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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她发现在小桌和沙发之间躺着一个人。
一点不错，正是吉塞尔，利兹走到她旁边，跪了下去想看看是不是晕倒在那里了。直到她抬起吉塞尔的手腕，试了一下她的脉搏，心里一下子便明白了，更可怕的事已经发生了。吉塞尔的脸因充血而浮肿，极不自然，表情恐怖。
利兹慢慢放下她的手腕，同时意识到她并不是晕倒了，而是死了，一定是死了。脖子上的红色印迹清晰可见，她是被人勒死的，是被谋杀的。
她见过各种各样惨遭谋杀的尸体，可此情此景还是令她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她软弱无力地站起身来，想法理出点头绪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有人破门而入，行凶抢劫，吉塞尔奋力抵抗，惨遭毒手。旋即又一个念头闪现在她脑海里：昨天吉塞尔清清楚楚地宣称她有一条新闻……一条特大的新闻……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能够震惊世界的新闻……“必须等一夜，明天我才知道能不能给你。”
那时，吉塞尔声称自己“即将得手”那条新闻，只等今天加以证实。
证实必须需要人来。是的，一定有人来过这里。对了，吉塞尔可能发现了一条特大新闻，不过那人得知后，不愿让吉塞尔占有，那人于是非常残酷地对她下了毒手。
可怜的姑娘。
再见吧，吉塞尔。再见吧，特大新闻。同时，利兹也不禁想到了自己。再见吧，利兹·芬奇以及她那留任的机会。
利兹立即想到应该马上离开尸体和现场，但在她稍稍镇静下来后，新闻记者的猎奇心又占了上风。既然有人来过，定会留下些蛛丝马迹，也许没有。不过也很难说。无论如何，还是值得找一找。利兹从她的小挎包里掏出手巾裹在右手上。进行搜查，最好别留下自己的指纹，否则也得把自己卷进去。
利兹开始逐个房间进行迅速、彻底地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没有发现别人的任何痕迹。没有一点线索，没有片言只字。房间里阴森恐怖，莫可名状。
15分钟后，利兹发现在她之前的那个人比她聪明，比她内行。
利兹害怕有人可能到此访问，发现她在这里，把她牵扯进去，决定不再久留。她走出公寓，来到大街上，搭出租车返回特区附近她住的旅馆。
快要到达旅馆的门前了，她心里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吉塞尔·杜普雷诚心诚意帮助她，利兹总觉得欠了她点什么。利兹欠这位导游小姐一个电话，决定回房间后再弥补。但是转念一想，那不大安全，容易被人查出。她问司机哪里有公用电话。他告诉她再往前走半个街区就有。
利兹一边向公用电话亭走着，一边从小挎包里掏着硬币。她把自己关进电话亭后，将一枚硬币塞进了金属槽，接通了总机。
“总机吗？”她用法语对着话筒说，“请接警察局，我有急事。”
“是要警察局吗？请拨17。”
利兹挂断后，然后又接通了17。
刚过几秒钟，一位年轻人便答话了。他报过姓名、职务后，声明是警察局急警处。
利兹说：“能听清我讲话吗，警官？”
“很清楚。”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请别打岔。”利兹便清晰迅速地说道，“我去一个女友的公寓，约好一道上街去买东西。她的门没有锁，我进去后发现她已被人杀死。毫无疑问，她已经死了。请拿上铅笔，我告诉你她的姓名和地址——”
“小姐，我能不能打断一下——”
“除了我讲的，其他无可奉告。死者姓名：吉塞尔·杜普雷，二十几岁，单身女性。住址——”利兹找出吉塞尔写有住址的名片，慢慢地念给他听。“你们到那儿就能找到她的尸体，”她又补充说，“情况就这些。”
“是的，我记下来了。不过，听我说，小姐——”
利兹挂断了电话，走出了电话亭，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利兹漫无目的地闲逛了半个小时，直到她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这时她又开始考虑她自己的事。她压住那篇有关伯纳德特的特写未发，满怀希望从吉塞尔那里弄到一点更精彩、更可靠的东西。可是现在这一希望落空了，别无选择，只有给巴黎的比尔·特拉斯克发去一点什么才行，无论什么东西都行。
