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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敢骂人？再拉！”李碾子一声令下，李能三又升高半尺，两个膀子掀得更加疼痛难忍，脑门子上的汗珠子啪啪直掉，嘴里再也骂不出声来了。
李碾子在屋里踱着步子，阴阳怪气地问：“李能三，你对总路线是拥护呢，还是反对？”
李能三就是这么个驴脾气，到了这份儿上还发犟，硬是咬着牙不吭声。李碾子继续问：“中央号召‘一化三改’，我就要打开你这顽固不化的脑袋。我问你，到底入不入社？”
李能三依然闭口缄言。李碾子凑近他问：“李能三，咋不言语呢？是不是想蒋介石了？蒋介石现在跑到台湾了，吊这么高还看不见吧？”随即把脸一沉，命令民兵：“再拉高一点儿！”
民兵们又把绳子使劲拉了一下，李能三离地二尺多了，脑袋上的汗珠子顺着脖子流。李碾子又问：“李能三，这回看见台湾了吧？我看你是盼着蒋介反攻大陆吧？”
李能三忽地感到膀子被掀掉了，脑袋涨得斗大，两眼乱冒金星儿，天旋地转起来，疼得他嗷嗷叫唤，就这样也不倒嘴。
这叫声，在夜里传得很远，引来了一些人趴在窗外看热闹。不知是谁把石大夯喊来了。他一进门，就大声命令碾子：“快把人放下来！”
“这小子不见棺材不掉泪。不给他点儿厉害，不知道锅是铁的！”
石大夯把碾子叫到外面去，严厉地批评说：“不准胡来，入社不能用这种办法。”
“不搬开这块绊脚石，总路线在咱村就贯彻了。”
李能三被放下来了，浑身还像筛糠般哆嗦。李碾子警告他，“跟党唱对台戏，绝没有好下场！”
李能三恶狠狠地瞪他一眼，一瘸一拐地走了，一回家就破口大骂起来。
老婆大菊见他如此狼狈，吓了一跳：“你这是怎么啦？”
“真他娘的不是玩意儿，我就是不入社！”
大菊是个脾气和善、胆子很小的女人。她从李能三愤愤的骂声中，知道老头子又是为入社的事，责怪他：“随大流，不挨揍，你就是不听。”
“他越逼我，我越不入。”
大菊见老头子还这么犟，便劝：“这是何苦哩？膊拧不过大腿啊！”
“豁上这条命我也不入，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你呀你，我看你是碰了南墙也不回头，见了棺材也不掉泪，早晚要栽大跟头！”
正当东堤下村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大抓农业社大发展的时候，韩天寿一反常态，对办社积极起来。
去年大夯带头办社，他就直撇嘴。甭听上级说农业社多么优越，秋后一分红就傻眼了。他见有人退社，得意地说：“我早就说会有这一天的。”整社时，他在大街上说：“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腊。亲兄弟一个锅里抡马勺还七磕八碰呢，何况那么多户，不乱套才怪哩。整也是白整！”没想到，曙光社没有整跨，反而越办越好，不仅买了两辆胶皮大车，还打了两眼土井，把三分之一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庄稼明显地比单干户强。杨旭批评他觉悟不高，如果在运动中不积极，入党就没有希望。再说，自从大夯办起了曙光社，该他村长管的一些事，现在都归了社里，自己的位置越来越小，连李碾子也经常对他指手画脚。如果再不办社，恐怕连村长这个位子也保不住。于是，一改往日的观望态度，扯旗放炮地要办社了。
韩天寿想，既然要办社，就要比石大夯强，一定要办出个名堂。这就要有能人。他种地没经验，就想把李能三拉过来帮他干。他认真总结了李碾子碰钉子的教训，不来硬的来软的，不愠不火，不急不躁，光说好话，而且一开口就封他当副社长。然而，好话说了三千六，这个李能三长短不吐这个口儿，急得韩天寿要给他跪下：“好三叔，就当我求你了，就凭咱俩这交情，你也得给我这社扛大梁啊！”
李能三的态度很明朗，说话也痛快：“天寿，在别的事上我都可以帮你，惟独这事不行。李碾子那小子拉了我两绳，我都没答应入社。”
韩天寿以为他有顾虑，便问：“你怕得罪大夯和碾子？”
“不是。”李能三摇摇头说，“我是看不上这做法。自古以来，兄弟都要分家。伙在一起种地，还能弄好？”
韩天寿心里骂他：“不识好歹的东西，给你脸硬往裤裆里钻！”
骂归骂，咒归咒。韩天寿找不到好帮手，不敢盲目办社。然而，这事已经在全村喊出去了，放了屁不能再抽回来，硬着头皮也得办。于是，把几个相好不错的叫回家，烫了一壶酒，炒了几个菜，商量起办社的事。这几户都是相好不错的，当然不驳他的面子，还一个劲儿地奉承：“大村长办的社，家底厚实，肯定大夯办得好。”
