，当乔治或保罗赢后，他可吃赢的东西。狄华达可能回想起一战时的一个古老的生存游戏，他拒绝吃赢来的糖果。
乔治发现1944年战争中的经历非常刺激，他后来把那段时光描绘成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他感觉自己仿佛是电影中的英雄英蒂拉·约尼斯，胆量超群，没有凡人的恐惧。有狄华达在，大不相同：乔治十分为他的父亲自豪，被他的自信激励，认为他是个真正的英雄。
说到明显的错误，倒是狄华达教会了乔治终生难忘的生存艺术。
一：冒险是正确的。
二战后期，整天用生命去冒险，狄华达才相信大多其他冒险是值得的。
二：当冒险时，不能孤注一掷。
决不要什么危险都去拼搏一番，那是元知的，不现实的，多余的。
为躲诱纳粹，乔治·索罗斯除冒险外别元选择。他接受那些假身份证时，他知道暴露就意味着死亡。
他无需生死决择。他可以冒险而不必担心失败会夺走他的一切。他甚至享受冒险，只要给自己留出口复的余地。
“我渴望生存，”在他成功的顶峰，1992年，他告诉一个电视记者，“不要冒毁灭性危险。”
战争还给了乔治以其他教训。
我们已提前得出了主题，这些感知不必与世界的真实状况相对应。乔治得到的教训是：“在现实与感知之间的突破。”
当他日后编织人生哲理与金融市场理论之网时，他始终探讨的正是这个“突破”。
第三节 独自飘零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了，犹太人和非犹大人不再分成两个班级。乔治15岁了，他喜欢别的经历了纳粹创伤的同学，他们早熟了。那个创伤在许多同学身上还很明显。坡·特泰尼回忆说：“班里的纪律令人恐怖。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小手枪，带着它上课，有支枪是好事，它使我们显得成熟。但这非常幼稚。”
洛拔岛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的家庭，于1945年春天来到了洛拔岛——战后的初次回访。他们互讲战时故事，重述他们如何努力生存，谈论近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他们所设想的战后匈牙利可能发生的事紧紧相连。
他们无不思索一个苦恼的问题：
一个人应离开祖国吗？
躲过了纳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恶梦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
索罗斯一家的朋友充满希望，急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另一些人则怀疑，冷嘲热讽。他们只要还能拿到护用，就随时准备卷起铺盖离开。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类人。他感到，是离开匈牙利向西远征的时候了。
1947年秋天，还在索罗斯17岁时，他便只身离开了祖国。他的哥哥保罗因急于完成他的工程课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尔尼，尔后马上去了伦敦，一个听起来对青少年颇富吸引力的地方。多亏他的父亲，乔治才有足够的钱旅行。但在那里当他的父亲给他的供应不济时，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他只能依靠婶婶，她已在佛罗里达安顿下来。尽管英国应该能力索罗斯安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钱太拈据，伙伴太少，不能享用这个城市提供给他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小插曲之一。他孤独，实际上已心灰意冷。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坐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他半带幽默地思量：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数年后，他回想起当时他甚至羡慕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他没有。
临时工作完了还是临时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为“互助项目”的一部分，转到了一家农场打工。他当时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农场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计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业的缩影）。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佣工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在塞夫奥尔克，他收摘苹果。他也干过家庭漆匠，以后还常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画家。
零工、贫穷、孤独，事实上无乐趣可言，后来的许多年里，乔治部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我把这些·恐惧端出来一一：并不怎么好。害怕再次触及、掉人那样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第五章 莘莘学子
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全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
第一节 书山寻路