她调头向记者站走去。十分钟后，她便钻进了一个帆布棚。记者站内至少有100张写字桌，她无精打采地向一张旧橡木桌走去，那是她和另外两名记者共用的办公桌。椅子空着，利兹真希望那两名记者和她一样倒霉，为了寻找新闻疲于奔命。
她把电话机挪到跟前，要总机接通美国国际联合通讯社驻巴黎办事处。摆在她面前的是她没有一则特大新闻，只有两则特写或许能引起老板的兴趣。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她找比尔·特拉斯克讲话。
特拉斯克那沙哑的声音传了过来。“喂，哪一位？”
“别傻猜了，比尔，谁还会从卢尔德给你打电话？当然是利兹，不会是别人。”
“我还正想问你，何时你交卷呢？”
“比尔，六天了，真是倒霉透顶了。我一直颠着屁股到处乱跑，忙得不可开交，你可以相信我，能做的我都尽力去做了。”
“那好，有人见到圣母玛利亚了吗？”
“比尔，打住。”
“我是当真的。”
“你知道答案肯定是一个特大的‘不’字。不过，还好，我好歹总算搞到了两条。虽说不能震惊世界，但它们毕竟是新闻。”
“好的，我打开机器，我一边听一边录音，利兹，讲吧。”
“先讲第一个，行吗？”
“讲吧。”
利兹很投入地讲：“今天早上卢尔德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是发生在特区的一起惨无人道的谋杀案。人们从四面八方蚁聚此地祈祷健康，一个本地人却死于非命。被害者的名字是：吉塞尔·杜普雷，是个单身，26岁左右。她是在——在中午时分，在距离山洞不远的公寓内被人勒死的。她曾经担任过法国驻联合国大使查理斯·萨拉特的秘书，在纽约和他一起为代表团工作过。”
“什么时候？”
“两年前。”
“不过现在，现在她在卢尔德干什么？”
利兹咽下一口唾沫，真是特拉斯克式的考察。“哦，现在她是一名导游。”
“一名什么？”
“她眼下在卢尔德是一名导游，带人参观历史遗迹。”
“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凶手是谁？”
利兹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只好随口编道：“我与卢尔德警察局联系过了，凶手仍不清楚。他们称正追踪几条线索，但未公布嫌疑犯。如果你同意，我可以继续追下去。”
“有关谋杀，还有其他情况吗？”
“噢，我告诉你受害者的一些情况：她长得很漂亮，确实很美，富于性感，而且——”
特拉斯克突然制止了她，“别再费心了，”他说。
“什么？”
“别再动什么脑筋了。得啦，利兹，你很清楚。你知道这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新闻。每天在法国不知要发生多少起谋杀案，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你到那里去都干了什么？一个导游小姐，还不知道是被谁杀的。这种东西只能登在法国的报纸上，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是没人感兴趣的，更别说是杜布克·托皮卡那样的地方了。当然，凶手若是大人物，有国际影响，那又另当别论了。”
“那我继续再下功夫，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突破。”
“不用费太多精力了。我看这也不会有什么名堂。好了，还是讲一讲另外那一件吧，快点说吧。”
“好吧，因为在卢尔德关于圣母玛利亚是很难搞出名堂的，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伯纳德特身上，想彻底搞清在1858年以及后来一段时间，她到底都搞过些什么。材料只够写一篇周末特写，掀起一点小波澜。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你说吧，在听着呢。”
利兹舒了一口气。“瞧，开始了。”
她开始对着话筒讲起了她的特写。
特写的引言部分，讲述了卢尔德每年通常有五百万游客，最近八天特区接待的人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这一切无非是因为一位名叫伯纳德特的14岁农村姑娘所见的情景，以及她宣告的秘密。
利兹继续讲道，伯纳德特死后，天主教会把她封为了圣女，于是部分神职人员及不少学者对伯纳德特所见的一切提出了质疑。为了陈述自己的观点，利兹像一位检查官，对这位农村姑娘提出了一系列的疑点。