韩天寿办社，在村里引起不小震动，特别是那些中农和富裕中农，一个个都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处打听。有的便直接找到他，问：“村长，那些穷棒子要求伙起来种地，是因为他们缺这少那的。你要啥有啥，也跟着搀和啥？”他说：“上级叫‘一化三改’哩。这是潮流，随大流，不挨揍。”他凭着自己的一点粗浅知识，给人们讲农村办社的必然性。他说：“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他见人们依然信不过他，拍着胸脯说：“我的为人大伙儿还不清楚吗？信得过我，跟我走；信不过的，我姓韩的决不勉强。”韩天寿为了拉拢那些富裕户，在村里四处嚷嚷：“大夯办社是为穷人着想，故意压低土地分红比例。我办社决不叫富的吃亏。他们土地分红占五成，我这社占六成！”
这一手还真厉害。土地分红占六成，不仅吸引了不少中农和富裕中农入他的社，对曙光社的富裕户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李万福、韩六子找到石大夯，问：“人家韩天寿那社土地占六成，为啥咱占五成哩？”大夯耐着性子给他们解释，他们听不进耳朵里，一个个瞪着眼跟石大夯吵：“你不改，俺就转社！”
“这哪是办社呀，简直是有意胡搅，是破坏！”李碾子看不惯，想去找韩天寿算帐。大夯劝他不要去胡闹。
李碾子不服气，“咱就眼瞅着叫李万福、韩六子跳槽呀！”
大夯说：“沉住气，别着急。社能不能办好，不全在土地分红比例上。”
韩天寿很快把社办起来了，起名前进社。他听说李万福和韩六子想跳槽，就想把他俩挖过来。韩六子在大街上对人们说：“韩天寿压根就不是正南八经的庄稼人，他要能把社办好，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他挖不动韩六子，又找李万福。其实，他并不欣赏李万福。这家伙太自私，光打自己的小算盘，一点儿也不憨厚。然而，为了找个管生产的，就以副社长的头衔作诱饵去拉李万福。怕他不过来，又去找大夯，“我这社没管生产的，想让李万福过来当副社长，你这大支书就支持支持吧。”为了农业社的发展，大夯权衡利弊，就好答应了。韩天寿不说大夯憨厚，反而在大街上吹牛说：“老子是不想办社。要真办，谁也不是对手！”
杨旭了解到韩天寿的做法后，批评他不注意政策。韩天寿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富裕户信任我，我能不要吗？我怕他们吃亏，土地分红就高了些。”
杨旭见他为发展合作化运动做了贡献，就让石大夯发展他入党。大夯说他入党动机不纯，想再考验一段时间。他就去求韩大有。韩大有是他本院的一个叔，为人正派，大夯最信得过。韩大有就给他当入党介绍人，对大夯说：“天寿是有些毛病，大节还是好的，看主流就叫他入党吧。”韩天寿就这样入党了。
韩天寿入了党，觉着有了政治资本，在大街上拍着胸脯说：“我一定要超过石大夯，村支书的位子早晚是我的！”
李碾子采用捆绑吊打的办法强迫李能三入社的事，区委不仅叫他做了检查，还让他给李能三赔礼道歉。李碾子只做检查不道歉，还说：“对这种死顽固就得狠狠收拾他。”
经过一段发展，东堤下村两个社超过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
一讲发展，条件就不那么严了，不光中农、富裕中农入了不少，富农也有入的。这样一来，农业社的成分就复杂多了，管理也就成了问题。特别是有些妇女是非挺多，挑鼻子捏眼、嚼舌头根子的大有人在。大夯往往被一些狗屁不值的小事耗费好多精力，常常顾了吹笛顾不了捏眼儿，深感力不从心，他想叫何春秀到管委会把妇女工作抓起来。春秀在娘家就是团支部书记、办社骨干，脑袋好使，工作能力强，肯定是个好帮手。
自从何春秀嫁到东堤下村来，乍没了工作，觉得没抓没挠的。开始她想，石大夯总会给她安排个工作干，不料一直没动静。为此，她对大夯有意见：你石大夯心胸也太狭隘了，咱们做不成夫妻，你就把我晒起来呀！再说那又不怪我，何必报复！当然她不会对碾子直接这么说，只是无心发燥地闹脾气。碾子体谅她，就安慰她：“是金子就会发光，大夯会给你安排有。”说是这么说，可总没动静，春秀就一个劲儿闹。碾子说：“要不把我这民兵连长让给你干吧。”春秀把嘴一撅，“不稀罕。”
石大夯何尝不愿给何春秀安排工作呢？之所以没安排，主要是有顾虑。一是她来的时间短，人们还不太了解她，怕接受不了；二是她要当了干部，俩人接触必然会多，怕勾起过去的感情，影响碾子两口子的关系。随着农业社的发展，十分需要有人把半边天的工作抓起来。何春秀表现不错，就想安排她当妇女主任。
对于何春秀任职，李碾子早就求之不得。到会上一讨论，他却说：“女人当什么干部呀，能下地挣工分就不赖了。”大夯批评他轻视妇女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把嘴一咧说：“她要当了干部，我就倒霉了。”佯装不同意。大伙儿说：“咱村干部都是男的，添个女的不赖，‘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让春秀当妇女主任，一百个赞成。”就顺利通过了。
