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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我们那儿什么人都需要，连铅匠都能派上用场。”
海梅确信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社会党人会取得最后胜利。他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和力量。阿尔芭学着米格尔的话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海梅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心怀恐惧。他认为，只有在暴政下，游击队员才有存在的理由。在一个可以用人民投票实行变革的国家里，组织游击队是愚蠢的行为。
“你说的那种事从来没有过，舅舅，别太天真了。”阿尔芭反驳说，“他们不会让你那些社会党人取胜的！ ”
她尽力说明米格尔的这样一些观点：历史的步伐是缓慢的，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是个十分费力的过程，我们不能坐等。世界在跳跃式前进，他们落后了。根本性的变化靠好言好语无法实现，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争论正在无限期地拖下去，争论双方都沉湎于乱哄哄的演说，互相指摘对方比骡子还要顽固不化，个个弄得精疲力竭。可争到最后，双方又互相亲吻，互道晚安，都觉得对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海梅告诉大家社会党人准会取胜。正如二十年前他做出同样的预言的时候一样．谁也不信他的话。
“你妈妈要是还活着，准得说：过去谁常赢，这回还是谁赢。”特鲁埃瓦参议员不屑一顾地说。
海梅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对他说过了。多少年来，海梅和这位总统候选人一直是好朋友，晚上海梅常去找他下棋。十八年来，他参加了历届共和国总统的竞选。海梅第一次背着父亲看见这位候选人，还是在他少年时期。在那次大选中，他看见候选人乘坐凯旋火车在烟雾弥漫中通过车站。当时，候选人还是位健壮的年轻人，两颊瘦削，好似猎犬。他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东家们发出一片嘘声和口哨声，而农民们则强压怒火一语不发。那时候正赶上桑切斯兄弟把社会党领袖悬吊在十字路口，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当着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面鞭打他儿子，只是因为他儿子在雇工当中重复了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引用《圣经》里的一些足以搅乱人们情绪的话。海梅和候选人相识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星期天夜里，医院派他紧急出诊。他乘坐急救车来到指定的地点，按了按门铃，总统候选人亲自出来给他开门。海梅没费什么劲就认出他来了，因为他多次见到过他的形象。而且自从那次他乘坐火车经过乡下以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请进，大夫，我们一直在等您。”候选人对海梅表示欢迎。
他把海梅领到下房。候选人的女儿正在屋里抢救一个好像是窒息了的女人。她面色青紫，眼球外努，舌头肿得吓人，耷拉到嘴外面。
“她吃鱼了。”家里人解释说。
“把急救车上的氧气袋拿来。”海梅边说边准备注射器。
他和候选人留在屋内。两个人坐在床边，直到病人呼吸正常，把舌头缩进嘴里。他们谈到社会主义，还一块下棋。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海梅用母亲的姓介绍了自己，他一直用这个姓。没想到，第二天社会党的保安部门就向候选人通报海梅是特鲁埃瓦参议吊——他的最大的政敌——的儿子。但是，候选人从未提及此事。直到最后的时刻，两个人在熊熊烈火与枪林弹雨中握手诀别的时候，海梅还问过自己是否有胆量向老友说出实情。
根据长期失败的经验和对人民的认识，总统候选人比所有人都更早地意识到这一次会取得胜利。他把这个意思对海梅说了，还叮嘱他千万不要传出去，好让右派参加竞选的时候相信自己稳操胜券，从而不可一世，四分五裂。海梅说，即便告诉大家，也不会有人相信，包括社会党人在内。为了试试此话是否当真，他把候选人的意思对父亲说了。
