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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的迷梦之中。他们口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那一套，回避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尊严的问题，歪曲人的“解放”与“自由”问题，继续贩卖“反修防修”的荒谬思想，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何止万里！《共产党宣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曾几何时，由“反修防修”发展出来的中国的“文革”，却把这个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使它事实上成为：每一个人丧失自由是一切人丧失自由的条件，他们共同保证一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这个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颠倒，并非在“文革”中突然完成，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看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对马克思主义被异化与歪曲的来龙去脉，大体上是可以弄清楚的。真正的艺术家以自己的“良知”面对社会、人心的真相，忠于艺术的使命和规律，他们不会照理论骗子的框框去创作。陈白尘并非先有一个“政治前提”，再按照耳提面命去选择什么“主义”，他恰恰是通过艺术实践、通过喜剧创作，表达自己的自由精神，表达个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的喜剧创作越趋成熟，他的自由精神就越加强烈。正是沿着这一逻辑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著名的左翼作家。这个“左”与当今那些新老“左爷”的“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者则是歪曲、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其主要手法是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之与封闭的专制主义文化相结合。这在“文革”中已暴露无遗。
陈白尘的喜剧精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升官图》1946年首演时，面对着黑暗政治的阻力，陈白尘说：“只有自由才能消灭黑暗，吝惜自由者也就无异于助长黑暗。”（《陈白尘文集》第8卷第32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腐败社会的“官场”，权钱交易，贪赃枉法，其最后一幕戏演的必然是马克思说的那种沐猴而冠、出乖弄丑的“喜剧”，登台的官儿们必然是“丑角”，人类借此“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是人们都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陈白尘的喜剧正是这样，它发挥着打假求真、斩妖伏魔、从精神上把腐朽丑恶的事物“送进坟墓”的作用。1949年后，他的喜剧精神遭到压抑，无佳作问世，直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才得以重新献出“自由的笑声”，这从他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讽刺喜剧《阿Q正传》就看得分明，其中对农民革命思想的剖析与批判，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一致的。其长篇散文《云梦断忆》也同样以“人的解放”的思想武器，批判“文革”专制主义的种种丑剧。这一切都与陈白尘不怕“左爷”邪说、坚信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
说到陈老在当代大学发挥的作用，很多人都估计不足。本来在“五四”时期，现代文学与现代大学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二者都是在以民主、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启蒙主义运动中产生、发展的。文学要能提供照人前进的“灯光”，她必然要与大学结成精神的同盟。事实上找不出哪个现代大作家不是出自大学或者曾任教于大学的。戏剧家任教于大学的也不少，如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熊佛西、陈白尘等。走上讲坛授课，拿起笔来写作，自由的境界，创造的精神——这既是大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生命。看一个国家文化品位之优劣、精神文明之高低，以及传承人类文明之力的强弱，当然首先要从大学着眼。明末清初的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重要著作《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就是说，国家遇到有分歧、有争论的问题，最高权位上的皇帝也不敢自作主张，而是交到大学里去研究、解决。天下真理不是出自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术的中心——大学。西方大学产生后，大致也是这么看的。可惜建国之后，在极左政治路线下，大学、文学均被改造为政治工具，大学失去独立研究学术的自由空间，文学则在“工农兵方向”下，背离现代启蒙主义精神。二者密不可分的好传统被丢弃了，二者在“文革”中同时遭到摧残。当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时，上边要陈老回京做官，但他却毅然接受了老校长匡亚明的聘任，到南京大学任教。在大学的这16年，他不仅继续创作了剧本《大风歌》、《阿Q正转》，散文《云梦断忆》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而且重建了南大的戏剧学学科，培养了优秀人才。北京的李龙云、南京的姚远、上海的赵耀民，这三位全国著名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剧作家，均为陈老在南大教出的戏剧学研究生。学者型戏剧批评家胡星亮、陆炜也出自陈门。这些，人们都看到了。但被忽视的是，陈老晚年作为教育家在重建那个被丢弃的文学、大学同根同源、二体一命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精神是：独立、自由、创新。
