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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期，巴菲特打出一则惊人的广告，愿意以100万以上的保险金
为难以找到承保人的大顾客承保任何风险。这有可能会被误解为当事人必须
自报价格。如果巴菲特或戈德博格认为某项投保不合理，他们会一口拒绝，
绝不给第二次机会。这招给伯克希尔赚了1亿多美元。
这种强者愈强的情况在再保险中尤其明显。过去的保险公司的损失越来
越大，为了生存在苦苦挣扎。再保险公司的损失也不小，很少有哪个公司还
能再接保投保，更不用说有谁愿这么做了。它们在低价位时受了损失，现在
是不论什么价都不敢弥补了。巴菲特把它们比作马克·吐温笔下的猫：“在
热炉子上坐了一下，以后再也不敢坐了。哪怕炉子是冷的。”
伯克希尔现在能制定一些大的项目计划了，这得力于它雄厚的资金和巴
菲特的“判断”。只要机会和价格都合适，他不怕冒损失的风险，哪怕是1000
万的火险或地震风险。他在1985年的报告中慷慨陈词：“现在形势不同了，
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承保能力。”1986年伯克希尔的保险金收入达10亿美元，
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可用于再投资的预备金；第二年是10
亿。
到 1987年，伯克希尔有的是钱了。可人们不知道巴菲特将如何用这些
钱。他“宁可买好股票也不买好飞机”，巴菲特自嘲说。可惜他找不到便宜
的股票。那时正是牛市的全盛期。到春天伯克希尔召开年度会议时，道·琼
斯指数是让人大开眼界的2258点， （伯克希尔股价3450美元。）巴菲特已
静静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 GEICO
和《华盛顿邮报》。但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巴菲特不相信预测，他提醒股东，当道·琼斯只有400点时本·格雷厄
姆还是不断下跌。但巴菲特的悲观情绪是遮不住的。他有一次回答问题时说，
如果市场上的股价（当时不稳定地维持着20倍的利润）下跌50％他都不会吃
惊。最近股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一些赢利公司发行的债券的 12～13％的息
票。巴菲特认为股市现在是个危险地带。
有个记忆很好的股东问他现在的气氛是不是很像1969年，那时巴菲特伙
伴公司刚刚成立。巴菲特回忆说：“那时没什么机会，我退出了市场，把钱
都还给了合作伙伴。”但他现在不能退出，他的成员——保险公司，B夫人
等仍在为他赚钱。他需要一个可投资的地方。
那年的春夏两季，股市渐趋稳定，道·琼斯指数达到2500，到8月是2700。
许多人从牛市中大发横财；但像巴菲特这样在一旁观望的人却失去了本世纪
最大的一次机会。虽然伯克希尔的股票又创造了新纪录——4270美元，但这
几乎没什么要紧的了。1969年他把钱投到了地方政府的债券上，现在却毫无
选择。不久他就接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裁约翰·戈弗洛德的电话。
自从10年前帮过GEICO的忙后，戈弗洛德与巴菲特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戈弗洛德常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常打电话向巴菲特征求意见；巴菲特
则敬佩戈弗洛德是个高人一筹的投资银行家。戈氏虽以嘲讽闻名，他处理业
务时还是很保守的。他曾拒绝让所罗门购买控股权来赚价差或买大额债券，
尽管那样利润十分丰厚。在查理·芒格眼中，戈弗洛德体现了所罗门文化中
的所有高贵的品质，特别是敢于冒投资风险的精神。他有种新一代经理们少
有的崇高气质。
在夏天，巴菲特提过如果所罗门的股价再低点的话他将很感兴趣。尽管
它的股价已经跌了1/3，但还不是巴菲特想要的水平。可惜它的业务正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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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
当时所罗门最大的股东矿物和资源公司（又叫米诺可）正在不安分地叫
嚷。米诺可受控于南非的哈替·奥本海默公司。它聘了一位投资银行家菲利
