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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对学校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所以父亲觉得儿子一定有话要说。
“是啊，”儿子看到父亲写的话，当即认可，“我已经上了12年学，我和我的同学们每天都在读一样的书，做一样的作业，老师拿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不是对就是错，然后我们通过同一张考试卷，然后我们奔着同样的目标——好大学。”
“你觉得不该这样？”
“要是让我自己选择，我不会这样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
“那么你到底要什么？”
“那……那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不想像现在这样读书，可我说不清楚我到底想要什么。奇怪，这问题我怎么从来没想过？”
“去年你和500多万个孩子一同考大学，今年更多了，有600万。这么多孩子都在努力，可是有多少人从这种努力中享受到快乐？大概最强烈的感受是苦不堪言。”
“岂止苦不堪言？简直是生不如死。”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不是爸爸妈妈老师同学要求你做的，不是你‘不得不做的’，不是你‘应该做的’，而是你‘想做的’。”
“可是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吧。我们国家的教育已经定型了，谁敢不按它的路子走？除非你直接把清华、北大给拆了，学生不分先后，大学不分好坏。”
“不是把学校拆了，而是把你对学校的看法拆了。”
“把‘看法’拆了？”
“对，改变你对学校的看法。”
读过这段对话，我们再回头来看“difference”，可以隐约感到，这个英文单词包含了“E学生”的第三个秘密，那就是：
我到底要什么？
“深蓝”是怎样炼成的
“深蓝”是怎样炼成的
我不是教授的好学生。因为我不喜欢按照教授的计划走，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许峰雄
80年代后期计算机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轰动世界。它们出自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两个学生。
其一，全世界有几十位最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在研究语音识别技术，他们全都绞尽脑汁，想让电脑听懂人类的语言，但是直到1987年，有一个20多岁的学生开创了历史，那就是李开复。
其二，1988年，一台名叫“深思”的计算机第一次成为“国际大师级棋手”，并且战胜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本特·拉尔森。它的制作者是许峰雄。
直到今天，许峰雄和李开复仍然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骄傲。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重新估量这两个人的杰出表现，就会发现：每一个学生身上都拥有无限的潜力。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尽善尽美地表现自己的能力，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从来没有产生过一种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的冲动。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感觉到它正在前边召唤，不顾一切地去抓住它。强烈的渴望不但产生了勤奋，还创造着天分，激励着他们超越一切障碍，与众不同。
我们在《追随智慧》中已经叙述过，李开复是如何与15位专家分道扬镳，另辟蹊径，而他的导师罗杰·瑞迪教授又是怎样“不同意他，但支持他”的。现在让我们来看许峰雄。当年他是比李开复早一年入学的博士生，如今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看见许峰雄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深蓝”：这就是那个被叫做“深蓝之父”的人吗？
是的，就是他。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制作出来的那台“深蓝”是个庞然大物，有1。4吨重，里面装了32个并行处理器、世界上所有国际象棋大师的棋谱，还拥有每秒计算2亿步棋的能力。1997年5月11日，许峰雄用它战胜了卡斯帕罗夫。后者拥有很多辉煌的头衔：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特级大师、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棋手。所以，“深蓝”的胜利让全世界电脑和人脑两大领域又惊又喜，还有一种五味俱全的感觉。自从1958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那台名叫“思考”的计算机掀开与人类博弈的第一页，“40年人机大战的历史”就在这一天彻底改写了。
“别人都说你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是吗？”有人这样问许峰雄。
“我也不知道，”他腼腆地笑了，“我们学校不分名次，学生也就是合格和不合格两种。不过，我不是教授的好学生。因为我不喜欢按照教授的计划走，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此人中等个子，看上去温文尔雅，年龄不算大，却已早生华发，一副深度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有时候有些木然，心不在焉，但是突然间又会神采飞扬，把脸上的表情甚至全身都带动起来。1997年5月那次持续一周的“人机大战”之后，“许峰雄”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传扬开，也为很多中国人知晓。但是昔日的同学和今日的同事并不叫他“许峰雄”，而是叫他“CB”——Crazy Bird，意思是“疯狂鸟”。
