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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粮食、油料、棉花统购统销，即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个制度，起因于1953年国家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造成粮食等供不应求。历史地看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它既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又保证了国家快速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和外汇来源，但负面作用也十分显著。一是长期抑制了中国广大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割断了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主体的联系，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二是使广大农民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劳动自由权之外，又失去了对少得可怜的剩余产品的支配权，造成了农民生活长期贫困、农村经济长期落后。在统派购农产品的数量方面，农民与政府没有对等谈判的权利，换句话说，政府的征购是带有强制性的，征购的数量超过剩余的数量，当时称购“过头粮”，也就是把农民碗中的饭强制挖走了。在1958至1983年人民公社的25年间，年均国家征购的粮食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3。37％，这个比例对于勉强维持温饱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期间，国家对棉花、植物油的强制性征购占实际产量的比例令人震惊，1958至1976年的统计显示达到年均90。67％。而且，国家征购粮食等的定价是带剥夺性的，国家牌价比私下交易市场价低得多。长期的强制性的政府超额征购，长期的剥夺性的政府定价，能不造成长期的农民贫困和农村经济落后吗？！实践表明，在农产品供应丰富的时候，不宜采取统购统销这种制度。
1984年，长期粮食紧缺的局面全面缓解和中央决定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在万里的主持下，1985年国务院决定取消实行多年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1985年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此邓小平称在改革方面“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这个决定及其实行，为中国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实行统购统销三十多年形成的惯性，使这项制度的改革只进行了一部分，即取消统派购，保留统销，使粮食的购销价格长期实行“双轨制”。“双轨制”，造成了收购体制与销售体制脱节；造成了价格体系的极不合理；更为严重的是，“双轨”中的政府控制的那一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培植腐败和维护特权的温床（两种不同的价格形成的差价极大地诱发了腐败），部分既得利益的特权者又本能地维护政府控制的那一轨而抵制市场调节的那一轨。万里对此于1986年12月就指出，“那个定购合同是单方面的，只让农民保证，政府什么保证也没有”；“现在是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要继续改革”；“‘双轨制’是过渡办法，最终要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统购统销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终于被市场所取代，退出了社会舞台。
可以看出，万里推动的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和购销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使中国向市场经济前进了一大步。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共识。万里早在1985年1月就指出要搞市场经济。他说：“如果城市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搞，它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那么，农村的优势在哪里呢？也要搞市场经济。”在万里那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被当作同义语或者当作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来理解的。万里是一直提倡搞市场经济的，即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说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的声浪很高时，他依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在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后，万里立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说：“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不走这条路，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万里本人主张采用这样的提法：政府计划下的市场经济或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笔者认为，后来发生的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证明万里主张采用的提法是很有道理的。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万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提出修改宪法。1993年修改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万里强调指出：“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搞得慢，振兴就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万里是中央层面的主要的开拓者之一。
热情支持农民自办、联办企业，积极主张采取正确政策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参与开辟了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之路
萌发于1958年的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在1958至1978年的20年间，由于人民公社僵化体制的束缚，一直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确立了农民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私有财产迅速增加，从而为农民选择投资方向、改变原来社会经济地位提供了条件。自然，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成为农民致富的选择，部分农民自办或集资办起了企业。但是，部分人只把原来公社和生产队办的企业视为乡镇企业，不把农民办的企业视为乡镇企业，不准农民办的企业享受乡镇企业的政策优惠，甚至加以歧视。万里了解情况后，热情支持农民创办企业，指示把农民创办的企业纳入乡镇企业的范围内，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农民办的企业和乡、镇、村办的企业要一视同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市场短缺，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有些人认为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甚至把不正之风的根源也归咎于乡镇企业，致使乡镇企业处境相当艰难。在万里的具体指导下，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指出社队企业的重要性，为此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撑了腰。这年3月，在万里的具体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在转发《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和积极引导”。
万里提出的两个“一视同仁”，即对农民办的企业和乡、镇、村办的企业一视同仁，对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将乡镇企业的发展送进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万里在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又专门讲了乡镇企业问题。他严肃地要求在领导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不允许平调企业的资金和物资。他指出要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他说，向乡镇企业征税，无非三种办法，上策是“欲取先予”，中策是“又取又予”，下策是“只取不予”。他要求坚持实行上策或中策，避免采取下策。不久之后，中共中央于1985年1月发布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再次阐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和政策原则。