克斯·鲁哈顿，声明米诺可正急着要卖出。尽管所罗门公司 14％的股票正捏
在人家手里，戈弗洛德还是随波逐流地由他去——要命的习惯。到了9月中
旬当他得知鲁哈顿已找到买主罗纳德·贝罗曼的拉弗龙时，不由得目瞪口呆。
戈弗洛德向他的投资银行家们屈服了，他同意让所罗门接受被接管的命
运。他从未想到自己会落到这一地步。一年前他在一次圆桌会议上还有说有
笑，当时与会的还有布恩·比根斯、兼并律师乔·弗朗、杰克塞的总裁弗雷
德·约瑟夫、鲁道夫·吉鲁拉尼、套利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和巴菲特。
洛尼斯·开顿提起了“哈利”——典型的传统总裁——致力于建立长期价值，
但突然受到了套利者的威胁。
戈氏：我们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哈利身上了。
调解人：（采用哈利的方式）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公司是从我家后院
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戈氏：在那个年代你干得是不错。可是对不起，这是生活，董事会有权
开除他。
调解人：这公平吗？
戈氏：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你不能让时光倒流。不管是改善管理
后自食其力还是被人接管……哈利都已成为过去。
现在戈弗洛德照镜子时，“哈利”正看着他呢！
戈弗洛德同意会见贝罗曼。后者向他保证他的“动机是友好的”，他希
望戈氏能留下来。但它说他希望在董事会有两个席位并暗示要买下25％的股
票。戈弗洛德显得很冷静。
所罗门的支持者们很快就通知他贝罗曼派来的代表是布鲁斯·沃莎太，
并担心如果贝罗曼获得控股权后“布鲁斯”很快就会掌权。贝罗曼对此不屑
一顾，他说他不会掏自己的腰包为沃莎太找工作。在一次采访中他再次声明，
人们误解他的动机了。但他自己却模糊其辞，只说所罗门的业务使他感兴趣。
但不论如何，戈弗洛德和所罗门的人还是信不过他。“他们认为他就像阿蒂
拉公司的野蛮人。”鲁哈顿说。贝罗曼当时正对吉列发起二次进攻，并从中
大捞其钱。所罗门的精算师马丁·莱博威兹说：“人们不可能为贝罗曼工作，
我们决不会。”
可惜啊！这种高度团结显得太晚了。米诺可现在只要有人买就愿卖出了。
所罗门自己买不起，贝罗曼准备以每股38美元买进（市场价为30美元多一
点），共7亿元左右。当时正是9月21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鲁哈顿认为
所罗门只能争取在周末前再找到一个买主了。于是戈弗洛德给奥马哈打了个
电话。
一两天后巴菲特在纽约安排了与戈弗洛德和所罗门的财务主管吉拉
德·罗森菲尔德的会面，地点是在戈弗洛德的顾问，律师马蒂·利普顿的办
公室。巴菲特穿着随便，胳膊下夹着张报纸就来了。他的蓝白相间的泡泡沙
衣服边上都开了线了。看到这副破烂相，罗森菲尔德倒吸了口冷气：这就是
所罗门的救世主吗？
巴菲特和戈弗洛德都亲自试探对方的意图，一个半小时后，罗森菲尔德
也加了进来。巴菲特开始问他所罗门的前景，包括5年内股票能升到什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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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他们一致认为65这个数字的可能性比较大。巴菲特认为买普通股太冒险
了，只要伯克希尔的税后年收入能达到15％的话，他更想投资于一种可优先
转换的债券。当会谈继续下去时，他的这种想法越来越明确了。
可转换债券的产生有一半是因为华尔街的缘故。它有债券的属性。固定
的息票和债务人的抵押或担保。同时持有人还可将它换成普通股。它被形象
地称作带奖券的债券。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小，并有机会大杀一笔——尽管
利润不如做普通股高。
巴菲特坚持要9％的息票和两个董事席位—一个给自己，一个给芒格。所
罗门的高级经理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他们原来都把巴菲特想得太好了。“给
人的感觉是，价格很低（只有38美元），分红很多。他两样都占了。”所罗
门芝加哥办事处的头威廉·麦金托什回忆说。伯克希尔每年得到的6300万美
元的分红与其他公司的同类收入一样，是基本免税的。但另一方面，巴菲特