“CB”的早期教育简历很简单，但却令人印象深刻。他出生在台湾，自幼“好新奇之事”，中学时期“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天空海阔恣意驰骋”。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成绩优秀，但他给同学留下的印象是“思想异于常人”、“特立独行”。1982年他来到美国，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他所谓“不是老师的好学生”，包含了如下一个事件：有一天校园出现一个“黑客程序”，可以控制老师学生的计算机系统，还能把人家私下往来的电子邮件发布到学校网站的电子布告栏上，以至那些诸如“昨天我在洗手间捡到的连裤袜是谁的”之类的隐私也被公开。结果证明始作俑者正是“CB”，而他只不过是在“愚人节”里开了一个玩笑。当今微软公司负责全球科研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博士，就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那时候雷斯特是这所大学里的教授，而“CB”是计算机系一个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
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再次证明此人所谓“特立独行”不是夸张，他后来总是说，自己走上“人机博弈”的道路“完全是机缘”，也是在说这件事：
有位教授来找我，要我帮忙去完成一台能下国际象棋的电脑。我喜欢下棋，也喜欢电脑，还知道让电脑学会下棋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直到那时为止，电脑还只是具有业余级别的棋力。我喜欢做这件事，可是我不能同意教授的计划。他们打算按照国际象棋的64个格子做出64块芯片，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做法很笨，对教授说：“现在的技术可以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晶片，为什么要做64块？”教授坚持当时流行的观点：如果加快电脑速度，必然增加电脑体积。我说“不一定”。结果我和教授发生了冲突。我说：“如果你做成一个芯片，我就参加。”教授很生气，说我“根本就不想做。”
“CB”离开教授，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非要做出一个来。”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导师孔祥重。导师支持他，但又说：“人家已经开始，你忽然另起炉灶，所以一定要做得很快。学校没有时间等你。”
导师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一年还是三年？
他说：“6个月。”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程。没有人要求他去做这件事，那是他自己想要的。“很多事情，你不做就不会理解其中艰难，一旦做起来，才能发现自己低估了困难的程度。
”他这样说，“面对那么一大堆问题，我有时候担心自己也许要做10年。”旁人遇到这种情况，也许会退缩，至少要求导师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但他是“CB”——疯狂的鸟，他不肯退缩。
每天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他要把36000个晶体放在一块长6。8厘米宽6。7厘米的芯片上，每一条线路都要重新设计，这用掉了第一个月。然后把一点一线画出来，有几万个点和几万条线，其中大部分依靠手工完成，这又用去了4个月。每天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昏天黑地，不分昼夜，但最大的问题是“前途难测”。他一边往那小小的芯片里面塞进晶体和线路，一边对自己说：“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第六个月开始的时候，他把36000个晶体连同所有电路全都装在芯片上了，再多一条线都加不进去。然后开始检测，在发生错误的地方重新开始，这用去了他的最后一个月。“6月限期”全用完了，他的芯片真的诞生了，不仅能够正常工作，而且证明比那64个芯片组成的系统还要快10倍。
他把自己的第一个成就叫做“晶体测试”，它的样子粗糙，甚至不是一台像样的电脑，但是同学们都在为它惊讶不已，对说他：“你应该带着它去参加国际象棋比赛。”他去了。在一场机器对机器的博弈中，“晶体测试”两胜两败。那是“CB”第一次参加大师级别的比赛，时在1986年。
初试锋芒，“CB”信心大增。他继续在“晶体测试”上投入自己的激情和智慧。一年后，“晶体测试”参加北美冠军赛，战胜所有对手，成为冠军。
“CB”现在狂热地爱上了他的芯片，热情与日俱增，似乎没有止境。“我想做一台更快的机器。”他对同学说。他已经计算出，如果能把电脑的速度提高1000倍，就能接近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能力。
导师看出学生前途无量，给他5000美元，要他做出一台真正的电脑来，还为电脑取了个既浪漫又沉稳的名字，叫“深思”。
一年以后，“深思”诞生。“CB”带着它去参加比赛。这是他第一次带领电脑与人脑下棋。“深思”一往无前，进入决赛，可惜在关键一役中输给一位特级大师，屈居亚军。
“CB”把“深思”带回家去，再接再厉。现在“深思”已经有了200块芯片和两个处理器，每秒钟能分析70万个棋位。半年以后，“深思”战胜特级大师本特·拉尔森，声名大噪。
“深思”如果是一个人，也有人类的七情六欲，那必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大师”了。事情做到这个程度，“CB”已是全校闻名的传奇人物。教授们开始对新来的学生津津乐道：“我们的机器是全世界第一个击败国际大师的电脑。”“什么叫研究？这就叫研究。”
这一年“CB”毕业了，取得博士学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正为推进它的“人机博弈”煞费苦心，听说此事，当即认定此人的工作具有“世界级”的水平，甚至有可能击败世界冠军。于是公司派人前来游说。说IBM将帮助他制成更大更快的计算机。这正是“CB”想要的，他和两个伙伴进入IBM。这一年是1989年。
从“晶体测试”到“深思”，“CB”用了4年。现在他要开始新的历程。新电脑改名叫“深蓝”，其理论上的根据源自他的博士论文。那时候“CB”已经全美知名，因为《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说这是一场“电脑与人脑之间的战争”，弄得人们既兴奋又紧张。