海梅依然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连星期日也搭进去了，从不参加政治搏斗。这场斗争来势凶猛，他被吓住了。斗争使社会势力两极分化，各走极端，中间只留下那群举棋不定、反复无常的人们。他们等着看一看谁能取胜，再决定投谁的票。父亲利用一切他们在一起的机会提醒他要注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还说，如果左派取胜（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祖国就会陷入一团混乱。海梅对父亲的挑衅一直不动声色。只有一次，他忍不下去了。一天早上，他看见墙上贴着几幅恐怖的宣传画。画上有一位满面愁容、肚子大大的母亲，徒劳无功地想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士兵手里夺回自己的儿子，不让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去。这是特鲁埃瓦参议员及其同伙掀起的恐怖运动，并且得到为此目的特意从国外赶来的外国专家的帮助。海梅认为这太过分了。他决定不再和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于是，关闭了“书巷”，带上衣服，搬到医院去睡觉。
大选前的几个月，事态急剧发展。所有的墙上都挂满了几位候选人的画像。用飞机从空中撒传单，印刷品的雪片像垃圾似的铺满大街，广播电台号叫着政治口号，各派的拥护者下了荒唐的赌注。夜间，青年人成群结伙上街，袭击思想敌人。还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看一看哪个党得到人民拥护。每次集会，城市里人山人海，交通堵塞。阿尔芭非常兴奋。但是，米格尔对她说，大选是一出丑剧，谁上台都一样，反正是换汤不换药。革命靠的是人民流血，而不是票箱。要在民主和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一场和平革命，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合逻辑。
“可怜的小伙子，简直是发疯啦！ ”听到阿尔芭转述这番话，海梅大声说道，“我们是赢定了。他等着收回自己的话吧。”
直到那会儿，海梅一直躲着米格尔，不想认识米格尔。某种难以出口的隐秘的忌妒心折磨着他。阿尔芭出世的时候，是海梅接生的。他无数次地让阿尔芭坐在自己的膝头上，教她认字，为她付学费，给她过一个又一个生日，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她的父亲。当海梅看到阿尔芭长大了，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注意到了近几年的变化。他看护过那么多人，凭经验就能看出，只有初恋才会使一个女人如此光彩照人。但他还是用一些虚假的理由欺骗自己。一夜之间，他发现阿尔芭成熟了。少女的不定型的体态消失了，阿尔芭出落得更加丰满，成了一位性情温柔、心满意足的妇人。海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荒唐念头，巴不得外甥女的春心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感。从心底里说，他不能同意阿尔芭除了他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个男性。但是，他不能再不理会米格尔了。这几天，阿尔芭告诉他米格尔的姐姐生病了。
“我要你和米格尔谈一谈，舅舅。他会把他姐姐的事告诉给你。为了我，你愿意吗？ ”阿尔芭请求说。
在区里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海梅见到了米格尔。尽管他满腹狐疑，还是对米格尔产生了好感，对立情绪被忘在了脑后。眼前的这个紧张地搅拌咖啡的小伙子不是他想象中的傲慢无礼、杀气腾腾的极端分子，而是一个激动得发抖的年轻人。他一边述说姐姐的症状，一边强忍住眼眶中的泪水。
“带我去看看她。”海梅说。
