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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郎咸平“澄清事实”，停止对公司和顾雏军的“诽谤”，要求郎咸平完成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郎咸平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自己的演讲。
第二，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演讲内容，那么郎咸平需要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有关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第三，给顾雏军一份演讲稿件。
律师函仿佛是一纸最后通牒：顾雏军要求郎咸平在8月16日以前完成第二、三两项要求，在8月17日以前完成第二项要求。署名Richard Butter的律师函最后强硬地指出：“如果任何一项要求不被遵守，我的客户（顾雏军）将对你采取包括法律程序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他的名声，而不事先通知。”
这是在相继“炮轰”了德隆、TCL、海尔等大企业之后，有“郎监管”之称的郎咸平首次接到来自被炮轰企业的律师函。收到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后，郎咸平在北京长江商学院举行个人媒体见面会并公布了律师函的具体内容。郎咸平称自己2001年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威胁。他给记者提供了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的具体内容。郎咸平称：“具体威胁的内容是透过律师要求我叫《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向顾雏军道歉，否则对我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必要的手段’，而且是不通知我的（秘密）后续行动。”
针对律师函，郎咸平表示，其演讲根源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研究完全根基于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形成结果。他认为，学术论文的最大特点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问题。郎咸平表示，如果顾雏军认为其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但他又强调，“我个人及学术界决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哪怕对方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行动。郎咸平同时透露，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还可能会进一步把一些资料和事实真相向公众公布。
郎咸平认为，目前在国内证券市场和产权改革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企业经营者信托责任的缺位”，他希望通过此次格林柯尔事件，使相关问题明朗化，并引起国家有关政法机关的重视。
在北京东方广场长江商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对众多新闻媒体，与顾雏军通过律师提出的三点要求针锋相对，郎咸平发表三点声明：
第一，会充分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的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因此，不会要求媒体向顾雏军做任何形式的道歉。
第二， 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
第三， 本人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顾雏军的那种“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吻。
律师函“最后通牒”的时间已到，8月16日下午4时，也就是在郎咸平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的前一天，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香港高等法院递送了起诉状，以他个人的名义正式起诉郎咸平对其进行的“诽谤”。
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的当天晚上，郎咸平还参与了搜狐网站“财经经济学人论坛”的在线访谈。郎咸平在答网友提问时说：“必须要维护媒体的话语权，必须要坚定地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所以我正告中小股民，我不会退却。顾雏军在香港告我，这都不是问题，该怎么做自然有法律程序在那里。”一些网民则表达了对郎咸平安全的担心。他回答：“我已经48岁了。对做出来的研究结果，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掩盖起来，天天跟这些老总吃喝玩乐去，大家都会喜欢我。二是公开，但我一生的心血都在这里，我不能掩盖或是放弃。”郎咸平说：“国有资产流失，是各方面没有配合好。”他再次重申了一贯坚持的观点：MBO（管理层收购）不适合中国。他说，即便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只有不到01％的企业做MBO。而且，在美国MBO将处于美国证监会极为严格的监管之下，对股民的信托责任做得非常好。郎咸平说：“而在我国，有的MBO现在已经变了味，变成了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方法，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重视。”
“仍然处于战斗的兴奋之中”的郎咸平，第二天接受了《北京晨报》的专访。郎咸平认为与“顾雏军们”的交锋意义，在于国资流失问题。在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资产被暗箱操作，被某些有特权的人自己定价，“合法”地转化成为私人财富，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报料说，自己研究的还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南京斯威特、复兴集团，“估计一些人听到消息后要开始发抖了。但是，我认为跟这些大企业‘过不去’是应该的，巧立名目攫取国有资产，这样的行为就该跟他们过不去！”在与记者的对话中，郎咸平语气坚定、从容不迫。
记者问：“如果对方采取低下手段您怎么办？”
