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震在特鲁埃瓦家引起了重大变化，那一天成为划分重大事件的分水岭。在三星庄园里，东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二担当起管家的职务。他的任务是组织雇工，恢复平静，在田庄废墟上重建家园。他们开始把死者埋在火山脚下的公墓里。从倒霉的山坡上滑落下来的熔岩竟然奇迹般地没有碰到这块地方。新坟为凄凉的墓地增添了一些活跃气氛。人们栽种了一排排白桦树，为前来凭吊死者的人遮蔽阳光。他们完全按过去的样式把小砖房一间一间地重新修建起来。修建牲口棚、挤奶场和粮仓，收拾土地准备播种。幸亏熔岩和火山灰落到山那边，庄园算是保住了。佩德罗第三没时间再到镇上去，父亲需要他留在身边。儿子没好气地跟在父亲后面干活。他对父亲说，大家累折了腰，还不是为东家重建家业，自己还和以前一样穷得叮当响。
“事情一直就是这样，孩子。你改变不了上帝的意旨。”父亲反驳说。
“可以改变的，爸爸，有人正在改变，可咱们这儿连个信儿也不知道。外边正在发生大事情。”佩德罗第三一口气把某位共产党老师或者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的话全都端了出来。
佩德罗第二没有答腔，亳不迟疑地继续干他的活儿。儿子利用主人身体不行，放松检查的机会，冲破封锁，把工团主义者的违禁小册子、老师的政治性报纸以及西班牙牧师对《圣经》的新奇解释带进了三星庄园，佩德罗第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根据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命令，管家开始按照原来的图纸重建东家的住宅。就连用麦秸、泥巴打成的土坯也不肯换成用新办法烧成的砖，窄巴巴的窗子也不肯加宽。唯一的变化是浴室里通上热水，烧柴禾的灶改成石蜡灶。厨娘们都不习惯使用，最后把灶扔到院子里供母鸡随便糟蹋。他们一边盖房子，一边临时搭起锌板顶木板房。埃斯特万躺在病床上，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工程的进展情况。他身体不能转动，心里急得像团火，老是大喊大叫地下命令。
几个月来克拉腊变多了。她要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一起抢救一切可以抢救的东西。丈夫、菲鲁拉、老奶奶都帮不上忙，她只好生平第一次管起了具体事务。她终于从漫长的童年中苏醒过来。这以前，总是得到别人的保护和照顾，舒舒服服，用不着尽任何义务。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又添了一份坏毛病，吃什么都不得劲儿，只能吃克拉腊做的饭。白天，她要花好多时间在厨房和面，煺鸡毛，为病人炖鸡汤。还得当护士，用海绵给丈夫擦身体，换绷带，倒便盆。丈夫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蛮不讲理。“给我这儿放个枕头，不是这儿，再往上一点儿。”“拿酒来，不对，我说的是白葡萄酒。”“把窗户打开，快关上。”“我这儿疼，我饿了，我热了。”“给我抓抓后背，再往下边点。”在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身体强壮的时候，带着一股男性的强烈的欲望闯进克拉腊宁静的生活。他每次喊起来都是声震屋瓦，干起来拼死拼活，而且总是像大老爷一样盛气凌人。他要妻子处处听他的，随心所欲地破坏她在彼岸的幽灵和此岸的穷人之间保持着的微妙的平衡。和那时候相比，克拉腊现在更加惧怕他，甚至仇恨他。埃斯特万的骨头刚刚长好，稍微一能转动，马上产生了要拥抱她的强烈的愿望。只要克拉腊从他身边走过，他就伸手抓她，糊里糊涂地把她当成曾经在厨房或床上伺候过自己的粗壮的村妇。克拉腊觉得自己不能再急急忙忙地干那种事了。生活中的不幸使她变得清心寡欲。她年岁不小了，对丈夫又缺乏爱情，因此她把性生活看成是一种粗鲁的消遣。每弄一次，她都感到关节疼痛，眼前乱成一片。地震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让她亲眼目睹了暴力、死亡和平庸的生活，让她接触到过去毫不关心的基本生活需要。雇工们要逃避瘟疫，摆脱慌乱状态，大田里要抗旱、灭虫，要防治奶牛的口蹄疫和母鸡的舌疮，衣服要防虫蛀，孩子们要人照管，丈夫要活下去，要抑制住难以抑制的怒火。面对这种种紧急需要，三条腿的桌子和从茶叶上推测吉凶祸福的本领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克拉腊十分疲倦。