米格尔和阿尔芭把海梅带到吉卜赛人居住区。就在城市中心，离开用钢铁和玻璃建造的现代化大楼几米远的地方，在一面山坡上出现了几条直立的大街，那里住着画工、陶工、雕塑匠。他们在那儿安了窝儿，把老房子分成几间小小的工作室。手艺匠的作坊屋顶上镶着玻璃，朝天空打开。在昏暗的小房间里，艺术家生活在伟大而又贫困的天堂之中。陋巷里，孩子们尽情玩耍。身穿长袍的美貌妇人背上背着婴儿，或者把婴儿绑在腰间。胡子拉碴的男人坐在街角或门槛上，昏昏欲睡，态度冷漠地挨日子。他们在一间法兰西式的房屋前停住脚步。房子的雕带上装饰着几个粗劣的天使像，活像一块奶油蛋糕。他们顺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上去。这道楼梯好似为失火时预留的紧急出口。房屋分得乱七八糟，楼梯成了唯一进口。他们继续往上走，楼梯拐了个弯。一股剌鼻的大蒜、印度大麻和松节油味儿包围住他们。米格尔在最高一层的一扇涂着枯黄颜色的窄门前站住了，掏出钥匙，打开门。海梅和阿尔芭以为进入了一个大鸟笼。房间是圆形的，顶部是一个奇怪的拜占庭式的尖顶，四周都是玻璃窗。从这里望出去，城市的屋顶可以一览无遗，云彩似乎就在近处。鸽子在窗口上筑窝。鸽粪和羽毛给玻璃窗涂上几道斑纹。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桌旁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晨衣的女人，胸部有一条用丝线绣成的可怜巴巴的龙。海梅看了几秒钟，才认出她来。
“阿曼黛……阿曼黛……”他期期艾艾地说。
二十多年前，他们二人对尼古拉斯的爱战胜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从那以后，海梅一直没再见到过阿曼黛。当时，海梅是个健壮的青年，肤色黝黑，头上涂着发蜡，头发老是那么潮乎乎的，边走路边高声朗读他的医学论文。如今，由于长期俯身在病榻上为患者瞧病，他的后背已然微驼，头发花白，宽宽的脸上表情严肃，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不过，基本上还是那个人。阿曼黛就不同了，只有深深地爱过她的人才能认出她来。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大，其瘦无比，几乎形销骨立，皮肤干黄，显得十分憔悴，两手污秽不堪，指头被尼古丁熏得焦黄。两眼肿胀，双目无光，眼神涣散，眼底布满红丝。整个一副孤苦无助、惊恐万分的模样。她不看海梅，也不看阿尔芭，只把两眼盯着米格尔。她挣扎着想站起来，晃了晃，摇摇欲倒。米格尔连忙走上前去，扶住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你们认识？ ”米格尔诧异地问道。
“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海梅说。
他想，过去的事，再谈也没什么用处。况且米格尔和阿尔芭太年轻，还理解不了当时他那种无法弥补的失落感。这些年来，他心里一直铭记着孤独命运中的唯一恋人，也就是这个吉卜赛女郎的形象。然而，现在那个形象一下子消逝得干干净净。海梅帮助米格尔把阿曼黛放倒在权做床铺的长沙发上，为她掖好枕头。阿曼黛两手抓住晨衣，无力地进行自卫，嘴里唔唔哝哝的，说些前后不连贯的话语。她不停地抽搐、战栗，左右窥伺，像只疲惫的狗。阿尔芭张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她。当阿曼黛平静地躺下来，合上眼睛，阿尔芭才认出来她就是米格尔常在皮夹里带着的小照片上的那个笑吟吟的女人。海梅用一种大家感到陌生的语气同她讲话，渐渐使她镇定下来，然后像慈父似的轻轻地抚摸着她，就像有时候他抚摸小猫小狗一样。病人终于放松下来，让海梅把那件破旧的中国晨衣的袖子卷上去。露出来的是一双枯瘦如柴的手臂。阿尔芭看到阿曼黛的胳臂上到处是瘢痕、紫癍和针眼儿，有几处正在发炎，直往外流脓。再看看她的腿，大腿上也是伤痕累累，海梅忧伤地端详着她，这才知道她走过了一条可怕的路，遭人遗弃、穷困、失恋，终于落到眼前这步绝望的田地。海梅回想起她年轻时候的模样，蓬松的头发、颈上的玻璃珠串、银铃般的笑声，以及那副喜欢幻想、听信各种荒诞不经的言论的天真无邪的样子——这些都曾让他失魂落魄。为什么让她走掉？ 两个人白白丢掉一段大好时光，他不由得暗骂了自己一句。
“得把她送进医院。只有进行戒毒治疗，才能救她一命。”海梅说。说完，又加上了一句：“她太苦了。”
第十二章
阴谋
果然不出那位总统候选人所料，社会党和其他左派党联合起来，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九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开始投票，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故。那些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惯于执政的人们，虽然近年来势力大为削弱，仍然提前几个礼拜开始准备庆祝胜利。店里的烧酒销售一空，市场上新鲜海货卖得干干净净，糕点厂一天干两班，为顾客赶制各式糕点。省里选票部分统计的结果于左派有利。消息传到阿尔托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惊恐，因为大家都知道，首都的投票才起决定性作用。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党部里注视着投票的进程。只见他神色安详，心绪颇佳。反对派候选人取得明显进展，有人未免心情紧张，而他只是傲慢地一笑。胜利还没有到手。他已经打破了严格的服丧规定，在上衣的扣眼儿里别上一朵鲜艳的玫瑰花。电视台记者采访了他，全国人民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赢得胜利的还会是我们。”他用狂妄的口吻这样说，然后请大家为“民主的卫士”干杯。