“伯纳德特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伯纳德特谈论圣母显灵丝毫没有利己动机，”利兹继续对着电话说，“学者们则认为，由于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伯纳德特现身说法，成了众目所瞩的人物。有一次，她的父亲，弗兰可，看到来了许多人，就低声对跪在山洞前的伯纳德特说：‘今天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好好干。’”
利兹对自己绘声绘色的描写感到很满意，继续讲伯纳德特如何不相信山洞能治愈她的病。然后利兹又谈到了她在内韦尔的生活，修道院院长是完全怀疑怕纳德特看见圣母玛利亚显灵的。
利兹在电话上讲着讲着，心里愈来愈感到不安。在她自己听起来这些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俗不可耐，不知道比尔·特拉斯克会作何感想。
她停了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比尔？”
“当然，这很有趣，而且还使人感到有点吃惊。这些材料，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噢，大多是教会的支持者提供的——有本地的鲁兰神父，其他地方还有凯奥克斯神父和弗兰西丝卡修女，还有一些较低级的神职人员。”
“这全是他们告诉你的？他们都反对伯纳德特？”
“不，他们大多数都支持伯纳德特。我已经对采访材料作过筛选，以形成自己的新闻角度。下面还有一页，要念完吗？”
“不用了，”特拉斯克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想法不错，利兹，不过我们没法采用。或许你刚才所讲的所谓的事实有它的根据，不过其中有不少的偶然因素，再加上穿凿附会，内容极不扎实，因此在世界性的争论中很难经受住考验。还有，利兹，如果你想戳穿一个圣女，特别是一个炙手可热，风靡一时的圣女，你就必须准备好过硬的材料，你至少有一条过硬，而且新闻来源无懈可击。我知道你已经尽了力，不过你的报道仍然是建立在沙滩上，我们需要的则是建立在磐石上。你明白吗？”
“我想是的，”利兹有气无力地说。她根本无心顶撞老板，因为她心里明白，报道经不住推敲，只是为了产生轰动效应，精心选择了角度写成的。
“因此，别管它了。睁大眼睛，继续寻找，”特拉斯克说。
“找什么？”
“寻找真正意义上的特大新闻——看看截止到星期天，圣母玛利亚是否在卢尔德显灵。若是得到了这样的新闻，尽管不是独家新闻，我也会感到满意的。”
“那只有等等看了。”
“那你就等等看。”
利兹知道他要马上挂断电话，不失时机地插进一句话，询问了一个问题，这本是她不愿提起的。“噢，比尔，还有一件事——只是出于好奇——玛格丽特采访的维隆事件进展如何？”
“我想会不错的。她好像已经和他打得火热，说是明天准备交稿。”
“啊，运气太好了。”利兹说。
电话挂断了，她恨不得杀了自己。再见吧，工作；再见吧，事业；再见吧，巴黎。等着判处到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上去终生服苦役吧。
的确，这是她成年以来最惨淡无光的时刻了。
这时，她听到电话铃响了起来，心中默默地祈祷，争取得到缓刑。
是阿曼达·斯潘塞的声音。
“我真高兴，终于找到你了，利兹，”阿曼达说，“我已经和鲁兰神父谈过了，我说过我要找他谈谈。还记得吧？他非常地合作。”
“合作什么？”
“他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姓名，他从那人的手里买下了伯纳德特的日记。那人叫尤金·高蒂尔夫人。我这就去和她见面，我猜你也许愿意和我一块去。”
“多谢，不过不好意思，”利兹说，“关于伯纳德特，我已经了解得够多的了，可总部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手头上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唉，可别那样说。”阿曼达说。
“我只能这样说，”利兹说，“祝你好运。你还是很需要去的。”
