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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希尔·哈撒韦实业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实业”。但是巴菲特对这种调包没
有兴趣。他喜欢现在的名字，它使人想起公司的起源历史，虽然他不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人，他还是叫肯·察思。从新贝德福德的档案堆里刨出昔日总裁
们所作的记录，然后把它们都运到奥马哈来了。正如巴菲特对证交会解释的
那样，他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
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它是属于公众的，但现在它更像一
家家族企业。
他说的不只是长期，而是他的余生。他的事业——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
的生命——都决定聚到这个公司里去了。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每一项投资，
都是在一幅永远画不完的油画上添加的一笔。没有任何人能从他手中抢走画
笔，就像他当初从西伯格·斯坦顿手中抢来一样。70年代中期时，巴菲特拥
有了43％的股票份额，而苏茜持有另外的3％。为了得到伯克希尔公司以及
蓝筹公司的下属机构，巴菲特投入了1540万美元。这相当于每股伯克希尔股
票价值为32。45美元，这也是巴菲特愿意注入的最大资金。对这幅油画的任
何进一步的修饰——即伯克希尔股票价值的提高，以及巴菲特财商的增加—
—都将从每股32。45美元的投资中，以及他对这项投资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源
源不断地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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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回到华盛顿
当沃伦·巴菲特从天而降出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时，她便进
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曾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
盛顿邮报》，当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里排行最末。她那位才华
横溢，但最终神智紊乱的丈夫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抠动板机之后，凯瑟琳在
1963年接管了控制权。格雷厄姆并没有像别人面对这种意外时感到手足无
措，她最多也只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同情。作为尤金·迈耶的女儿，格雷厄
姆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独寂寞中。母亲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联
邦储备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亲。她在一个由
大量女家庭教师和私立学校构成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习惯了从母亲的私人秘
书那里收到回信。在很年轻的时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闻记者，但是她从来
没有想到家族的报业将由她来掌管。结婚以后，她便把精力都放在营造自己
的家庭上了。
在被推上权力的高位时，她显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
同事都对她毕恭毕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采访中称，在现有社会的运行
方式下，“一个男人比女人更适合于这项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层管理
人员。实际上，责任可以是一剂补药。在当时，《邮报》是一家洋溢着智慧
但略有些狭隘的报纸。格雷厄姆聘用本杰朋·希拉德利，《新闻周刊》的华
盛顿机构主管，来经营这家报纸，而本杰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邮报》
推进入美国新闻界排行榜的前几位。在1971年，当《邮报》的公司股票刚开
始上市时，格雷厄姆撇开了那个态度摇摆不定的顾问，不惜冒着来自尼克松
政府起诉的危险，出版了《五角大楼秘史》，即有关越南战争的政府秘闻（美
国政府已经通过一项禁令来限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以后，她又把《邮
报》的调查拉回到水门事件上。尽管也许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 《邮报》公
司在佛罗里达的电视业执照受到了威胁，尼克松的律师总领约翰N。米切尔对
即将问世的故事进行审查时说：“如果它出版了的话，那么凯蒂无易于把自
己压入轧平机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
但是她改变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骤尚未展开。尽管《邮报》在政治圈子里
针贬时弊，但作为一家企业，它却没有丝毫吸引人之处。它的领头报纸在华
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电视
台业务陷入了同样的局面中。
1971年《邮报》股票上市以后，格雷厄姆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盈
亏状况上来。但是她已把财务方面的事务交给了董事长和她的顾问弗里茨·毕
比律师来处理，按格雷厄姆的话来说：“我觉得图表数字之类的事还是应该
由男人来干。”后来，在1973年春季，毕比死了，格雷厄姆成为了《幸福》
周刊前500位大公司里的第一位女董事长。她曾勇敢地对证券分析家们宣布
说，她希望得到一项普利策管理名义奖，但是华尔街世界却吓坏了她。这正
是发生在巴菲特开始买进她的股票的时候。
格雷厄姆通过《华盛顿月刊》的查理·彼得斯结识了巴菲特，但是对于
巴菲特是何许人物或是他在忙些什么都一无所知。《邮报》有限公司里警报
频传；凯的儿子唐纳德那时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地位，他警告说自己担心公司
会被某些“来自于内布拉斯加的极端左翼分子”所抢去，凯自己也给吓坏了，