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了律师函（2）
郎咸平答：“以我对顾雏军的了解，这是可能的。但我已经事先说过了，我已经48岁了，不怕他。”
记者问：“如果对方对您进行舆论攻击呢？”
郎咸平答：“这有可能，但我的案例分析是建立在公开披露的数据基础上的，除非他承认自己的数据有问题。我会按他更正后的数据继续研究。”
记者问：“要是德隆、海尔和格林柯尔这些企业联合起来反攻您呢？”
郎咸平答：“那我会乐观其成，斗争到底！”
记者问：“在这些公开对峙中，您有何遗憾？”
郎咸平答：“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这是他对国内经济学界的公开召唤。
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1）
赵晓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公开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转眼10天过去了，国内经济学界没有任何反应。虽然郎咸平的炮弹在顾雏军这儿引爆了，但是郎咸平与顾雏军显然不是在同样的层面上对话。郎咸平的攻击是从企业财务数据的个案推演至国家有关“国退民进”产权改革方向宏大叙事模式的质疑，顾雏军则直接避开财务数据本身的锋芒径直拿“人身污蔑”说事，这样一来，最终呈现的格局仿佛是两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从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角度来看，郎咸平的一句“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足以让众多媒体关注消弭于无形之中。难怪郎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马克思曾经说过：“利益会把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可是，一场有可能沦为两个人之间恩怨纠缠的争论，怎么可能把“整个经济学界”召唤起来呢？
不过，恰在此时，《北京晨报》实习记者汪涵一句具有强刺激功效的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追问，让“郎顾之争”彻底改变了方向。
8月20日，《北京晨报》发表了诘问《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一文。文章不长，只有700多字。但是该文直接引爆了横亘于经济学界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压抑多年的是非恩怨，并将论战的烈火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迅速而猛烈地燃烧到公众之中。全文如下——
郎咸平寒心了。
他大概没有料到，就在格林柯尔的老板顾雏军正式对他提起公诉的第二天，曾经被他“炮轰”的ＴＣＬ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也进行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郎咸平关于ＴＣＬ的财务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质询是建立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
作为一位独立学者，一方面要艰苦地做学术研究，一方面还要顶住官司缠身的压力，他还能孤军奋战多久？
“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郎咸平曾对本报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但是，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也彰显不力。
我们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学院派”；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
第一类经济学家，独坐书斋，不愿介入此事；第二类经济学家，由于牵涉到特定商业集团的利益，也不愿开罪其中一方；至于第三类经济学家，既然服务于政府部门，也就应当谨言慎行，少开尊口。
在社会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保持缄默。所以，我们要敲打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呼唤他们的学术良知。
其实，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肩负着更崇高的社会使命。
如果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说谎话、不非法牟利而已，那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多数学者都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敢于说真话的少数学者却无人赞同、无人喝彩，那又是怎样的悲哀？
郎咸平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包括前不久我们又痛失的一位——杨小凯。
现在，我们只希望这些独立学者们都能得到应有的宽容和保护。
文章中提到的杨小凯就是刚刚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他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先生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近年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杂志书《经济学家茶座》，号称国内第一家经济学Mook。Mook就是杂志书或杂志型图书；是Magazine （杂志）与Book （ 图书）的结合；是一种新形式的出版物。它既有杂志的贴近生活、时效性强、视觉效果好的特点，又有图书的深入全面、专业性和权威性强的特点，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因而广受读者的热烈欢迎。虽然《经济学家茶座》不能算做畅销书，但它又是一本别具一格的很抢眼的经济学专业读物，被评论界称为“叫好又叫座”。众多经济学家从学术殿堂和经济讲坛上走上“茶座”，面向更多的普通“茶客”和读者。他们右手写经济学论文，左手写经济散文，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交流、阐释他们相互关心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信息。
2004年8月21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图书大厦一楼举行《经济学家茶座》出版4周年的读者见面会上，经济学家何帆、赵晓、卢周来等与读者茶聊。一位年轻女孩突然发问：“对于近日备受媒体关注的‘郎顾公案’，国内经济学家为什么‘集体失语’？”话音刚落，举座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这位女孩。