她感到孤独、混乱。在需要拿主意的时刻，只能求助于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二。管家为人忠厚，寡言少语，总是随叫随到，给她生活中遇到的暴风雨般的颠簸带来某种稳定感。干完一天的活儿，克拉腊常把他叫来喝杯茶。他们坐在屋檐下的藤椅上等着天黑，消除一下一天的紧张劳顿。他们默默地望着夜幕缓缓低垂下来，第一批星星开始在夜空闪闪烁烁，青蛙在呱呱直叫，他们有很多事情要说，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很多说定的事没有办完，但是他们都知道这半个小时的沉默是他们应得的奖赏。两个人不慌不忙地品着茶，让时光过得慢一些。每个人都在思考着对方的生活。十五年前他们初次相识，每年夏天都在一起，但是总共也没交谈过几句话。在佩德罗第二眼里，女主人是夏季的光明女神，和生活中的粗俗欲望亳不相干，跟他熟悉的其他女人迥然不同。甚至在那时，看到她用手揉面或者宰鸡准备午饭的时候，围裙溅上鸡血，他也还觉得这是白日阳光反射映出的幻影。只有在黄昏他们一起饮茶的安谧的时刻，他才看到女主人的真身。他偷偷宣誓要永远忠于她，有时候和年轻人一样幻想着为她献身。他越是对她珍爱，就越是憎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
安装电话那会儿，房子还远不能住人。四年前，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就极力争取装个电话。可偏偏现在连个遮风蔽雨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来装电话了。电话没用多久，总还算是跟孪生兄弟通过几次话。嘈杂声震耳欲聋，镇上的接线员时不时打断他们的谈话，兄弟俩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在电话里得知布兰卡生病了，嬷嬷们不愿意照料她。姑娘咳嗽不止，时常发烧。当时，家家都有肺结核病人，都很害怕这种病。克拉腊决定回去看看布兰卡。就在她离开的当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用手杖砸坏了电话。开始的时候，他敲打了几下电话机，嚷嚷着说人都走了，你快住嘴吧。电话机还是一个劲地嗡嗡响，他一怒之下，乒乒乓乓砸了电话。老佩德罗．力口西亚费了好大劲给他接好的锁骨又脱臼了。
克拉腊第一次独自一人出远门儿。几年来，她一直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过去有人负责具体安排，她什么也不用管，可以一边观赏窗外的风景，一边随意遐想。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把她送到车站，陪她上车找好座位。告别的时候，她俯下身来，在他面颊上轻轻地印了一个吻，接着粲然一笑。佩德罗第二把手放在脸上，防备一阵风吹跑了这个飞快的吻。他没笑，心中充满悲伤。
克拉腊凭直觉——而不是凭对事物的认识或者靠逻辑推理——顺利来到女儿的学校。修女学校校长在庄严的办公室里接待她。屋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鲜血淋淋的基督像，桌上摆着一束红玫瑰，显得不大协调。
“我们请了医生，特鲁埃瓦夫人。”她说，“孩子的肺没啥问题，可您最好把她带走，农村对她大有好处。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您要明白。”
修女摇了摇铃，布兰卡进来了。她显得更加瘦削，面色苍白，眼睛下有一片暗紫色的阴影，随便哪位母亲看了都会为之动容。克拉腊一看就明白了，女儿得的不是身体上的病，而是心病。穿上那身难看的制服，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衣服缝儿绷得紧紧的，显出一副少妇的体态。布兰卡看到妈妈非常惊讶。她记得母亲是一位身穿白色衣服、性情愉快、漫不经心的天使，短短的几个月内竟变成了一位能干的主妇，手上长了老茧，嘴角边生出两条深深的皱纹。