于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们打听有关巴菲特的消息——“跟踪着他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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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只狗围着一条蛇打转。”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据布拉德利说《邮
报》有两个级别的股票。公开交易的只有投票权很受限制的B股，对公司的
控制权在于A股，而A股又只被格雷厄姆家族持在手中。但是凯毕竟是个新
手，彼得·德罗，《邮报》新闻周刊部门的高级副总裁，一直安慰她说：“你
有A股在手就不要担心啦！”但格雷厄姆还是十分惊慌，她不停地说：“他
究竟要怎么样？有人想要同我们竞争董事会名额？”
巴菲特猜想，作为一个执有10％份额的股东，他对公司的影响也许只是
轻如鸿毛的。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她——“亲爱的格雷厄姆女士……”——信
里他讲述起自己曾经身为《邮报》报童的那些大胆的行为，而且否认自己有
任何敌对的意思。她拿着这封信给许多精于此道的朋友们看，他们中有安德
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银行家罗伯特·阿布德等等。每个人都警告她说巴菲特
善意的表示也许是个阴谋，并且建议她离他远点儿。
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赖她的顾问了，如果说这一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
是她按自己的直觉来行事了。她给巴菲特写了封回信，建议两个人见面谈谈。
当格雷厄姆在拜访《洛杉矶时报》时，巴菲特从位于拉古纳海滨的家里开车
上来，两人一起度过了被巴菲特称为极其愉快的时光。巴菲特觉察到她的忧
虑不安，于是答应她不再买进股票。尽管格雷厄姆对他还很拿不准，她还是
邀请他来东部时去看看她的公司。
沃伦和苏茜在这段紧张的时间里住进了距《邮报》仅有一个街区的华盛
顿麦迪逊饭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会成员们在街上对峙。巴菲特
弄到一条黑色的领带，开车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当时，他坐在芭
芭拉·布什和简·马斯基的中间，等着格雷厄姆的到来。
但是没有人来。最后汤姆·默菲，大都会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巴菲特
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顿午饭，又建议她邀请巴菲特进入董事会。当
格雷厄姆在拉古纳拜访巴菲特时，他还试图取悦于她。他买来一把伞和沙滩
椅——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阵骚动，因为没人见过巴菲特下过水。格雷
厄姆移过身子来说：“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会。”巴菲特说：“那
么，您还在等什么呢？”当巴菲特开车送她回洛杉矶时，她说：“如果您想
对我说什么就请尽管说吧，但您要说得婉转些。如果有人冲我大叫大嚷，我
倒宁愿去上吊。”巴菲特其实并不需要她说这番话给他听。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们——很少数的一
伙，包括格雷厄姆的亲戚、《邮报》的主管以及凯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他，
引用《新闻周刊》主管德罗的话来说：
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占有公司份额的10％。我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何我们从
未听说过他？”这令人觉得害怕，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来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告诉主管们，作为一项投资，他为什么喜欢《邮
报》公司，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份报纸如何能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和其
他新近加入俱乐部的人一样，他所能说的一切不过是能到这儿来，心情无比
激动等等。
他签署了对唐·格雷厄姆的委托书 （这使得凯的儿子和继承人有权投伯
克希尔的票）——这是他对管理层表示忠心的不寻常的举动。同时，他还书
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尔能“永远”持有它的《邮报》股票——另外一些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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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以迷惑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的言辞。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自己
不仅仅是个投资者，还是一个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对贝蒂·彼得斯做过的一
样。
巴菲特开始频繁地来到华盛顿。在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住
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顿的富丽堂皇的家里。布拉德利，不再是个乡巴佬，说道：
“我们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们从来没有结识过这么有钱的人。”
他似乎被我们迷惑住了，而我们也被他给吓着了。多年来他总是穿着一件兰色的皮夹克，
每个人都像是想找这件衣服的碴儿。我想他正是因为这样才总穿着它。董事会会议上，
编辑们路过这儿，聊上几个故事，他也会凑凑热闹。他很喜欢参与事情，喜欢我和凯之
间随意轻松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打网球，我把她逼到栏杆那里去了。沃伦说：“我实
在要对敢于把自己老板逼到栏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度感
染力的热情。
《邮报》的主管们都习惯于把自己当作新闻记者——自认为自己是新闻
巨头。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
突然跑进德罗的办公室询问关于《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解释自己
对《新闻周刊》特许权有什么样的看法——其中，他运用了与汉堡包连锁店
的类比，显得浅显易懂。
“当我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罗说，“他好像一股激