最近几年，人们才注意到“大学精神”问题，而陈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了。记得1983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重提“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这一多年被左倾教条主义置之脑后并反其道而行之的问题。显然，这与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理论“权威”胡乔木的粗暴批评和武断否定。随后，教育主管部门下令将胡批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正面教材纳入大学教学中。但陈老依靠大学的学术优势，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坚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接受政治偏见和行政命令。大约在1984年春夏之交，我们在苏州开会研究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编写问题，陈老把北京、上海的夏衍、葛一虹、柯灵、赵铭彝等请来了。这是一次典型的大学与文学结盟的学术会议。夏衍谈了一些“背景材料”，对胡文违背马克思主义之处分析十分深刻，指出周文虽有不足之处，但在“人学”问题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陈老所持观点大致与夏公同。这使我们的教材没因“紧跟”政治而短命，从1989年出版至今近20年仍被采用，几次重印，而且为纪念话剧百年即将出修订版，1992年还得到过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从苏州回到南京大学，我们坚持不在学生中贯彻行政上、报刊上那些宣传胡文、批判周文的种种“说法”。陈老说：“要读马恩原著，胡文周文都要研究，然后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话是23年前说的，那时大学里还没有重新提起陈寅恪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话呢！现在听说有些大学在文科评出了颇受优厚待遇的“资深教授”，我看只有陈白尘这样的教授才够格，可惜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陪萧克将军出访加拿大·易 非
今年8月24日，我从报上看到我们尊敬的革命老前辈萧克将军逝世的噩耗，心中十分悲痛。
我虽然没有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但他过去为我国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加拿大是我国友好邻邦。1970年建交后，两国人民和两军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出任我国驻加拿大使馆武官时，加军总参谋长威瑟斯上将不止一次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之一”，毛主席提出的鱼水般的军民关系为世界军事学说注入了新的内容。副总参谋长特里奥中将称赞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是世界大家庭中一位负责的成员”。
1980年8月，我国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同志率领我国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访美，使馆知道这一情况后，向国内提出萧克将军访美后，回国时顺道访加，加驻中国使馆也有这个要求，那时国内虽然外汇困难，最后还是同意了使馆的意见。
萧副部长访加消息传出后，加军方朋友十分重视，在外交交际场合上，不断有人询问萧克将军的情况。我们告诉加方朋友，萧副部长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我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政府派这样的重要人物访问加拿大，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是如何重视中加两国军队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1980年8月下旬，萧副部长率代表团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受到加军方派出的代表热烈欢迎。
当天加军总参谋长威瑟斯上将即予接见，双方谈话亲切友好。谈话中，威瑟斯上将询问萧副部长，加军通讯设备十分先进，法国军队都花巨款向加军购买通讯器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需要，他可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作出贡献。 对威瑟斯上将这一友好表示，我们事前并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萧副部长问我如何答复对方的问题，我说是否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说：“我们回去后考虑这个问题。”萧副部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向对方作了答复，对方点头表示理解。
随后，加国国防部长接见萧副部长，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
晚上，威瑟斯上将举行晚宴，热情欢迎萧副部长和代表团一行。
威瑟斯上将在热情友好的欢迎词中，特别提到了白求恩大夫，阐明中加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萧副部长在热情友好的答词中谈到白求恩时，加重语气说“随着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白求恩式的人物一定会不断涌现出来”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总参谋部代表皮尔特将军全程陪同萧副部长参观。为了加强双方的交流，总参谋部在全军物色了一名少校中文译员，协助皮尔特将军工作。
这名中文译员是中国人，姓胡，早年随父辈来到加拿大谋生。大学毕业后进入加海军工作，颇得领导欣赏。他对新中国态度友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萧副部长和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蒙特利尔飞机制造厂、多伦多国防大学、多伦多参谋指挥学院、温哥华附近的工程兵学院和该学院举行的军事演习。
工程兵学院院长辛普生爱好高尔夫球，不久前因打球受伤在家休养，得知萧副部长要来参观他的学院后，不顾医生劝告，拄着拐杖随同萧副部长参观学院和军事演习。他动情地说萧副部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前辈，是加拿大的贵宾，来到他的学院参观，是学院的光荣，也是他的光荣，伤口再痛也要出来陪同萧副部长参观访问。
萧副部长来加后，处处注意政治影响。王大使为了尽地主之谊，拟请他和代表团成员吃顿便饭，他感谢王大使的深情厚谊，但他谢绝了王大使的宴请。他认为国家外汇困难，使馆应该尽量节俭，国内来客不应该宴请。加方虽然安排他住高级宾馆吃高级西餐，但他和副团长陶汉章都不习惯吃西餐，因此常常饿着肚子参观访问。我们拟向加方反映这一情况，希望主人能安排萧副部长和代表团在中餐馆就餐，他不同意。他强调访问一个国家应该客随主便，不应为主人添麻烦。王大使知道这一情况后，指示我们带上煤油炉、方便面再回房间“加餐”。