她们一起到学校去看望那对孪生兄弟。这是他们地震后第一次相会。她们惊奇地发现这座古老的学校竟是全国唯一没受到地震灾害的地方，那里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地震。他们对上万名死者既没有哀悼，也不感到难过，照样用英语唱歌，照样玩板球。只有大不列颠传来的迟到三个星期的消息才会引起他们震动。母女俩还看到一件怪事。这两个孩子血管里流着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又出生在美洲的一隅，可讲起卡斯蒂利亚语来却带有牛津口音。他们唯一能够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左眼眉往上一挑表示惊讶。同那两个在农村过夏天的长虱子的淘气包儿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克拉腊和儿子告别的时候，低声说：“但愿撒克逊人的唾液别把我的孩子变成傻瓜。”
老奶奶尽管年纪高迈，主人不在的时候，街角大宅院还是由她负责。她这一死，用人就群龙无首了。没人监督，大家索性不干活儿，大白天的昏昏沉沉睡大觉，散布流言蜚语。花草树木没人浇水，全部干枯，屋角里蜘蛛到处爬。情况糟透了，克拉腊决定闭门谢客，辞退所有用人。然后，她和布兰卡用床单盖好家具，四处放上卫生球。她们一个个地打开鸟笼，一时间满天都是小鹦鹉、金丝雀、朱顶雀和克里斯托碣鸟。渴望自由的小鸟儿盘旋了一阵儿，最后展翅飞向四面八方。布兰卡注意到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帷幕后面没有出现一个鬼魂，没有出现一个凭第六感觉可以觉察出的红玫瑰十字教派成员，也没有出现一个饥饿求食的诗人。妈妈似乎变成一位普普通通的举止泼辣的夫人。
“妈妈，您变多了。”布兰卡说。
“不是我变了，孩子。是世界变了。”克拉腊回答说。
离家前，她们来到下人住的那座院子里的老奶奶的房1 司。克拉腊打开抽屉，拿出那个善良的女人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硬纸箱子，检查了一下衣柜，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几双旧草鞋和用带子或皮筋捆着的大小不等的盒子。盒子里保存着“第一次领圣餐”和洗礼仪式的小照片、几缕头发、指甲、退色的相片，还有几双穿旧的婴儿的小鞋儿。这是瓦列家和后来的特鲁埃瓦家所有儿女的纪念物。孩子们都经过她的手，她都在怀里抱过。从床底下找到一包化装用的东西。当年，克拉腊不肯说话的时候，老奶奶用这些东西吓唬过她。克拉腊坐在床边，把这些宝贝放在腿上，哭了好大一会儿。老奶奶为了别人生活得安逸操劳一生，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人也没有。
“她想尽办法吓唬我，结果自己反被吓死了。”克拉腊说。
她让人把老奶奶的遗体迁到天主教陵园内瓦列家的坟地里去。据她估计，老奶奶不喜欢和新教徒以及犹太人埋在一起，死后也宁愿跟随她生前服侍过的人。她在墓碑旁放上一束鲜花，然后和布兰卡一起去车站，回转三星庄园。
坐在火车上，克拉腊把家里发生的新鲜事和父亲的病情全对女儿讲了。据她所知，女儿想问的事情只有一件，她等着布兰卡发问。可是布兰卡没有提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名字，克拉腊也没敢问。她认为，如果提到人名，问题就具体化了，不能置之不理了；相反，如果把话闷在肚子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可能自行消失。佩德罗第二赶着大车到火车站接她们。布兰卡听见他一路上吹口哨，直吹到三星庄园，心里非常奇怪，因为管家本来是个出名的大老蔫儿。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坐在装了两个自行车轱辘、蒙着蓝色长毛绒的大椅子上。他托人在京城买了把轮椅，正等着克拉腊随行李带来。他使劲用手杖敲敲打打，嘴里骂骂咧咧，指挥建房工作。他光顾指挥人了，只是草草地吻了她们一下，连布兰卡身体如何也忘了问一声。
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板桌上就餐，只有一盏油灯照明。布兰卡看到母亲吃饭用的盘子是手工制作的陶盘，就像砖窑里烧出的砖一样，餐具在地震中全部毁坏了。厨房里没有老奶奶指挥，饭菜简单到寒伧的程度。只有一盆浓浓的滨豆汤、面包、奶酪和媪侼果甜食，还不如她在寄宿学校星期五斋戒日吃的东西多呢。埃斯特万说，一旦两条腿能站起来，他要亲自到京城去购买最精致、最贵重的物件，把家里装饰起来。乡巴佬儿的生活他可过腻了。全怪这个缺德的国家，可恶的大自然老是歇斯底里大发作，饭桌上说了那么多，只有一件事引起布兰卡的注意，那就是父亲已经辞退了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不准他再踏上庄园的土地，原因是他在农民当中散布共产党的思想。姑娘听到这话，顿时面如死灰，手一抖，勺儿里的东西掉在桌布上。只有克拉腊察觉到她惊慌失色。