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绝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别的是，巴菲特成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师。每次他来华盛顿，
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让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有一天，巴菲特
送给她一张沃尔特·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
车中。巴菲特在上面注明道：“这就是在读完第20份年度报告之后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觉得巴菲特在操纵她，但格雷厄姆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
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给出建议和劝告，他的魅力在于他
富于耐心，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强大磁力。格雷厄姆愈发了解巴菲特，她
也就愈发喜欢他的观点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邮报》应该买回一大
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觉得这简直是在发疯。如果一个公司偿还了它的
资本，那它怎么能够成长下去呢？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它就像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如果股票可以用
低价收回——此时《邮报》股票非常廉价——那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就会多些。
巴菲特还帮她从数学上攻克了这个问题，在她那佐治顿的堆满书籍的书房里
写写画画。
格雷厄姆接受了这些观点，和《邮报》的其他主管谈起这件事情，他们
发现她运用了大量的财务术语。她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而某些人则对此
极为反感，在回答职员们提出的建议时，她的回答方式让人生气：“有意思
——我们去问沃伦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会一年以后，格雷厄姆决定举行一次罢工。她一直渴望
能削减《邮报》印刷室严重超员的现象，并且把控制权从好战的印刷工会手
中重新抢过来。有的印刷工人砸坏了工厂，罢工也变得愈发严重起来，（臭
名昭著的布告宣布了凯已故的丈夫，费尔枪击了错误的格雷厄姆。）《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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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依靠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出版报纸，而位居第二的《华盛顿之星》则趁机
开始挖走它的广告员人才。
格雷厄姆担心《邮报》会在罢工中取胜而在竞争中落后。“我所需要的，”
她说，“是找一个我能完全依赖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许诺他将亲自
掌管企业，并且在他认为罢工会对《邮报》的特许权造成长远威胁时提醒她
——而特许权的存在正是他投资的理由。他不必这样做了，因为4个月后，
工会纷纷瓦解，而《邮报》依然保住了领先的地位。
后来时代公司把败下阵来的《华盛顿之星》买了下来，并和《邮报》商
议两家联营。它认为联营协议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尽市民的一份美德
①
使华盛顿保持拥有两家报业 。在时代提出来的方案中，每个公司可以从报业
联合得到的收益中取出约定的份额。
巴菲特对此建议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
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
妥协。主要由于巴菲特的影响，格雷厄姆的反向建议更为猛烈，遭到了《华
盛顿之星》的拒绝。不久以后，《华盛顿之星》破产了——给《邮报》带来
了意外的好运。
格雷厄姆几乎每隔一天左右便和巴菲特谈一次，每周能有好几次谈话。
有次格雷厄姆不得不作一个讲座，她觉得十分害怕，于是给奥马哈拨了个电
话，巴菲特会立即给她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她曾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
容。
他说到了结尾部分。我说“什么？——你能再说一遍吗？”他不会这样做。这些话从他
嘴里出来是如此之快，简直让你大吃一惊，连他自己都无法再追想得起来。
有一次，当格雷厄姆打电话来时，唐·丹利，巴菲特高中时的弹子球伙
伴，正在奥马哈看望巴菲特，格雷厄姆担心《今日美国》会对《邮报》采取
行动，巴菲特就极力安慰她。令丹利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她竟然在电话里和
他谈了半小时之久。
自从巴菲特在董事会里呆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促使她变得更加自主
一些，一次，她让沃伦去华盛顿，参加一项谈判，内容是要把《邮报》在华
盛顿的电视台加上一笔现金，换成底特律的一家电视台。
“不行。”巴菲特对她说，“你自己去谈判。”
“那好吧！我们给多少价？”格雷厄姆问道。
“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来。”
但是实质上，每个重大的决策中都渗透着巴菲特的影响，这尤其是他阻
止格雷厄姆参加到传媒资产近乎白热化的投标大战中去。作为一个相对来说
的新手，格雷厄姆被那些传媒的高调宣传，比如发展迅速的大都会公司主席，
汤姆·默菲，还有似乎要买光一切东西的蒂姆斯·米勒等等人物给吓坏了。
她很想跟着他们出价，但巴菲特不断提醒她还是不要花这笔钱的好。
当肯塔基的出版商巴里·宾厄姆，提出只要格雷厄姆能超过甘里特的投
标，就把 《路易斯维尔乡村日报》和《时代》卖给《邮报》时，格雷厄姆马
① 1970 年《报纸保护法》允许竞争性的报纸合并他们经营中的商业部门，但要保留各自的编辑人员——但
必须是它们能向公平保护部门表明，如果不这样做其中一家报纸将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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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巴菲特打了个电话，虽然他意识到价格简直高得惊人，但他还是尽量小
心地不明确表态，从某种更微妙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