大夯有意躲避春秀，就让碾子代表管委会给她谈。碾子说：“这是管委会定的事，两口子怎么说？”大夯想想也是，就让碾子通知何春秀，吃过饭来农业社办公室。
吃过晚饭，何春秀让碾子刷锅，就去社部了。大夯正坐在煤油灯下看报纸，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春秀来了，那颗平静的心马上跳起来。他对春秀有愧，不敢正面着她，顺嘴问道：“吃饭了吧？”
春秀一见大夯心里就有气，冷冷地说：“你叫我来干啥？”大夯说：“我对不起你，请你体谅我。”
对于他俩恋爱的夭折，春秀总抱怨自己大意失荆州。现在大夯叫体谅他，反而把责任推到了他身上，“老人不同意你可告诉我呀，可你……”
已经时过境迁，说啥也不可挽救了。大夯不愿再提这事，就说：“咱俩虽然没成一家，还是好同志……”
这并没有平息春秀的情绪，反而把她满肚子的火点起来：“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哩，什么同志？我看你是对我有看法！”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大夯苦笑着摇摇头，长出了一口气，没有表白，更没有和她争论。春秀说：“大夯，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嫁到你们村吗？”
大夯不想听，赶紧截住说：“碾子这人不错，忠诚老实，待人厚道，工作肯干，在村里人缘很好。”
“我不是为碾子，是为你！”她委屈地说：“我一天不见你，心里就空落落的，就六神无主，恍恍惚惚。可我嫁到你们村这么长时间了，你却不跟我打照面，我就这么讨厌吗？”说着，那眼泪就涌出来。
大夯好威屈，想解释一下，又不知怎么说，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春秀接着说：“我一直放不下你，天天想着你。你可好，至今躲着我，不见我，连工作也不给我安排，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
大夯脑子一片空白，他虽冤枉却不想洗白。疼痛的伤口不需要去抚摸，愈合的伤疤更不应再揭开。他不愿再品尝那杯苦酒，故意把话头岔开：“春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今天叫你来，是管委会研究了你的工作，决定让你当妇女主任。”
春秀仍然像刚出笼的包子——满带气，她言不由衷地说：“我工作不工作倒没啥。只要你不忌恨我，别给我小鞋穿，就知足了。”
春秀话里带刺，大夯并不计较。他不愿再跟她谈下去，就说：“你的任务就是把全社的妇女工作抓起来，碾子是民兵连长，李仁杰是团支部书记，你们仨要好好配合。”
春秀有满肚子话要对大夯说，却不知说啥是好，呆呆地愣在那里。
这时窗户上有个人影在晃动。大夯警惕地高声问：“谁？”
那人一闪没了。大夯出来一看，有个人急匆匆地顺墙根溜了……
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谁也吃不准。东堤下村两个农业社正在深入整顿的时候，县委又下了紧急通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批评以“小脚女人”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
这个会议非常严肃。在报到的时候，《大会须知》上就强调了大会的纪律：不准迟到早退，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胡走乱串，不准随便找县级领导谈话。石大夯一来，就感到这次会议的气氛很紧张。他还听说，县里有的领导犯了错误。在开幕式上，大夯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没有县委副书记梁才，心里不由地一震，莫非梁书记犯错误了？不可能。梁书记最讲实事求是了，怎么会犯错误？