1949年，乔治·索罗斯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注册上学了。伦敦经济学院，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不管你想从事什么社会职业，还是只想做一名学者，这里都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学院吸引了大批国外学生；一般认为学院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这里任教。对于象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学生，既想接受经济方面的实际训练，同时，又热切地想学习当前的国际政治趋向，因此，这里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参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讲座，也选修了199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米德的课程。“不过”，后来索罗斯表白说，“我没有从米德的课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乐园，其中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奇·伍恩·海克，一个是富有声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这两个人使乔治·索罗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极大的热情寻求打开那些闭关自守的社会。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农奴制之路》一书中，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是破坏自由繁荣的制度的。
然而，卡尔·波普的影响更大。虽然波普以他的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而著称，但是，他于1951年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却成了乔治·索罗斯理性生活的基础。
年轻的索罗斯已经成熟，他写了一本探索人类社会性质的书。他对独裁统治有深刻的体验，首先是与纳粹党人的接触，尔后是同共产党人的交往。现在，他在英国第一次尝到了民主的甜头。他急切地想把个人的体验放人一个理性的境地。波普的书为他提供了这种框架。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论证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所有的人只能有同一个信仰；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波普所讨厌的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在“开放”社会，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可以互融，而不管有什么样的压力。波普论证说，不管怎样，开放社会是“不确定和不安定”的，它比“封闭”社会要先进。
虽然索罗斯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学士学位课程，但是，他还是决定，在伦敦经济学院再呆一年，直到1953年春他能够获得学位。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索罗斯寻找波普，想从这位专家这里学到更多东西。他向波普提交了几篇论文。师生性情相投，波普成了索罗斯的指导教师。
1994年春，卡尔·波普将近92岁，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他谈到了狈多年前年轻的索罗斯首次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情形。“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能跟您谈谈吗？’他是个聪慧机敏的学生。我写的那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显然对他影响很大。他时常来与我谈他的看法。我不是他的正式导师。如果现在他把我叫做他的指导教师，他是很友好的。”
虽然索罗斯曾一度和波普相处融洽，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给这位教授留下持久的印象。波普回忆说：“我静听他的想法，但我不向他提任何问题。我没有听到多少关于他的事情。“
波普对索罗斯最大的影响，在于鼓励这位青年学生去思考世界的运行方式，尽可能地提出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哲学图式。
波普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试图把他的智慧传给这位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他无意去帮助索罗斯应付现实世界。哲学，不论是波普还是其他人的思想，都不应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发财之路的地图。
然而，在索罗斯看来，哲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的理论。
在后来的生活中，索罗斯不断引证波普教授的思想作为他在东欧和前苏联进行慈善活动，以加速开放社会的理论来源。他忽视了波普所作出的贡献，不管他怎样粗心大意，把这些理论翻新，或用于在华尔街地区积累财富。
第二节 世情冷暖
但是，在那时，他并没有财产。因为贫困，他窘迫，难堪。但是，乔治·索罗斯感觉到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学业需要财政资助，他去了一趟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但是，救济委员会将他拒之门外，并称救济金只向有报酬的雇佣工提供，不向学生发放。在索罗斯看来，这种差别毫无意义。
后来，在一个圣诞节假期，他去当了一种夜间换班的铁路搬运工，不小心折断了腿。他仍然需要钱。但这一次，他干的是铁路上的工作。现在，他有资格了。“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可以从那些杂种那里要点钱了。”
