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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地推定的。我们虽不与葡萄牙直接通商，这小量的金银，也很容易从其他地方取得。
金匠这一行业，在英国虽很可观，但每年售出的大部分新器皿，是由旧器皿溶解制
成的。所以，我国在器皿上每年所需的补充并不很大，有极小额的年输入就行了。
就铸币说，情况也是这样。我相信，没有谁会想象，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那十年
间每年八十万镑以上的铸造，有大部分，是每年用来增加国内一向流通着的货币。在铸
币费用由政府支付的国家，就连铸币内含金银，有充分的标准重量，其价值也决不能比
等量未铸金属的价值大许多。为什么呢，因为要以一定数量未铸金银交换等量金银铸币，
只需不怕麻烦到造币厂去一下，最多等待几个星期就行了。不过，任何国家流通铸币，
大部分都有多少磨损，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低于其标准。在英国，则在最近改铸以前就更
有这种情况，金币低于标准重量的程度，常在百分之二以上，银币低于标准重量的程度，
常在百分之八以上。但若四十四几尼半（包含着十足的标准重量，即一磅金）所能购买
的未铸的金，不比一磅多什么，那末没有一磅重的四十四几尼半，就不能购买一磅重的
未铸的金，而须加上若干，以补不足。所以，金块的市场流通价格，就不和其造币厂价
格一致，换言之，不是四十六镑十四先令六便士，而大约为四十七镑十四先令，有时又
大约为四十八镑了。但在铸币大部分都是这样低于标准的时候，新从造币厂出来的四十
四几尼半，不能在市场上购买比其他普通几尼更多的商品，因为当它们流入商人金柜中，
与其他货币混在一起，就难于辨认，即能辨认，所费亦必多于所值。所以，象其他几尼
一样，其所值亦不多于四十六镑十四先令六便士。但是，如果倾入熔锅，用不着有显著
的损失，即可产出标准金一磅，那在任何时候，也可换得金币或银币四十七镑十四先令
乃至四十八镑，而其效用，却又无论就那一方面说，也与当初熔解的铸币相等。于是，
熔化新铸币，就显然有利可图，而其熔化之速，又非政府所可预防。因此，造币厂的活
动，便有些象潘内洛普的织物了，白昼所织的，晚间又折开了。造币厂的工作，与其说
是逐日增加铸币，倒无宁说是补替逐日熔化的最好部分的铸币。
假设持金银到造币厂铸造的私人，是自己支付造币费用，那就会象加工所费可增加
器皿价值一样，增加此等金属的价值。已铸的金属，将比未铸的金属更有价值。造币税，
若非过高，则将以税的全价值，加入金银条块之内，因为，在任何地方，政府都享有专
有的造币特权，没有什么铸币能以比这低的价值，提供市场。如果课税过重，换言之，
所课的税，若比铸造所需劳动与费用的真实价值大得多，那末，金银条块与金银铸币间
价值巨大的差额，也许会鼓励国内外私造货币者，把大量伪币注入市场，以致减低官造
货币的价值。在法国，造币税虽为百分之八，但未曾从此发生了什么显著的骚扰。住在
本国的私造货币者，及住在外国的他们的代理人或通信人，都到处有遭受危险的可能，
这种危险太大了，不值得为着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的利润而遭危险。
法国的造币税，使铸币价值，高于按纯金含量比例所应有的程度。于是，1726年1
月敕令，二十四克拉纯金的造币厂价格，定为七百四十利弗九苏一又十一分之一迪尼厄，
合巴黎八盎斯的一马克。若扣除造币厂的公差，则法国金币含有纯金二十一又四分之三
克拉，及合金二又四分之一克拉。所以，标准金一马克，只值大约六百七十一利弗零十
迪尼厄。但在法国，一马克标准金铸为三十个金路易，每个合二十四利弗，合计七百二
十利弗。所以，造币税所增加于标准金一马克的价值的，就是六百七十一利弗零十迪尼
厄与七百二十利弗之差了，换言之，增加了四十八利弗十九苏二迪尼厄的价值。
熔化新铸币的利润，在许多场合，会由于造币税而完全丧失，而在一切场合，都会
由于造币税而减少。此种利润发生的由来，往往是通用货币应含纯金银量与实含纯金银