的钱能把所罗门从米诺可手中买出来，也避免了来自贝罗曼的威胁。在所罗
门的领导人心中，巴菲特和贝罗曼之间根本无须选择。
星期六晚上戈弗洛德与贝罗曼再次会面。他们在纽约东上角优雅的阿特
尼广场酒店喝了一杯。这次戈弗洛德礼貌而直率地告诉对方，他作投资者是
不受欢迎的。两天后，受挫的贝罗曼说他愿意接受和巴菲特同样的条件，但
少拿利润，他还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他将在公开市场上买下所罗门的控股
权。戈弗洛德再次拒绝了。
接着戈氏告诉他的董事们要么让巴菲特成为最大的股东，要么换一个总
裁。他争辩说，巴菲特肯定能帮他经营好公司的。有一位股东莫里斯·格林
伯格坚决反对，但董事会还是通过了这项决定。促成这次昂贵交易的唯一理
由是一个不确定的假设前提——所罗门在巴菲特手中会比在贝罗曼手中好。
当9月底这个消息公开后，整条华尔街都呆若木鸡。《华尔街日报》评
论道：这种事本来发生在谁身上都有可能——只有一个人除外。巴菲特在一
个由交易商组成的公司里投入了7亿美元——他最大的一次赌博。他对戈弗
洛德十分尊敬。不久他说道：“我和查理都喜欢约翰，敬佩他，信任他。”
而且这种担保看起来很安全。贝尔斯特恩斯的总裁，自作聪明的阿克·格林
伯格认为巴菲特“为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做了笔大买卖”。如果戈弗洛德把市
场拱手送人了，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巴菲特还是有点冲动。《福布斯》的阿兰·斯隆指出巴菲特的融资使所
罗门有能力偿付米诺可。崇拜巴菲特的人有些失望，因为他现在与华尔街是
一伙的了。一年前他还轻蔑地写道，如果有商学院毕业生问他该如何快速致
富时，他就会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指着华尔街。现在就连最忠实的卡罗·卢米
斯都在《幸福》杂志上感慨道：
巴菲特投资于所罗门的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与华尔街同床共眠了，他过去是一直嘲讽它贪
婪的。
事实很快就证明巴菲特大错特错了。两周后所罗门透露消息要解雇80O
名职员和关闭两个部门，这些举措须花费6700多万美元。戈弗洛德好像失控
了。这引起了股市和债券市场普遍焦虑。
牛市已经持续5年了。尽管1987年大部分时间利率一直在上升，（这会
影响业务的内在价值的。）股市仍无动于衷。到8月份，股价达到了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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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稳定的水平——利润的22倍。
就像疯子都有观点一样，牛市也有自己的理论来解释。1987年只有额外
“流动资产”才能把价格控制住。这种傻瓜理论认为：一些不知名的人的现
金（流动资产）才能挽救当时的情景。日本的股票当时是利润的60倍，据说
已经到顶了。不论国内的股市有多荒唐，由于日本更荒唐，美国的持股人还
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种解释不能避免价格回稳会突然停止。牛市就像恋爱，
它只有一次，你的这一次不可能有先例。
惠灵顿管理部门的高级副经理宾克利·肖兹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
们。他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有三个孩子。现在他把手指搭在了华
尔街的脉搏上。他承认股市现在很富，而且心脏跳动还很有力：
我们的市场吸引了许多外资，因为它没有他们的国内市场费。也许它会持续上升，尽管
它不合规律。
没有人不说价格很高，但牛市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商业周刊》说，“昨
日的尺码”不灵了。巴菲特认为钱商们完全放弃了对股票的评价，什么标准
也没了。他说：“对他们来说，股票只是游戏玩具，就像专利的顶针和熨斗
一样。”
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基金会经理们在市场这个“篮子”里整桶买股票—
—请来几百万通用，几百万美国电话电报，给一部分西屋。同时在芝加哥的
商品交易地还出现了股票指数期货。这是继猪肉和牲畜期货后的又一新型期