重返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他决定提供一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他说他已陷入绝境，折断了腿，但是，由于那是不合法工作，他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资助。事实上，他仍是一名学生。救济委员会很不情愿地同意给他一点帮助。为了筹点钱，他不得不拄着拐杖，在三层楼的楼梯间爬上爬下。
然而，救济委员会按时停发了索罗斯的救济金。因此，他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给救济委员会。他说，他虽然不会饿肚子，但是，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急需帮助的犹太人，这给他的伤害实在太大。
他收到了救济委员会的回信。
他的信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给他每周的津贴又恢复了。而且，最让人高兴的是，现在救济金通过邮局寄来，不需要他很费力地去办公室领取了。他很高兴地领到了一笔钱。但是，为了发泄当初饱受侮辱的怨气，在腿上的夹板取下后不久，他便搭乘便车去了法国南部一一一而没有通知救济委员会可以停止发放他的救济款了。救济委员会对他的态度，使得后来所有的慈善机对索罗斯造成痛苦。在70年代后期，他建立自己的慈善机构之前，他不得不克服这种“不可忽视的隐讳”。
伦敦经济学院的智慧帮助索罗索战胜孤独。他依然贫穷，但他似乎更醉心于自己这种生活了。一个夏天，当他中断学习后，他在伦敦的一个较为贫穷的地区找到了一份室内游泳池侍者的工作。在那里很少有游泳者光顾，这使索罗斯有充裕的时间去拜访附近大公共图书馆。他度过了一部分美好的夏日，读书，思考，在思维的世界里漫步。他后来称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他的职业目标尚未确定。但他乐于沉醉在思维的王国，并喜欢写作。也许他会成为一个社会哲学家或一名记者，只是他不能确定这一切。
他很容易地想象自己可以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成了一名学者，也许是像卡尔·波普那样的哲学家。如果他的思想能拓展得像波普那样，或能以一些深刻洞见超越别的人，像弗罗伊德或爱国斯但那样，该多好啊！在另一些场合，他梦想成为一个新的约翰蒙纳德·克尼斯，达到像英国的世界知名经济学家那样的思想境界。
这是索罗斯向智慧进攻的开始，也是他的生活和事业的主题之一。
不幸的是，索罗斯的成绩不够好，他的学术抱负似乎失败了。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思索着诸多哲学问题。他特别关注学识和现实之间的突破。在某些观点上，他得出了他认为是有名的哲理发现：“我认为，从根本上看，所有我们的世界观都有点缺陷或扭曲，尔后我就专心研究这种扭曲的重要性。”
他开始写一本小册子，名曰《意识的重负》。在书中，他阐述了开放和封闭的社会的概念。由于信心不足，手稿就被搁置了。在后来的10年里，他希望着重做那个工作，但当他“摸不到昨日所写内容的头尾时”，渐渐地放弃了它。
索罗斯知道，这不是个好兆头。看来他成为一名教授的可能性不大。索罗斯把他的未能完成的写作与放弃学习哲学联系起来，这样有利于对金钱的追求。
第三节 初涉股市
无论索罗斯怎样想从教，但他必须去谋生，而且是尽快地去。他22岁了，尽管他渴望为人类的知识作出巨大贡献，但他必须吃饭。经济学学位对他毫无帮助。他去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首先是去销售手提袋，地点就在黑池——北英格兰的一个海滨胜地。
买卖十分难做。为吸引顾客，起初他得让人们觉得他与众不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操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介绍产品十分困难。向店铺批销商品也很烦恼，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些货物。一次他与一位小店铺老板做成了一笔生意。这个店尚有许多未卖完的货物。这个人买下这些手提袋，就像想在自己头上挨枪子一样，索罗斯想，他告诫自己不要把这种情绪挂在脸上。最后，他把货物卖给了这个老板，但心里的这种内疚许久拂而不去。
也许人们会说伦敦经济学院对索罗斯这样的人来讲是个完美的培养场所，日后他可以藉此成为投资商。然而，索罗斯在学校什么也役学到，只知道有金融市场的存在。至于结业，获学位，他倒感到是投资的资本。为了进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市里所有的投资银行各写了一封信，以期待机遇降临。当辛哥尔与弗雷德兰德给他提供一个培训生的工作时，他高兴地接受了。
这是一个股票市场运作十分繁忙的公司。
他着迷于这个工作，成了一名在黄金股票套汇方面很有专长的交易员，尤其是在利用不同市场差价赚钱方面专长。甚至在他尚未极大地成功之时，在这世界上他已感到十分安逸，体会了市场中买和卖的狂喜。他也许能成为一名社会哲学家或记者，生活会变得更新奇。但他得谋生。在这儿，前景似乎还不错。索罗斯发现这世界越来越诱人了。
索罗斯在伦敦的过渡，一般人的估计是个极大的失败。甚至索罗斯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在爱德卡艾斯泰尔有一个他的辩护者，一个证券经纪人，他了解当时的索罗斯，日后他们成了伙伴。他说：“索罗斯从未安定过。他只有25或26岁。人们认为，你不能干任何事情（在那种商业中）。年轻人不允许干任何事。”
无论如何，到1956年，年轻的银行投资者索罗斯认为，是该挪挪地方的时候了。
他去了纽约！
第六章 瞎子给盲人指路
第一节 奔赴纽约
乔治·索罗斯自己也曾经承认，到了纽约以后，他认真考虑过这种金融职业。做一名哲学家的梦想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无意之中来到纽约，和同伴们相比，他更具有竞争优势。在伦敦，即使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至少，他了解欧洲的金融市场。在伦敦，这方面的专家很多，但是，在华尔街地区，对欧洲市场有点经验或有所了解的人极少。从他抵达美国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当成这方面的专家。
索罗斯纽约之行，在他的名下只有5000美元。一个亲戚曾经给他1000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