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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素有学者风范的夏鼎基，财政预算案俨如他的“学术著作”，就连在立法局宣读的演辞都由他亲笔撰写。而曾荫权这“小徒弟”只扮演“斟茶递水”的小角色：“第一年我只做斟茶递水，倒咖啡斟酒，到第二年才有机会协助写财政预算案的注脚、图表及附录等，这也是得到夏鼎基的特别关照了。
当时负责从旁辅助的官员，还包括程庆礼、谢法新及杨启等人，负责资料搜集，向夏鼎基提出意见。
另外，在曾荫权眼中，夏鼎基是位要求严格的上司。当年在财政预算案制订期间，从圣诞节到农历年，各财务部官员都要开工，没有休息。另外，由于当年整个办公室只有一个电话，即使曾荫权太太打电话来，也是由夏鼎基先接听，然后才递给曾荫权。
曾荫权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3年多，这段时间，他等于是读了一次大学的经济系，将所有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全都学习了一遍也疏理了一遍。和一名经济系大学生不同的是，他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所学到的每一种知识，立即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实践，去检验。通过实践考验，印象更深，实用性也更强。
在财务部工作的日子，曾荫权有不少难忘的任务和经历，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七五年出任电话调查委员会秘书一职。
当时电话公司提出加价，掀起民间反对浪潮，港督麦理浩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主席之职由白理渠爵士出任，成员还包括前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邓莲如等人，专责研究电话公司的营运。
委员会从成立至执行职务，都广受传媒注目，而麦理浩给予的调查期限只有半年。可是，委员会内成员意见不一，久久未能达致共识，主席白理渠更一度想独断独行，发表个人报告，不禁令曾荫权这个秘书感到战战兢兢，伤透了脑筋。幸好，他与邓莲如仍努力做好自己本份，居中斡旋，方令调查报告顺利推出，安然渡过。
从曾荫权在电话调查委员会的卓越表现，令夏鼎基对这位爱徒更信任有加，赞不绝口，加快栽培这颗“明日之星”的步伐。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四节、获得出国工作机会
当初，夏鼎基调他进入财政司的时候，一些同事便私底下向他祝贺，说是得到了夏鼎基的赏识，提升将会很快，或许，两三年之内，便会委以更高的职位。对此，曾荫权也颇有信心，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自得或者自满心理，反而觉得，和其他公务员相比，自己始终存在很大的弱势，那就是他少一张文凭。他只能以百倍的努力和良好的实绩，来弥补这一弱势，让更多的人认清他的能力。
在整个香港公务员系统中，学历水平非常之高，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大有人在，曾荫权一个中六毕业生，站在和这些人同等的位置竞争，是一件非常吃亏的事。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假若不是他的能力超卓又有夏鼎基赏识，他几乎是和这些人竞争的机会都难以获得。
他明知自己的弱势，却无能为力。毕竟作为公务员，他已经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政府，除非政府需要他去学习，否则，他是不可能离岗的。
夏鼎基对此也颇为遗憾，他为了培养曾荫权，给他创造了很多机会。
1977年曾荫权去马尼拉工作一年，就是夏鼎基为他提供的机会。当时，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发展银行向香港政府财政司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够派出一名财政专家前往马尼拉协助工作。夏鼎基将这一机会给了曾荫权。
马尼拉方面得到这一名单时，似乎有点不太高兴。毕竟，他们需要的是理财专家，尤其是在金融机构工作，如果没有世界著名大学的经济或金融学方面的文凭，至少也要在财政系统干过多年。面前这个中国人，仅仅只有在香港财政司3年的工作经历，他们认为港英政府是在敷衍自己。
可是，香港方面毕竟很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如果他们拒绝，那么，彼此的关系，将会出现十分微妙的变化。几乎是在很勉强的情况下，亚洲银行接受了曾荫权，安排他研究菲律宾和孟加拉的从水系统和铁路发展计划。
有时候，正因为学历低，才更能激发一个人。曾荫权十分清楚亚洲银行方面对自己的态度，所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对方觉得港英政府派出自己，并不是在敷衍对方，而是精挑细选之后才作出的决定。离开香港时，曾荫权在政界的一些朋友为他预测，说这是他的一次机会，也是夏鼎基所采取的曲线提升办法。几次提升机会，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阻滞，夏鼎基才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只要曾荫权在马尼拉干得出色，获得一个良好的评语，夏鼎基便可以拿这个评语堵住很多人的嘴。对于这种说法，曾荫权十分认同，所以，他这一年的工作，比以前是更加的努力。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曾荫权就用自己的工作实绩证明了一切，让所有的同事以及上司对他刮目相看。一年后，他拿着一份极高的评语，回到了香港，重新坐回到他在财政司的位置。这一年中，专责地区财务分析工作，处理过菲律宾、印度的铁路及水利发展的大型基建项目，不但大大扩阔其国际视野，也有利于他更了解政府的财政运作。外调回港后，他加入铨叙科，工作了四年。
可是，预想的提升并没有实现，一切还是照旧。夏鼎基似乎也很担心这一切会影响他的士气，一再给他鼓励，告诫他，目前还年轻，未来还长得很，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将本职工作做好。