会议由县委书记陈列夫主持并致开幕词。他在认真分析了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势之后，强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各级干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求大家过好社会主义关。”接着，由新来的县委副书记韩霖传达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人们一听，就觉得这次会议与当前整社的气氛不一样，充满一股子火药味。果然不出所料。下午，县委副书记梁才就在大会上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大伙儿听了，心里都沉甸甸的。
开会之前，杨旭就像知道这次会议精神似的。对鲁子凡说：“我先给你打个招呼。这次会议很有来头，我们要做好挨批评的准备。”老鲁不解地问：“咱区农业社的整顿很有成效，挨什么批呢？”老杨叹口气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罢，摇摇头叹息道，“都怪我思想不坚定，对这股倒退风顶得不坚决。”
“倒退风？”鲁子凡听着有些刺耳，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整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怎么是倒退呢？”
鲁子凡一听大会报告，便觉得自己的思想与这次会议精神格格不入。他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知道什么是“小脚女人”。自己平时注意学习，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按照党的指示办事。没想到自己做的，却与这次会议讲的大相径庭。他心情沉重，想找老杨谈谈，老杨却指指墙上贴的《大会纪律》，冷冷地说：“有话会上讲。”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杨旭把自己装扮成个一贯正确者，在会上夸夸其谈地大讲自己发展农业社的功绩，不仅把取得的成绩都揽在自己头上，还大谈自己如何与右倾思想进行斗争，说什么“在我们区的主要领导同志中，有的就被来势凶猛的合作化运动下破了胆，成了典型的‘小脚女人’。由于我们区委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所以顶住了歪风邪气，才没有被‘小脚女人’拖住前进的步伐，取得了现在的巨大成绩。”
鲁子凡想不通，明明是建社的进度太快了，超过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农业社问题百出。暂时停下来整顿是对的，为什么被说成 “小脚女人”？难道从实际出发就是右倾吗？他想从文件中找到解开思想疙瘩的钥匙。对照文件检查，自己并没有对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只是对运动高潮的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难道这就是文件批评的“小脚女人”吗？他问杨旭，“咱们区办社在全县一直居领先地位，怎么能说是左摇右摆的‘小脚女人’呢？”
“有的村终究停下来整顿了嘛！”杨旭严肃地说，“老鲁同志，我们要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只有看到了思想上的差距，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只有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错误思想有啥舍不得丢掉呢？”
“我不能稀里糊涂地瞎检讨，这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鲁子凡提高嗓门争辩着，“我们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如果弄不清对错，分不清是非，今后怎么工作呢？”
杨旭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位共事的伙伴。这些年，杨旭在与鲁子凡的相处中，总感到老鲁有许多与自己不同的地方。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有时又非常固执；他看问题准确，有时又有些偏颇；他勇于承认缺点和错误，又容易反复。他总认为，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一个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