从1985至1988年的四年间，乡镇企业实现了职工人数、利税总额、工资总数、总产值的同步高速增长：职工人数年均增长16。4％，利税总额年均增长32。6％，工资总额年均增长37。3％，总产值年均增长39。6％。乡镇企业创造的非农产值，到1986年就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到1990年在农业总产值中上升到54。6％。乡镇企业在最辉煌的时候，为国家创造了将近一半的产值，上缴的利税占国家税收总量的1／5以上，吸收了2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对于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邓小平于1987年6月说：“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因此，他称之为“异军突起”。国内外许多人把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并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三项伟大创举。
万里则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他说：“乡镇企业没有国家投资，是农民自己集资和贷款搞起来的，因而也就没有国家计划的限制，条条框框的束缚，一开始就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它的困难在这里，它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也在这里。乡镇企业尽管存在着重复建设，污染环境，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从总体上看，它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充分表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它最大的功绩是吸收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货币收入，扩展了国内市场的容量。而市场的发育，又大大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增长，大大促进了横向联合的发展和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从而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超越地域与部门的局限，以更大的规模向前推进。这不仅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小城镇的勃兴，缓解了大中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膨胀，缩小了城乡差别，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接替万里分管全国农村工作的田纪云，持与万里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改革之前我们走的工业化道路，是一种把广大农民拒之门外的孤立的城市工业化道路”，“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笔者认为，农村改革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万里、田纪云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现实和未来的农村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可以看出，万里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着眼点不仅在于发展国民经济，更在于开辟出一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万里是中央层面的主要的探索者之一。
笔者在回顾、研究万里在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时，常常会为他的惊人的勇气、巨大的魄力、卓越的见识，实践的观点、求真的精神、务实的作风而赞叹。万里为什么能够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达到如此的境界？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把自己视为人民群众的公仆，他的心中装着人民群众，他的理念、言语、行动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他面对着啼饥叫寒的群众时，眼中淌出的是热泪，嘴中说的是“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呀”！“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为什么变成了普遍贫穷的现实”？“这就是社会主义吗，怎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当他面对着教条主义者质疑包产到户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时，反问这位坚持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教条主义者声称他要社会主义，万里则旗帜鲜明地说，“我要群众”。不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吗？！当他面对着包产、包干到户姓“资”不姓“社”的攻击时，诙谐地反驳说，“反正吃饱饭比饿肚子更社会主义，穿上衣服比光着屁股更社会主义”。万里自己说得好：“我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成长，是群众和群众的斗争实践哺育了我，锻炼了我，这使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同群众在一起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全面地、深入地进行改革，特别是切实地、稳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切有志于这项伟大事业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政高级干部，都应该以万里为楷模！
吴健民与珠海特区·方小宁
像许多参加新中国建立的革命者一样，吴健民抓过笔杆子也抓过枪杆子。他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潮州市委书记、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炼狱洗礼；“文革”后，他在珠海市市委书记、珠海市市长任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路线，坚韧不拔地艰难拓荒。
两位书记的冲突
吴健民记得，1978年国庆节后不久，省委书记习仲勋约他长谈：“省委现在着手筹建深圳和珠海两市的领导班子，有人推荐你当珠海市委书记，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件事。”接着，习仲勋问起他以往的许多工作情况。当听到吴健民1962年曾经搞成过一个中南地区农业商品经济基地的建设规划时，习仲勋兴奋得站起来说：“那时候，这是很新鲜的观点。现在我们要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你的思想观点对头。看来要你去珠海主持这个边境城市的工作是不成问题了！”吴健民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让我去开拓，我不会拒绝，就怕任务完成得不好。”
习仲勋说：“当然，建成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你会努力的，省委也一定支持你。”
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件事情吴健民至今铭记：在一次会议上，习仲勋批评珠海市委“有许多事情，没有请示省委就干了。”感到压力和委屈的吴健民据理力争，请书记“批评一定要弄清实情”。但已接到不少对珠海市委“指控”的习仲勋仍在火头上，他站起身说：“你这样讲，就谈不下去了。”会后，吴健民想：办特区的艰难不仅要承受冷枪暗箭，还要承受明枪明炮。
没过几天，吴健民接到习仲勋的电话：“那天对你的批评太生硬了，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这个人有时讲话过头了，请不要介意……”两个多月后，习仲勋打电话给吴健民，谈完了工作，就那天会议上对他和珠海市委的批评再次表示歉意，并说：“工作上如有困难，可以找我。”
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光明磊落、民主平等地对待干部，这对于开放民意、启动民智何等重要！习仲勋常说“我们千万不要看领导脸色办事”的言传身教，成为吴健民严于律己、体察下情的楷模。
叶剑英：感恩先烈，立法护航
1980年清明时节，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帅来到珠海。吴健民回忆说：多年不见，年已83岁的叶帅脸上多了些寿斑，头发显得稀疏了。但老帅要求先听汇报再用午餐。谈到边境贸易时，叶帅说：“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接着，叶帅问他：养蚝的生产怎样？渔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香洲港还能利用吗？引进项目已投产的有多少？市的警备区设在哪里……都是关乎百姓生活、城市发展的事情。吴健民把实情一一向叶帅禀告，并直言“中央的政策如果同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突变。”。
叶帅视察行程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大革命时期掩埋着粤军“香洲兵变”的烈士墓园。老人特地让随行的儿子手书挽联，献上花圈。之后，叶帅细读碑记，细看每个烈士墓碑。他说：“这片土地上牺牲了不少烈士。过去这里尽是荒山，现在辟为烈士墓园，满园有绿……很好，很好。谢谢你。”说完，伸出双手紧紧握着吴健民的双手。吴健民领悟到：今日要树起中国经济特区的旗帜，仍要用“前赴后继、杀出血路”的精神和意志，搞好特区建设，让“远者来，近者悦”。
闻讯而来的六七千香洲百姓围在墓园前面。叶帅殷殷招手，向大家致意。临别时，叶帅再次握着吴健民的手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那么多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兴办经济特区初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声音。先行一步的广东，开局困难重重。熟知广东情况的叶帅对此了如指掌。无论从宏观或是微观，吴健民都真切感受到了叶帅的用心：他此刻来到“前沿阵地”，倾注着对民族命运、国计民生的高度关切，凝聚着他润物无声的强有力支持。
此行的4个月后，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当时，有人说，全国人大只应讨论全国的法律，不讨论地方法例。叶帅说：“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