夏鼎基离开财政司司长职务后，升任布政司司长。当时，包括曾荫权本人在内，均有一种感觉，曾荫权升职有望了。
毕竟，港督的权力虽然大，毕竟对香港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尤其是用人方面，会更多地听取布政司司长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各司局长之外的所有人事任命，都掌握在布政司的手里。他如此欣赏曾荫权，又为他的升迁做过不少的铺垫，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曾荫权提升的问题上，仍然是困难重重。夏鼎基也开始认识到，如果就这样提升他，难度会越来越大。毕竟，香港是一个人才集中的地方，后辈新人一茬接着一茬，手持博士甚至博士后学位等待着提升的，不知有多少，在香港乃至英国有着很深根基的，同样大有人在。 恰在此时，港英政府决定选派一批政务官前往美国等地受训。夏鼎基抓住这一机会，给了曾荫权一个名额。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五节、哈佛受训――圆梦之旅（1）
曾荫权也深知，自己没有文凭，对于今后的仕途，影响巨大，他也曾想过各种办法，结果都堵在了必须辞职这一个瓶颈上。
1987年6月，43岁的曾荫权终于圆了他的“大学梦”。由于他工作出色，香港政府给了他最为渴望的馈赠。他因此成了港英政府派往美国学习的首位公务员。曾荫权又惊又喜，既是出差，又享受政府提供的学费，还享受公务员待遇。如果自己提出进修，那就得首先辞去公务员职务。想起当年为求学半工半读的日子，真是感慨万千。
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思想和想法也完全不同。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大把的机会。目前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玩，享受人生。可曾荫权不同，他毕竟不再年轻了。人一旦过了40岁，想法便多了起来。古人说，四十而不惑，那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验总结。此时，最令人遗憾的是，那种人生苦短的感觉，似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没有做，可是，人生已经接近半数了。
对于曾荫权来说，这次的学习经历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未来的人生旅途中，确实是太需要一份学历了，此外，他目前所具有的水平，实际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位硕士生，所以，他更需要的是与外界接触了解美国的机会。这方面的收获以及对他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那个硕士学位。
曾荫权在经历了风雨之后，可以说深受没有学历之害，吃过不少苦头。此时有了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怎能不加倍珍惜？重要的是，他此次前往美国进修，虽然时间只有一年，但直接攻读公共行政硕士课程，直接跳过了学士。
只要能够学到真知，拿到真正学历证书，他再没有失去公务员职位之忧，也不会在同行面前自卑，实在是人生的一次巨大机会。没有大学学位的曾荫权被政府保送到美国哈佛大学，修读公共行政硕士学位，进一步为他的仕途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美国攻读学位，和中国的模式略有不同，美国人在教育上更加的开放一些，他们规定，你可以任意选用适当的时间来完成你的学位，既可以选择一年，也可以选择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你取得某所学校某个学位的学习机会，他们并不在乎你用了多长时间。假定你一天不用便通过了他们严格的学位考试并取得了答辩成绩，那么，他们也照样给你颁发相应的学位。
当然，他们的学位考试是异常严格的，似乎不太可能有人不经过系统学习，便可以取得学位证书。曾荫权毕竟有了几年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平常又一直没有放弃学习和提高的机会，所有的理论，他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这次的学习可谓天赐良机。
另一方面，曾荫权也异常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在香港，他所学的是英国人的公共行政管理，体系方面，虽然有相当的共通性，但毕竟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此次来到美国，他需要更加系统地学习美国人的先进经验。家庭负担很重，生理方面来说，学习的最佳时机也已经过去了，毕竟已经渐入中年，记忆力以及身体素质等方面，与20多岁时，都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加上多年来生活的规律性，猛然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又是在国外，确实有些不适应。
同时，他也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学习的动力比其他人都要强，自觉性自然是非常之好。和他一起上课的那些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他们似乎并不把这样的机会当一回事，想玩就出去玩，不是很努力。曾荫权则不同，他恨不得一天变成两天用，更希望能够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将所有自己今后工作中所用到的知识学到手。
有关这一切，一年后，曾荫权用他的学习成绩进行了证明。许多和他一起攻读学位的美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仅仅只需要拿到那个学位，至少最终的成绩到底是A还是B，他们似乎不是太在乎。曾荫权不同，他以门门功课优秀的9A成绩，拿到了学位证书，而他的硕士论文，亦受到了导师极高的评价。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五节、哈佛受训――圆梦之旅（2）