量二者之差。这差额若小于造币税，则熔解新铸币，不但无利得，而且有损失。若与造
币税相等，则无利亦无失。若大于造币税，则虽有利可图，但所得利润，必少于无造币
税场合。例如，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铸造货币，倘若须纳税百分之五，则熔解金币，
当受损百分之三；倘若造币税为百分之二，则无利亦无损；倘若造币税为百分之一，则
虽可获得利润，但只是百分之一，不是百分之二。在货币以个数授受，不以重量接受的
地方，造币税乃是防止熔解铸币及输出铸币的最有效方法。被熔解或被输出的铸币，大
都是最好最重的铸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图取最大的利润。
以免税方法奖励铸造货币的法律，最初在查理二世时制订，但时效有限，以后迭次
延长限期，直到1769年，才改订为永恒的法律。英格兰银行，要以货币补充其金柜，往
往不得不持金银条块到造币厂；他们也许认为，由政府担负造币费，比由自己担负造币
费，对自己更有利益。也许就因为这大银行恳求，政府才同意将此法律改订为永恒的法
律。如果秤金的习惯被废除——那由于不便，很可能被废除；如果英国金币以个数接受，
象最近改铸以前那样，那末这大银行，也许会发觉，它在这场合，象在其他场合一样，
大大估错了它的利害关系。
在最近改铸以前，英国通用金币，比其标准重量低百分之二，因无造币税，故其价
值，亦比应含标准金量的价值低百分之二。所以，在此大银行购买金块以备铸造时，所
出价格，必比铸成后所值多百分之二。假设造币须课税百分之二，则通用金币虽比其标
准重量低百分之二，仍必与应合的标准金量，有相等的价值。铸造的价值，在这场合，
抵消了重量的减少。银行虽然必须支付百分之二的造币税，但他们在这全部事务上，所
蒙受的损失，亦只是百分之二，和现实的损失完全一样，不会更多。
如果造币税为百分之五，而通用金币仅比其标准重量低百分之二，则在这场合，银
行将在金块价格上，得利百分之三；但由于它须支付造币税百分之五，所以在这全部事
务上，它的损失依然恰好是百分之二。
如果造币税仅为百分之一，而通用金币比其标准重量低百分之二，则在这场合，银
行在金块价格上，只损失百分之一；但由于它须支付造币税百分之一，所以它在这全部
事务上的损失，仍象其他一切场合一样，恰好是百分之二。
如果造币税不高不低，而铸币同时又包含十足的标准重量，象最近改铸以来它包含
几乎十足标准重量那样，那末英格兰银行在造币税上虽有所失，但在金块价格上必有所
得；在金块价格上虽有所得，但在造币税上必有所失。它在这全部事务上，既无所失，
亦无所得，于是，它在这场合，就象在上述其他一切场合一样，处在和没有课税时完全
相同的境地。
一种商品的税，要是适中，不至于奖励走私，那末以运输此种商品为业的商人，虽
然必须垫付此种赋税，但因为他可以在商品价格中取回，所以不是真正的纳税者。最后
支付这种赋税的，是最后的购买者，即消费者。但对于货币，一切入都是商人。我们购
买货币都是为了把它再行售卖；就货币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最后的购买者或消
费者的。所以，在造币税是那么适中，不至于奖励伪造时，虽然一切人都垫付赋税，但
没有一个人最后支付这种赋税，因为一切人都可在提高了的铸币价值中，取回各自垫付
的数额。
所以，适中的造币税，无论如何也不会增加银行或任何持金银条块往造币厂铸造的
私人费用；没有这适中的造币税，也不至于减少他们的费用。无论有无造币税，如果通
用货币包含了十足的标准重量，铸造就不会使任何人破费；如果不及这重量，则铸造所
费，必等于铸币应合纯金量及其实含纯金量之差。
所以，在铸造费由政府支付时，政府不仅负担小额费用，而且须损失应得的小额收
入，而这种无益的慷慨，又不能使银行或任何私人得到丝毫利益。
倘若你对银行理事说，造币税的征课，虽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利得，却可保证他们没
有任何损失，他们也许不会听了这些话，便同意征收造币税。在金币现状下，只要继续
以重量接受，他们当然不会因这种改制而得到利益。但若秤衡金币的习惯一旦被废除
