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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
其实，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经济学界搅起风波。1994年，朱镕基搞宏观经济调控，当时有一百名权威经济学家站出来，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宏观调控，包括萧灼基、厉以宁、董辅礽这些老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够热，宏观调控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左大培写了一篇题为《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月的一期上，反对这一批经济学家对于宏观调控的观点。左大培认为“这一百位教授在宏观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使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的……他们之所以在宏观问题上发言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
但是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左大培一直认为是经济学界有意对他“进行集体封杀”。到1994年3月份，围绕着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争论开始升温，《经济学消息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场争鸣的文章。到1994年的4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春季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左大培又和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对通胀问题展开了争论。最后，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这件事情随后才慢慢平复下来。
作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左大培就被人称为“左大棒”和“左琴科夫”。外号“左大棒”，是因为左大培喜欢和人辩论。左大培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早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参加游行、开会、写大字报、辩论。在与对立派的辩论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把一个大学生驳得哑口无言，那时我才15岁。他辩论不过我，气得只好威胁要揍我。还有一次开会，有个女同志要和我辩论，当时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就对她说，你不要和左大培辩，你辩不过他”。左大培宣称他自己就像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某个问题上让自己的思想“爆发”，并给对立面造成灭顶之灾。
左大培从一开始就研究的是最为主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现在左大培在社科院教授的课程依然是：西方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对此，左大培解释说：“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一位笔名叫“苏吴子弟”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排了一个顺序：从左到右排队的话，最左边的是左大培，其次是韩德强，这两位可以说是极左派，再向右是杨帆，郎咸平大约应该位于韩德强和杨帆之间，杨帆算是中间偏左派，秦晖应该算是中间派，所以秦晖的观点为双方所引用，中间偏右是张文魁、吴敬琏，再向右就是林毅夫，其次是张维迎，其次是厉以宁，极右者当属张五常无疑。而他对左大培的印象则是：看新浪网上的左大培的照片，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左大培高扬左派大旗，这也算是一个巧合了。左大培观点鲜明、语言犀利，作为左派的扛旗人物，也算是合适人选，就是占的位置有点太偏左了一点。
《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郎咸平教授的分析客观、公正，反映的问题涉及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和成败，关系到‘三个代表’的郑重承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我们认为，在郎咸平没有注意到的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拍卖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更加严重，更加明目张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批评这股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歪风，强烈批评那些将这股歪风美化成改革的观点，强烈批评鼓励、纵容甚至教唆国有企业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议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他们强烈要求：
1。立即调查郎咸平报告涉及的海尔集团职工持股会的人员组成、性质、资产来源，以及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责任；审计被格林柯尔收购的各国有企业的财务，调查各企业领导层是否有营私舞弊行为；审计TCL董事长李东生任职期间的财务。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2）
2。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对已经发生的管理层收购，必须重新组织资产评估小组，估价被收购企业的资产，补足差价。调查已发生的管理层收购过程，严厉查处收购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禁止任何人以明示或暗示与国资委的联系从事管理层收购的咨询业务。
3。在《人民日报》或其他重要报刊上设立专栏，公开调查结果，接受人民对调查过程的监督和评论。
4。现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人缺乏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能力，实际上把国资委变成了拍卖、赠送国有资产的委员会，应该辞职以谢天下。
5。召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听证会，邀请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进行公开辩论，并将辩论各方的观点刊登在重要报刊上。
6。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他们认为，在少数人的鼓吹下，股份化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思路不是搞好、搞活了国有企业，而是搞糟、搞死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领导人丧失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暗箱操作拍卖给了私人，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亦发生了企业领导人、主管机关和民营资本联手转移、侵吞国有资产的恶性案件。随着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少数精英则成为亿万富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被买断，国家的性质将随之发生质变。少数精英成为亿万富翁，则共产党将成为富人党、私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将严重缩小。
7。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懂得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在他们看来，搞好企业必须既重视企业制度，又重视企业文化。越到企业生产层，制度越重要；越到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管理高层，文化越重要。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必须忠于国家和人民，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而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然而，“股份制万能论”却设想可以有一种制度，使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只考虑自身利益，可以与国家利益博弈。正是这种理论，使国有企业领导人大面积地腐败，使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在55年的新中国历史上，社会经历了只要文化、不要制度的“废除管卡压”的极端，又经历了只要制度、不要文化的“躲避崇高”的新极端，应该回到制度与文化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来了。只要懂得企业管理的“制度和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国有企业将完全有可能保值增值、恢复活力、做大做强。
8。国有企业至今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着绝大部分的公共服务，承担着发展国防和科技的艰巨任务，保障着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之日，就是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消失之日，也将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来临之时。国有企业的衰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他们说，我们希望，也愿意相信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励精图治、春风化雨，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