在美国学习期间，曾荫权还有一个收获，便是交下了一位好朋友，那就是日后和他一起在香港政界并肩战斗的曾俊华。
在他到达美国之前，曾俊华便已经在美国取得学士学位，随后，在美国波士顿教育局找到一个职位。但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就对这个职位失去了兴趣。毕竟，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教育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曾俊华放弃了美国的工作，选择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深造，他选修的正是公共行政管理课程，为期12个月，因此和曾荫权成了同班同学。
曾荫权长期生活在香港，对于美国的情况，并不熟悉，有了曾俊华这个朋友，自然省了他在美国生活的许多麻烦。而曾俊华之所以选择公共行政管理这一课程，也是有意想从政，曾荫权当时的身份，有利于他实现这一意愿。
此外，曾俊华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于美国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多，他在这方面不断和曾荫权交流，令他受益匪浅。曾荫权也了解曾俊华在这方面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才华。
或许是命中注定吧，两个性情相投，又都是志同道合、才华横溢的莘莘学子，顿时有一拍即合之感，由此奠定了20多年友谊的基础。
日后，曾荫权学成归来，随后被安排在公务员事务局工作。这个工作，恰恰是为香港政府网罗人才。而且，曾荫权回来之后才知道，香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虽然英国方面并不希望将香港交还中国，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包括邓小平等，却异常强硬。当时，香港社会已经有了一种说法，估计英国根本无法坚持到底，香港回归，应该是迟早的事。
曾荫权想，假如不久以后香港回归，那时，目前供职香港政府的英国籍公务员，是否还能留任？抑或会跟着港英政府一起打道回府？那时，或许需要更多的香港籍公务员管理香港吧。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努力劝说曾俊华回港工作。
经不住曾荫权的竭力游说，曾俊华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返回香港。不久，曾荫权被委任为沙田区政务专员，他提升曾俊华为政务专员助理，协助他本人处理相关政务。至此，两人在政坛紧密的合作期开始了。
其后，由于过人的才华和出色的政绩，曾俊华在仕途上可以说一帆风顺。曾荫权担任贸易署长时，提拔曾俊华担任助理贸易署长。香港回归后，曾俊华又担任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因为工作出色，于1999年，被擢升为海关关长，2001年又出任规划地政局局长，成为香港政府的司局长官员。当梁锦松因为个人问题辞去财政司司长一职后，原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接受特首提名，递补财政司长，曾俊华则接替唐英年的职缺，担任在香港极其重要的工商及科技局长一职。
香港媒体称，自美国学成归来之后，曾荫权的仕途发生很大转机。这话是事实。曾荫权此次拿到硕士文凭，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一来，夏鼎基原本就对他极其赏识，早有重用他之心，但由于当时港英政府对使用华人高级官员有较严格的控制，以及曾荫权本身的学历所限，使得他的升迁出现了诸多变数。当曾荫权拿到文凭之后，这一阻力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此时此刻，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已经处于根本性改变之中，另一半阻力，也迎刃而解。
影响曾荫权一生的三个男人：父亲曾云、中学时的神父穆嘉田，及港英时期的财政司夏鼎基。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六节、适应频繁调换
一九八二年，曾荫权带着优异的学业成绩，从美国哈佛学成回港，重新投入政府的工作，出任沙田政务专员及沙田区议会主席。负责当时新市镇发展策划的同时，他也在沙田区渡过了两年愉快的工作时光。
当时已是沙田区议员的蔡根培，对这位尽责的政务专员赞不绝口，更称他为“最醒目的DO（DistrictOfficer，即政务专员）”。
这个“醒目的DO”也实在勤恳，每天早上八时便回到办公室，由大门一直走到走廊尽头，了解各同事的工作情况；遇到滂沱大雨天，他仍坚持“落区”，穿上雨靴撑著雨伞，跑到区内乡村巡视，了解村民需要。
另一方面，曾荫权的亲民作风，非常重视与沙田居民的联系，也有别于以往政务专员的做法。
蔡根培接受访问时说，通常在区内的互助委员会的就职典礼，从不会见到高级政府官员的影踪，但自曾荫权上场后，两位助理政务专员便要拨冗出席。这两位政务专员，就是目前大力推动清洁香港运动的环境食物局副局长邓国威，以及规划署署长曾俊华。
曾荫权秉承父亲曾云处事严谨认真的性格，与他一起工作，决非轻松容易的事。当时他率领一众沙田区议员到新加坡考察，行程编排得密密麻麻，几乎连休息时间也没有：每天早上七时起床，开始到各地参观至晚上，回到酒店便即时开会，分享所见所闻，吃晚饭时已是凌晨时分，马不停蹄，由此惹来部份区议员的怨言。
经过是次经验，曾荫权明白到人非工作机器，不能从早到晚只顾工作，总要有休息时候。到举办下一个韩国考察团时，他听取了团员的意见，安排他们有更多私人时间自由活动。
在众区议员心目中，曾荫权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像是除工作以外，就只有工作。不过，多得这个“工作狂”为建设沙田不眠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