（很可能被废除），而金币的质量又低落到最近改铸以前那样，那末征课造币税的结果，
银行的利得，或不如说，银行的节省，也许会极为可观。把大量金银条块送到造币厂去
的银行，只有英格兰银行；每年造币费的负担，也全部或几乎全部落在它身上。如果年
年造币，仅用以弥补铸币不可避免的损失与必要的磨损，那就不会常超过五万镑，至多
亦不过十万镑。但若铸币低于标准重量，就须在此之外，年年造币，以补充铸币由不断
熔化及输出而产生的巨大缺额。为了这个理由，金币改铸前那十年或十二年间，每年造
币，平均都在八十五万镑以上。但若当时曾征课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的金币铸造税，那
即使在当时情况下，也许能有效地阻止铸币的输出与熔解。这样，银行每年就不会在要
铸为八十五万镑以上金币的金块上损失百分之二点五，换言之，每年不会损失二万一千
二百五十镑以上，它所损失的也许还不到这数额的十分之一。
议会把岁入拨作铸币的费用，每年不过一万四千镑。而所费于政府的真实费用，换
言之，造币厂职员俸给，在普通场合，我相信，不过此额之半数。想节省这样小的数额，
甚或想取得比这大不了多少的另一数额，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大无意义的想法，不值
得政府严重的注意。但是，要节省那并非不能节省，而且按往事据今例，又似乎每一年
都可以节省的一万八千镑或二万镑，即使对英格兰银行那么大的公司来说，无疑也是一
种值得严重注意的事体。
上述议论中，有一些放在第一篇论货币起源及其效用和论商品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
的区别的那几章内，也许会适当些。但由于奖励铸造的法律，溯源于重商主义的流俗偏
见，所以，我觉得，放在这一章 ，更为合宜。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构成一切国家财
富的东西，那末，最能与重商主义精神吻合的事情，亦就莫过于奖励货币的生产了。货
币生产奖励金，乃是重商主义富国妙策之一。
国富论（第四篇）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欧洲人最初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动机，并没蒙古希腊罗马建立殖民地的动
机那么明显、那么容易看得出来。
古希腊各邦，各占有极小的领土；任何一邦人民，增多到本邦领土不易维持的时候，
便遣送一部分人民出去，在世界上辽远的地方，寻找新的住处。他们四周的好战邻人，
使他们任何一邦，很难在国内大大扩大其领地。多里安人大都到意大利及西西里去殖民。
这两地，在罗马建立以前，为野蛮未开化人民所占居。伊沃尼亚人及伊沃利亚人（希腊
另外两大部落）大都到小亚细亚及爱琴海各岛去殖民。这两地居民，在当时似与意大利
及西西里当时的情况大致相同。母市虽视殖民地为儿子，常常给与大的恩惠与援助，也
得到殖民地的感戴，但却视殖民地为已解放的儿子，不要求直接的统治。殖民地自决政
体，自定法律，自选官吏，而且以独立国资格向邻国宣战媾和，无需母市的承认或同意。
没有什么能比树立这种殖民的动机更明显、更容易看得出来。
古罗马，象其他大部分古代共和国一样，原来是建立在一种土地分配法上，即按一
定比例，将所有的公有领地，分配给构成国家的各市民。但人事的变迁，结婚哪，承继
哪，割让哪，必然会把原来的分配搞乱，常使原来分作许多家族维持手段的土地，归一
个人所有。为纠正此种弊病——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弊病，他们颁布了新的法律，限制
各市民所占有的土地量，不得超过五百朱格拉，约合英亩三百五十亩。但这法律，据我
所知，虽施行过一两次，但大都被人忽视或回避，而财产越来越不平均。大部分市民，
是没有土地的；但按当时风俗人情，无土地即难于维持自由人的独立。现时，无土地贫
民，若稍有资财，可租耕他人土地域经营某一种零售业；即使毫无资财，亦可充任农村