这场“战争”的结局现在人人都已知道，但是“总攻”发起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仍然漫长。从“深思”到“深蓝”，CB和他的“三人小组”用了8年，其间有过无数失败、无数烦恼、无数惊喜、无数不眠夜，这一切外人至今还不知道。人们津津乐道事情的成败，“深蓝”的胜利和卡斯帕罗夫的失败，成为那一周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还有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纷纷报道，连中国的《人民日报》这样的严肃报纸也加入进来。IBM甚至单独为这场比赛申请了一个站点，每天有上千万用户访问该站点，发表见解。“这是一部像人的机器和一个像机器的人之间的决斗”，印度人阿南德这样评价“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较量。卡斯帕罗夫说他“没有想到电脑会如此像人一样下棋。”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则名声大振。他们为这次比赛投入1000万美元，然后把70万元的“胜利者奖金”发给了自己，又从股票价格上涨中收益2亿美元。
但是“CB”并不在意这些，在他的记忆中，事情的起点才是最值得怀念的。“一切都基于一个信念”。他这样说，“信念会促使你持续不断地努力。”
《纽约时报》当年的一篇评论说，IBM导演的这场“人机大战”，是演给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看的，“‘深蓝’已经打败了棋王卡斯帕罗夫，它能打败比尔·盖茨吗？”
如今，“深蓝”功成身退，它的一部分捐给了博物馆，另一部分则存放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作为资料，也作为纪念。“深蓝之父”许峰雄并没有向比尔·盖茨挑战，他在2003年春天加盟微软，来到比尔·盖茨旗下。
张亚勤说，他是“很安静、很坚韧”的科学家，脑子里每时每刻都跳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一旦决定了主攻方向，他便会“执着地整合各种资源”。
沈向洋说：“他应该是所有中国学生的榜样，当然，也是我的榜样。”
他自己说：“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一做就是12年。”有一次他还对朋友说起自
己为什么到那么大的年龄才结婚：“在战胜卡斯帕罗夫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
开窍
开窍
我终于找到了能让自己心花怒放、精神振奋的东西。那一天我对自己说，大学的后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绩了。
——李开复
我们的研究对象有个共性，值得一提。那就是，几乎每个人在学习期间都有一个发现自
己的过程。这过程包含了两个内容：
1。先是发现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2。然后才是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所在。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他们就会感受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心底涌出，那情形就像很多人说的，“开窍了”。这是一个突然爆发的时刻。沈向洋的“开窍”发生在大学三年级，张亚勤是在读博士的时候，李开复也是在大学二年级。在此之前，是一个逐渐演化逐渐积累的过程，有点像火山喷发之前的沉寂。
下面是李开复“开窍”的经历：
读中学时，开复希望能成为一个律师。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学和数学。他在以前从未想过其他选择。他的父亲是搞政治的，后来离开了政治的舞台在家里写书，也还是在研究政治。“父亲从没有说过他希望我做什么，但我觉得子承父业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对抗老师是他做的第一件具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事情。那时候他在台湾上小学，他的老师喜欢惩罚学生，最严重的惩罚是用竹尺打，稍微轻一些的就是罚款，常常把同学们的零用钱都罚光了。他回忆道：
班里的同学都恨老师，都在心里想着发泄不满的情绪，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我开始调动小聪明，偷偷计算老师罚款的数额：一天一天地加起来，结果惊讶地发现，老师从学生手里拿走了很多钱，但班费却没有增加。于是我说服同学们相信老师在贪污，向校长检举。校长痛斥老师一顿，老师回来痛斥学生，说是“共产党的行为”，还要追查检举者，但却无从下手，因为我已经预先防备泄露身份，检举信是用左手写的。
第一次向权力挑战就大获成功，这让开复成了同学中的“明星”，也成为“正义的化身”。到美国之后读中学，他开始喜欢法律，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为社会主持公道的律师。
有一天老师要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谁是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的敌人？”中国的学校不会出这样的题目，因为这类题目的答案是形形色色的，没有一个标准的对与错，老师就失去了评判的依据。但是开复在美国学校里遇到的题目，大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可能说出一些参考书目，让大家自己去看，等到看了一大堆书之后才发现，原来书里并没有现成答案，还是要写出自己的想法。
“我当时看着老师的作文题，忽然豪气大发，写下自己的答案：《漠视——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作文里写道：越南战争给很多美国人带来影响，抽烟喝酒，不看新闻，不看报纸，还吸毒，没有一个很好的目标。人们在心理上“什么都不在乎”。过去美国人只关心自己，这还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形，因为这在客观上对社会有好处。可是现在，美国人连自己都不关心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比“贸易逆差”、“环境破坏”之类的问题还要坏。因为，这个国家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就是因为人人都能受教育，都能关心社会。如果人们什么都不在乎，民主制度就要完蛋了。”
那时候开复还只是个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