在阿斯托里亚旅馆，保罗·克莱因伯格博士靠在床上，一边休息着，一边看著书，同时还等待着伊迪丝·穆尔打电话告诉他最后的决定。这个可怜的女人别无选择，可她任人摆布，这令他非常气愤。他的最后诊断，结论很明确，病人已进入晚期，若是不接受杜瓦尔博士的手术和基因移植，她只有死路一条。第一次奇迹已经破灭了，难道还要冒死等待第二次奇迹吗？作为她的丈夫，雷杰，很自私，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妻子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可是她却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了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拖沓，真是急人，克莱因伯格真想摆脱这里的一切，回到巴黎舒适的公寓里去。
这时，他身旁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像号角一般惊天动地，打断了他的沉思。
他拿起话筒，以为是伊迪丝·穆尔打来的，不料传来的竟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克莱因伯格博士吗？我是雷杰·穆尔。”
回想上次见面和分手的情景，克莱因伯格不禁异常惊奇，现在雷杰说话竟如此的友好。
“是的，穆尔先生，我正在等候您妻子的电话。”
“噢，是她委托我给您打电话。伊迪丝告诉我，您曾经到饭店看过她。她身体很不好，我很感激您对她的关心。”
“那么有关杜瓦尔博士的事您也一定知道了？”
“是的，我知道了。她告诉了我有关她的新手术。”
“她拿不定主意，”克莱因伯格说，“说是要和你商量一下。”
“我们详细地谈过了，”雷杰高深莫测地说。
“拿定主意了？”
“我想见见您，想和您当面谈谈。您有空吗？”
“随时恭候。我是为您妻子的病才到这里来的。”
“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现在吧，”克莱因伯格说。
“您在阿斯托里亚旅馆，”雷杰说，“我知道那家旅馆。楼下有一个挺不错的花园，设有咖啡座。干嘛不在那儿见面——谈一谈——15分钟以后怎么样？”
“好吧，15分钟后见。”
克莱因伯格扔下书，翻身下床。他不只是和以前一样气愤，此刻又有点莫名其妙。究竟雷杰为何要见他？到底要谈些什么？雷杰为何不能在电话上讲他们的决定呢？摆在他眼前有两种可能：和卢尔德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预约时间，或者收拾行装，打道回府。然而，他还是梳洗干净，系上领带，穿好外衣，精神焕发地下楼去了。
他发现阿斯托里亚旅馆的花园清新怡人，喷泉水花飞溅，绿色灌木丛与上方的饭店黄色百叶窗和谐协调。花园里放着六张塑料圆桌和一些板条椅，仅有一张桌旁坐着人，其余全空着。那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在那儿抽着雪茄，他便是雷杰·穆尔。
克莱因伯格连忙走下楼梯，来到那张桌子旁边。穆尔也没有站起身，只是和他拉了一下手。克莱因伯格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雷杰说：“我已订了咖啡，你看行吗？”
“要我订，也肯定是这个。”克莱因伯格说。
雷杰哈哈大笑，抽了一口雪茄。慢慢的，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再开口说话，声音凄惨，仿佛在责备自己。“很对不起，我们在城里闹过一点别扭。我并不是到哪儿都扯着嗓门对人嚷嚷的。”
“当时你心里难受，嚷嚷几句也在情理之中，”克莱因伯格说，其实心里一点也没有胜利的喜悦。“你现在冷静多了。”
“是的，冷静多了。”雷杰说。
雷杰呆呆地望着侍者放下咖啡、奶酪、白糖，以及帐单，似乎并不太感兴趣。克莱因伯格断定雷杰的脑子里在想着其他问题，因此他并不急于说话。
雷杰把杯子举到唇边，小手指很不协调地翘了起来，他尝了尝咖啡，扮了一个鬼脸，然后放下杯子说：“若是你不介意，我得说法国咖啡真是够呛。”他满脸歉意地说。
克莱因伯格逗趣道：“我看还不错。”
雷杰又吸了一口雪茄，然后把烟端端正正地放在烟缸上，显然是要言归正传了。“是的，”他说，“我和我的太太，我们谈了很久。对您的诊断，您没有新的想法吗？”
“没有。如果不尽快想办法，她恐怕很麻烦。”
“博士，那个新手术是怎么回事？跟一般手术一样吗？”
“可以说一样，也可以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