劳动者或技工。但在古罗马，豪富人家的土地，都由奴隶耕种；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工
作，监工本身也是奴隶；所以，贫穷自由人，很少有机会成为农民或农村劳动者。一切
商业、制造业，甚至零售业，亦都为主人的利益而由奴隶经营。主人们的财富、权威与
防卫，使一个贫穷的自由人，很难和他们竞争。所以，无土地市民，除了在每年选举时，
得到候选人的赠金以外，几乎没有别种生计了。当护民官想鼓励人民反抗豪富时。就叫
人民回想古代的土地分配，并说限制那种私产的法律是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人民吵吵闹
闹地要求土地，但我们自可相信，富豪们是十分决意不把任何部分土地分给他们的。但
为了要绘他们相当程度的满足，富豪们往往提议建立新殖民地。但作为征服者的罗马，
即在这场合，也没有必要道送市民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出路，如果我可这样说。它要先知
道市民究竟将在什么地方定居。它大都把意大利被征服各地的土地，指定给与他们。他
们在那里，亦象在共和国领土上一样，不能建立任何独立的共和国，至多只能形成一种
自治团体。这种自治团体，虽有制定地方法律的权能，但须受母市的统治和惩罚，并遵
守母市制定的法律。但这种殖民地的建立，不仅仅在于满足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因为一
个地方新被征服，当地人民是否服从还属疑问，常可借此在当地设置一种守备队。所以，
罗马殖民地，无论就其性质说或就其建立的动机说，都与希腊殖民地完全不相同。因此，
原来用以表示这种建制的字眼，亦有极不相同的意义。拉一丁语colonaa表示殖民；反
之，希腊语则表示离家、离乡、出门。罗马殖民地虽在许多点上，与希腊殖民地不同，
但建立的动机，却是同样明显同样容易看得出来的。这两种制度，都溯源于无可奈何的
必要或明白显著的实利。
欧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不是起因于必要；树立的结果，虽得到很大的
利益，但其利益也并不那么明白显著。在殖民地刚刚建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这种利益；
其建立及其发现的动机，也不是这种利益。而且，直到今日，这种利益的性质、范围及
界限，也还不大为人所理解。
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间，威尼斯人经营一种极有利的贸易，即贩运香料及其他东印
度货物，售给欧洲其他各国。他们大都在埃及购买。埃及当时由高加索军人统洽。高加
索军人是土耳其人的敌人，而威尼斯人也是土耳其人的敌人。这种利害关系的一致，加
上威尼斯货币的援助，使得他们结合起来，这样就使威尼斯人几乎享有一种贸易独占权。
威尼斯人所得的巨大利润，诱发了葡萄牙人的贪欲。在十五世纪中，他们努力发现
一条海道，通过摩尔人跨沙漠给他们带来象牙和金砂的那个地方。他们发现了马德拉群
岛、卡内里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德角群岛、几内亚海岸、卢安果、刚果、安哥拉、本
格拉各海岸，最后发现了好望角。他们早就希望分占威尼斯人有利的贸易；最后那一次
发现，为他们开拓了可能分占的机会。1497年，瓦斯戈·德·加马，又从里斯本港开航，
以四船结成一队，经过十一个月航行，达到了印度斯坦海岸。一世纪来，以非常的坚毅
心，不断的努力，所进行的那种发现工作，就这样完成了。
在此若干年之前，欧洲人对葡萄牙未必能成功的计划，还在疑惑的时候，有个热那
亚舵工，提出更大胆的计划，要西航达东印度。东印度各国的情况，在当时的欧洲，还
是不大清楚的。少数欧洲旅行家，曾夸大这些地方的距离，这也许出自纯朴无知，在那
些不能计量距离的人看来，原来确是很远的距离，就显得无限的远，也许是借此夸示他
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