街角大宅院里，布兰卡、阿尔芭和底下人在电视机前边喝茶，吃点心，边记下投票结果，密切注视着决战的进展。突然看见老爷子出现在荧光屏上，显得从来没有过的苍老、固执。
“这回他该碰壁啦，”阿尔芭说，“别人是赢定了。”
大家很快都看清楚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不可能改变一天来逐渐明朗化的结果。在阿尔托区，那些乳白色、海蓝色、鹅黄色的豪华住宅开始关上百叶窗，拴好大门，急急忙忙把提前放在阳台上的旗子和得到他们拥护的候选人的画像撤下来。与此同时，贫民区和工人区的居民们合家走上大街。爷爷、父亲、小孩子身穿节日服装，兴高采烈地朝市中心走去，随身带着便携式收音机，好听一听最后结果。在阿尔托区，一些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冲着聚集在电视机周围阴沉着脸的亲友们做鬼脸，然后也涌上街头。劳动者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工厂区赶来。他们高举着拳头，唱起为此次大选编写的歌词。在市中心汇合后，大家像一个人似的高呼：“团结起来，无往不胜。”他们掏出白色手帕，等待着大选的结果。半夜，消息传开，左派获胜。眨眼之间，分散的人群集合起来，队伍骤然扩大，向四处扩充开来。大街上挤满欢乐的人群，跳啊，笑啊，喊叫啊，拥抱啊。人们燃起火炬，嘈杂的喊叫声、街头狂舞停了下来。一支欢乐的守纪律的游行队伍向资产阶级居住的幽雅的大街走去。此时，人民大众演出了一场罕见的活剧。男人穿上工厂发的大靴子，女人怀里抱着孩子，学生身穿衬衣，神态安详地漫步在富丽堂皇的街区。那里是陌生的禁区，往日他们很少涉足。他们的歌声和脚步声，以及火炬的光芒透进紧闭着大门的静悄悄的宅院里。宅院的主人想到恐怖活动最终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不由得浑身打颤。他们认为，老百姓一定会把他们撕成碎片；最好的结果也是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然而，吼声震天的人群没有砸破一户的大门，也没有践踏一座精美的花园。他们高高兴兴地从停放在街头的豪华轿车旁边走过，连碰也没碰一下。在广场上和他们从未进去过的公园里兜了个圈子，然后满脸惊讶地停在商店的玻璃橱窗前，橱窗明晃晃的，好像在欢庆圣诞节，里面摆的东西他们甚至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游行队伍继续平静地朝前走去。队伍经过特鲁埃瓦家门前的时候，阿尔芭跑了出来，加进游行队伍，引吭高歌。欢乐的人群整整游行了一夜。在豪华的宅院里，香槟酒瓶没有打开，龙虾无精打采地躺在银托盘里，糕饼上落满了苍蝇。
天亮的时候，群众开始散去，阿尔芭一眼瞥见了米格尔的清晰能身影。只见他手举大旗，高声呼喊。阿尔芭分开人群，朝他走过去。口L 了几声，他没有回头。在喧闹的人声中，根本听不见有人叫他。阿尔芭走到跟前，米格尔才看见她。他把旗子交给身旁的人，拥抱住阿尔芭，把她举了起来。两个人使劲拥抱着，一边亲吻，一边高兴地流下泪水。
“米格尔，我说过，用正当的手段我们也能取胜！ ”
“我们是赢了，可现在还得要保卫胜利的果实。”米格尔回答说。
第二天，那些在家里吓得一夜未睡的人们发狂似的涌上街头，冲进银行，要求抽出存款。有点儿值钱的东西的人宁可把贵重物品藏在枕头底下，或者寄往国外。二十四小时内，财产的价值减少了大半，飞机票被订购一空。人们像疯子似的要赶在苏联人在边境安上铁丝网之前飞往国外。刚刚举行过胜利游行的老百姓又出来观看资产阶级在银行门前排成长队，你争我夺，不由得放声大笑。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全国分成两个不可调和的派别，所有的家庭也分成了两派。
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党部里过了一夜。他的追随者生拉硬拽地把他留了下来。他们知道，只要特鲁埃瓦走上街头，人群会毫不困难地认出他来，会把他吊在电线杆上。特鲁埃瓦气得要命，更觉得出乎意料之外。虽然多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