货合约。它使人们可以对整个股市的走势进行投机。对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
的投资人来说，股票的价值当然来自相应公司的业务；但这种新投资人是买
整个市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股票，更谈不上风险分析了。
在华尔街 （如果不是奥马哈的话），“资产再分配”风起云涌。证券经
理们第一次决定对“某类”股票投资多少，而不是“某种股票”。投资的总
额一直摇摆不定，常常造成全部转手的情况。结果许多经理只好依赖计算机
模型或完全让计算机来操纵买卖。1987年9月，“情势忠告者”公司警告说，
过分依赖技术专家会导致“自以为很完全的错误观念”。
可惜注意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基金管理者们的“证券保险”策略据说
是很保险的。按照这种策略，他们事先规定在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卖出股票
期货，跌幅越大卖出越多。理论是：售出期货比卖股票容易得多。证券交易
商可以用迅速卖出的方式抢在猛跌之前减少损失。
明尼波利斯第一银行交流的投资顾问V。肯特·格林说，当有人想出手时
会发现“你的有些股票所处地位具有很差的流动性”——就是说没人想买它。
但格林还是睡得很香，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走芝加哥的捷径。“期货的流
动性，”他说，“现在是股票的4倍。”
格林并不关心的原因是现在他无须卖出期货；只有当市价下跌时他才和
别人一起卖出。以投资银行家尼古拉斯·F。布拉迪为首的白宫研究组调查表
明，当这一刻到来时，会有600亿到900亿美元的期货像格林一样运作。
回想起来，人们记得10月份并不是因为那时发生的突然变化，而是人们
对它的强烈预言。当时到处都是悲观的看法。新闻发稿人查尔斯·阿尔门说
那是一次“1929年般的大崩溃”。看跌者认为价格太高了，看涨者也是这么
想的，可他们都想最后捞上一票。从1月1日到8月达到最高点2722。4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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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已惊人地增长了44％。人人都被冲昏了头脑。摩根·斯坦利的投资
战略家——也是华尔街最引人注目的灯塔之一——拜伦·威恩都准备放弃规
则办事了。他在8月说，即使坏消息也不能阻止股价上升。
……一此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市场不断发展……也许现实与股价之间的联系不像我们在商
学院学的那样紧密。
老天！一周以后，现实揭开了面纱。通货膨胀的苗头开始出现，贸易赤
字居高不下，美元汇率急剧下降。为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和保证美元坚挺，美
联储在劳动节那天宣布提高贴现率，这是美联储提供贷款时人们最关心的利
率。受它的影响，债券市场猛跌，股市一天之内也跌了38点。
到10月初，长期债券的收益从3月份的7。4％升到近10％。在10月6日，
道·琼斯跌了91。55点，是跌幅最大的一天。市场变得模糊不清，情况的发
展不以人为控制，历史性的大变化随时可能发生。从短期看，情况十分严重。
10月12日左右，巴菲特卖掉了至少一批可以分红的股票。除了他的三
种永久股票外，他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他的助手说，“命令很明确：把一
切都卖掉。”
巴菲特不是在预测。他只遵守了两条宝贵的规则：一、永远不要损失；
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芒格说，“沃伦决不会要求卖出的。”但也许巴
菲特现在更注目他墙上的那张1929年的报纸了。随后的一个星期内利率升到
了10％。日本的股票继续上涨，但华尔街已没有谁关心日本了。在黑色星期
五，10月16日，道·琼斯跌了108点。
华盛顿焦急不安。每当市场下跌时，官僚们总指望胡乱找一个罪魁祸首
——投机商，像瑞士大银行家那样给外国政府贷款的人等等，谁都行。有人
把市场下跌归罪于“29岁的技术专家们”头上。财政部长很注意风度地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