8月29日，刚刚在北京开过“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郎咸平回到香港，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姜英爽的专访。郎咸平坦言目前“这种出名让人很意外”，“中国这些企业家的道行、把戏我都看得出来，我如果看不出来，我敢说我郎咸平马上封剑退出江湖，这也是我愿意离开美国到中国来发展的原因，因为美国发展很成熟，问题很少，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少。但是中国发展还很不成熟，有很大空间。因为在美国，制度比较健全，中国内地，的确有很多企业家怕我分析他们，因为他们有太多问题。所以有人说我，我说谁垮谁就会垮”。他不否认自己是在炒作，但是他觉得自己炒作是有理有据的。同时他也很“开心”，“很喜欢做明星的感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我独善其身40多年了，已经够了！”郎咸平发出由衷的笑声。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人重视，做事情要有舞台，我在做研究，可是我没有舞台”。来到大陆后，“我在2000年默默无闻，我有一次去西安，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企业的副老总搞一个研讨会，我去了，当时没有人认识我，我对他们公司提了很多批评，当时他们很生气，对电视台有关我批评的片子都说，剪掉，理都不理我。可是2004年2月的时候，我去给青岛政府部门上课，又碰到他，他已经成了总裁了，而且我肯定了他这几年的做法，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我。这几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他自诩，“现在我已经做了‘教父’了”。
郎咸平不满地说：“现在骂我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批判我不懂国情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他自认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可能不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非常努力，我一直在学习。我还经常给学生讲课，讲中共党史呢。欧洲没有持股会，我是在美国受教育长大的孩子，美国也没有持股会，可是我知道海尔有持股会。我还知道中国还能调整会计科目呢。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国内地长大的人才了解中国呢？其实也未必啊！还有句话叫旁观者清呢。”
他说他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一种倒退，一些人在利用“国退民进”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在他眼里，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他告诫人们，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也没有那么神奇。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的，是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留在市场，国有股留在市场，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
郎咸平认为：“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3）
他坚定地说：“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郎咸平承认，行内人士基本上是反对他的人多，“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地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与郎咸平面对面交锋的张文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2001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公司金融和国企改革。在郎咸平接受《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专访的三天后，张文魁接受了《国际金融报》的采访，张文魁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与郎咸平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他认为郎在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效率很高等方面的观点“其逻辑是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逻辑的，数据是零碎的。而且，郎教授的这些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譬如，郎咸平认为国企效率高，同时又认为国企搞得好是因为国家政策和贷款的‘无限支持’；郎主张‘大政府主义’，也主张政府要继续扶持国企，又说政府要退出市场。郎教授说他要以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为己任，又说要以保护国资为己任，殊不知这两者在很大程度是矛盾的，不知道他以后要偏向哪一边。其实，对于中国国企效率、国企改革问题，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研究机构、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等，都有许多的研究成果，数据非常充实，逻辑非常严密，翻阅历年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物就知道了。郎教授可能过分注重公司财务方面的文献阅读，而这方面的文献阅读量可能很不够。”
张文魁否认经过争论他与郎咸平“达成了基本共识，只有一些技术性细节方面的分歧”的说法，而是认为，“经过那次正面交锋，我更加觉得我与他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回忆说：“在作总结性回应时，我当着郎教授和所有与会者的面说：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他说，许多人都以为郎教授只是抨击国资流失、反对国企改革中对国资的侵吞，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在张文魁看来，要害在于“郎咸平要停止国企产权改革。以郎教授停止产权改革的办法来防止产权改革的阴暗面，其实会使民众受到的损害更大”。
张文魁强调，对于改革带来的痛苦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无论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于阴暗面，不能以停止改革的方法来克服，而是要以规范改革、配套改革的方法来克服。
回应媒体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1）
吴敬琏
在上海浦东新区，有一座由世界顶尖的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等学府校园。整个建筑以庭院风光为特色，融艺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这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其优美的校园在全球商学院中堪称最美丽、最具特色的校园之一，它也是中国唯一由世界顶尖的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等学府校园。该学院是一所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的非赢利性中外合作高等学府。学院成立于1994年11月，作为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先驱，学院最早在中国大陆开设全英语教学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Executive Education）。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课程及学位获得了国际工商教育权威认证系统EQUIS的认证，并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正式认可。自2001年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连续跻身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100强排名，亚洲前3名，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所获得世界排名的商学院。学院双方的办学单位包括拥有百年历史的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上海交通大学拥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该校的校友。上海交大与国内企业界有着广泛而又悠久的联系。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是欧洲管理发展信息、国际网络与国际合作的论坛，同时也是欧洲管理教育与管理发展领域最大的专业协会。其400多个成员遍及40个国家，包括欧洲各主要商学院与管理中心，以及许多领先的公司与咨询机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成功是见证中国与欧盟全面合作的里程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教育领域的标志性示范窗口。2003年10月13日《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提出要“办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培养更多高级管理人才”。
国内许多企业家以能够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荣，因为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就包括因坚持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