在场的赵晓警觉地问：“你是媒体的吗？”
赵晓，经济学界声名大噪的经济学人工作室——“博士咖啡”的八个创办人之一，江西奉新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时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晓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过长期研究，其观点在国内富有影响。除了在《经济研究》、《战略与管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不少论文，赵晓还在《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学家茶座》等媒体上发表了大量评论和经济学随笔，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
那位提问的女孩对赵晓博士的问题笑而不语。众学者面面相觑，一番推让之下，赵晓接过了话筒。他说：“郎咸平说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出来公开支持他，那么他有没有向我们征询意见呢？没有。”
“郎咸平对海尔、格林柯尔集团的分析报告，都是首先对媒体公开的，事先并没有问过我们这些同行的意见。”赵晓说，“郎咸平对格林柯尔集团的分析报告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对这份报告做出评议，”赵晓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至少要在一个月以后才可能对郎咸平的报告发表看法——前提是，我们要比他聪明三倍。”不过，赵晓认为投行的经济学家更有发言权，他说：“国内从事上市公司、企业集团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不过主要集中在投资银行。他们同样是经济学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更有发言权。”
赵晓此言一出，立刻“麻烦上身”。在其主持的网络论坛上，有经常与之讨论问题的人士提醒到：“你这下栽大跟头了，看人家怎么评论你。”
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2）
“写报告当然要认真，多花一点时间是应该的，但是看一个报告，也要花写报告的一样的时间，闻所未闻！一个导演可能花了一年时间拍了一部电影，如果观众走出电影院说半年以后再评论，一定会被人笑掉大牙。”有人这样评论赵晓的“拖”字诀。
8月23日，赵晓对于媒体的报道进行了补充说明，他说：“记者的描述，漏了非常重要的两句，一是我说过的‘郎咸平提倡研究后再发言，我很认同这一点。’二是‘如果没有经过研究，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郎咸平的分析，都没有含金量’。”
赵晓特意表示，他与郎没有任何个人过节。“我的好朋友易宪容是郎的好朋友，其《公司治理结构》一书由易译出，并首先送我。我对郎的研究能力很佩服，并欣赏其敢于揭露问题的勇气。但我个人秉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原则，不会因郎的研究水平高而简单地对他的任何分析说‘是’与‘否’。除非我自信自己已经过独立思考……从学术自由严格的立场出发，他的同行亦有选择‘学术沉默’的自由。因此，郎甚至没有理由要求同行回应。”
赵晓在论坛里说，希望郎咸平的研究和讨论能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不要演变成“政治”问题、“划线”问题、“表态”问题。如果从学术问题变质为全民讨伐，那既是对郎学术研究的讽刺，也标志着中国人思维的再次退化。
他认为，郎咸平所提问题的本质，是提出了中国民营化过程中的“程序合理”问题。但需注意的是，这个“程序合理”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程序合理”大不相同，“事实上任何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承认，后者要复杂得多。”
不管怎么说，郎顾之争已经超脱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这正是郎咸平所希望的。
当赵晓在北京回应郎咸平的同时，上海的《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两位学者对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不同意见。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认为，郎咸平对国资、国企、国有股的一系列发问，都是经济学者们很关心的问题，但他指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进入市场范畴，这是不严谨的，是对企业的一种不负责任。张军表示，郎做的是一种“案例分析”，是在有限的数据基础上作分析、推测，从而提出猜测和假说。“这种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企业内部去论证。”张军认为，郎咸平并未真正进入企业，因此，研究的结论不够成熟，还停留在猜测层面，不应该“急于求成”地公诸于众。同时，张军指出，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
另外一位学者是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汪康懋。汪康懋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自费留美，他在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和英国STRATHCLYDE大学先后取得了金融管理学硕士和金融与会计学博士学位，并获高级财务会计师证书和中国法律文凭。汪是最早几个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汪康懋作为中国旅美金融协会的创始人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时期的两届理事，他积极参与国内经济改革，并策划每年举行邀有国内改革决策者参加的研讨会，同国内改革决策者和学者交流。汪康懋是追随厉以宁呼吁股份制的倡导者，他不遗余力地在国外倡导中国企业走股份制道路，力陈股份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适应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相结合的新思路。
汪康懋明确表示，“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他指责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