萧副部长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对我说，我党历史上的富田事件到底事实为何，值得进一步研究。他问我加拿大华侨书店有无这方面的书籍？我很惭愧地说，我过去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以后我去书店看看，他说不必了，他会派人去看。
萧副部长在多伦多访问结束时，加方总参谋部专门派了海军少将雅诺到多伦多设宴饯别。雅诺少将热情地反复强调，萧副部长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希望以后双方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加中两国军队和人民的友谊，萧副部长答词中，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并感谢加军方热情友好地接待。到温哥华以后，皮尔特将军在中餐馆举行了盛大宴会，欢送萧副部长和代表团回国，双方都频频举杯，为中加两军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皮尔特将军是第一次同中国高级军官同吃同住同参观，代表团成员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特别是萧副部长的风度仪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使加方朋友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之一”。
我不知道皮尔特怎么知道萧副部长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军。1982年我回国休假时，他送了萧副部长一件纪念品，并向萧副部长索取《南昌起义》一书，萧副部长送了他一本，也送了我一本，并在两本书上签名留念。
胡少校通过亲身体会，对萧副部长和代表团更是推崇备至。
胡少校过去曾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知道我军官兵平等、友爱、团结、民主精神好，但这些都是书上说的，印象不深。这次随代表团行动，通过观察体验和接触，深深感到我军高级领导的风度仪表，言行举止实在伟大，他对萧副部长印象最深的是对人热情友好，没有一点架子，在整个参观访问过程中，对待他就像对待皮尔特将军一样尊重。他说“这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通过萧副部长的言行和影响，皮尔特将军和胡少校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直到今天，我和皮尔特将军每年还通过贺年卡互相祝贺节日。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文武兼备的革命老前辈驾鹤西去，实在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兼论我们怎样对待外国经验·资中筠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在当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只见充斥于主流媒体和各种读物的文章，对美国的危机的严重性分析得很充分，与美国人一起为美国担忧，但谈到我们自己，则忧心忡忡者少，基调乐观者多。也许经济形势本来就建立在公众的信心的基础上，一旦信心崩溃，就不可收拾，所以在宣传上保持信心很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美国之忧衬托我们的“优”（越），从中得到安慰，则离现实太远。
在流行的种种论调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股反对市场经济，主张回到国有化的思潮，其说辞之一是：美国不得不实行“国有化”了，也在搞“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概念混淆，是把政府救市等同于“国有化”，又把“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美国，乃至自由市场经济的误读。美国立国的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是遵循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是不会变的。但是至少自20世纪初开始，经过深刻的从观念到法规的改革，必要的政府干预早已被承认为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承认其有助于保护公平的自由竞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纯粹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经济基本上不存在。硬要把自由市场经济说成是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的放任自流经济，不是故意歪曲也是误解。方今之世，不存在完全没有政府监管的经济，特别是健全的市场是建立在完备的法治基础上的，而立法司法以及有关政策法令，都是政府的职责。至于干预的力度、手段和时机是否恰当，是促进还是促退经济发展，其中的经验和理论十分丰富，值得认真研究探讨。
就美国而言，政府除了有多种法规监控企业外，在非常时期收购一部分企业也非自今日始。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曾多次注资或收购煤矿、铁路、钢铁厂，乃至控股某些银行。不过一段时间后又返回私人手中。前不久，《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曾列举历史上诸多事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接管了铁路，以确保战争物资、军火及军队的运输畅通，1920年又归还私人。二战期间，政府又接管了包括铁路、煤矿以及包括蒙哥马利百货连锁店等在内的几十家公司。
上世纪30年代，亦即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成立“金融复兴公司”，不仅给负债累累的银行贷款，而且注资照买了6千家银行的股份，高达13亿美元（略相当于现在的2000亿）。等经济好转以后，政府又将股份陆续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据说政府基本上不赔不赚。
1952年，为配合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接管了88家钢铁厂，其理由是这些厂家资方的顽固态度可能触发大规模罢工，从而影响对韩战的供应。不过，不久，最高法院即判其违宪，滥用总统权力，此举未能持续下去。
1984年，伊利诺依大陆银行因石油贷款坏账濒于破产，里根政府收购了该行80％的股票，因为这家银行太大，担心其破产会引发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为此，政府损失了10亿美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