埃斯特万一提起那些专咬恩公手指头的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是说个没完。“全怪那些鬼政客！ 你就拿那社会党新提的候选人来说吧，他不过是个傀儡，可胆子倒不小，坐着三等火车从北边儿跑到南边儿，在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当中鼓吹布尔什维克那套大话，他小子别到这儿来，要是在这儿下火车，我们就把他自匝成肉泥，我们都准备好了，全区里没有一个老板不赞成，不能让他们到这儿来宣传反对诚实劳动，反对勤快人享受合理的优待，反对那些在生活中率先前进的人得到适当的补偿，懒汉要和我们分得一样多，那叫没门儿，我们顶着大太阳一干就是一整天，我们懂得把资本往哪儿投放，我们敢冒风险，敢担责任，直说了吧，‘耕者有其田，i 文句话得看怎么说，在这儿，善于耕田的只有我一个，没有我，这儿是一堆瓦砾，今后还是这样，基督也没说过我们该和懒汉们分享劳动成果，那个臭小子佩德罗第三竟敢在我的庄园里说这种话，我很尊重他父亲，他爷爷救过我的命，我才没给他脑袋上来一枪，可我警告过他，我要是看见他再在这儿转悠，就用猎枪把他打成烂泥。”
克拉腊没有参加谈话。她忙着把东西摆在桌上，撤下去，睨视女儿。在把汤盆里剩下的滨豆汤撤下去的时候，她听到了丈夫那套陈词滥调的最后一句话。
“世界的变化你是阻止不了的，埃斯特万。即使佩德罗第三不干，还有别人把新思想带进三星庄园。”她说。
埃斯特万抡起手杖把妻子手上拿着的汤盆打出老远，残汤流了一地。布兰卡吓得站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对克拉腊发脾气。她想，妈妈一定会神经错乱，从窗户飞出去，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克拉腊和往常一样镇静地捡起汤盆的碎片，根本不打算听埃斯特万吣出的粗言恶语。等丈夫嚷嚷完，她在他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道过晚安，拉着布兰卡的手走了。
佩德罗第三不在，布兰卡并没有失去平静。她天天到河边去等他。她知道自己回到农村的消息早晚会传到他耳朵里，不管他在哪儿，一定会听到爱情的呼唤。果然不出她所料。第五天，她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身披一件冬天用的斗篷，头戴宽边帽子，牵着一头毛驴。驴身上驮着炊事用具，有锡合金锅、铜茶壶、大号搪瓷高压锅、大大小小的勺子。那人手里拿着个拨浪鼓，人没到，提前十分钟就听见拨浪鼓的声音了。布兰卡没认出他来。他像一个外省的走街串巷卖东西的穷老头儿。来人在布兰卡面前停住脚步，摘下帽子。她看到一头蓬乱的头发、一部又粗又硬的络腮胡须、一双漂亮的黑眼睛。毛驴停下来啃青草，背上的锅叮当乱响。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分别了几个月，沉默了几个月，一见面立刻如饥似渴地享受重逢的欢乐。他们在石头上、在荆棘丛中滚来滚去，不顾一切地呻吟。然后，在河边芦苇丛中拥抱在一起。在蜻蜓的嗡嗡声和青蛙的呱呱声中，布兰卡告诉他：她把香蕉皮和吸墨纸放在鞋子里，好让自己发烧；吃下粉笔末儿，果然咳嗽起来。嬷嬷看了，不得不相信她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的确是肺结核的症候。
“我要跟你在一起！ ”她吻着佩德罗第三的脖子说。
佩德罗第三对她讲了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谈到远方的战争，一半人类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奄奄一息，出现了大批孤儿寡母。还向她介绍了欧洲和北美的工人。说他们的权利受到尊重，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流血牺牲换来了上帝要求的比较合理的法律和共和国，那里的统治者不会再贪污灾民的奶粉。
“我们这些乡下人对这些事知道得那么晚，我们不了解别处发生了什么事。这儿的人非常恨你爸爸。只是他们太怕他了，不敢组织起来跟他对着干。你懂吗，布兰卡？ ”
她懂得。不过，这会儿她只想呼吸他身上的新粮的香味儿，舔他的耳朵，把手指插进他浓密的胡子里，听他求爱的呻吟。她也为他担心。她知道，父亲说过要给他脑袋上一枪，而且全区的地主也乐得这么干。布兰卡向佩德罗第三讲了一位社会党领导人的遭遇。几年前，这位领导人骑自行车跑遍全区，到各个庄园散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