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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很多课外组织的成员。他是学校数学比赛代表队的队员，是中国同学会的会长，还是中学里一个荣誉团体的成员，只有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个团体。
第三，有很多校园之外的工作经验。他在每周三下午到一所医院去做两个小时的“义务工作”，为不同科室提供服务，包括开发计算机应用程序、整理文章和做其他杂事。
第四，有一些很独特的能力。比如在学校辩论会上的口才和机敏，还有下棋。
第五，很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麻省为检验考生提出试题，性质有点类似中国的高考，但方式完全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论文组成的，题目五花八门。益肇在申请的过程中大约写了十几篇论文，有的题目只是自我介绍，还有的题目就特别随心所欲。比如：你一生当中都犯过什么错误？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你的长处在哪里？你的缺点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题目是，“你跟某某共进晚餐”。所有文章都拿回家去写，整个过程持续好几个月。你可以听由己意，任意做答。答案没有标准的对与错，全看学生的见识和表达自己的能力。
第六，老师的推荐书。
第七，在整个申请入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渴望。
大多数美国的学校都相信，一个孩子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别人的渴望，将成为他永远的向导。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
——马维英
马维英上了大学以后，突然发现很不喜欢自己学的化学工程专业。他希望能给自己换一个专业，于是去找老师，说他喜欢电机系。老师说，按照校方的规定，学生换专业是可以的
，但机会很少，条件苛刻。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师：“什么条件？”
“一年内考试成绩连续保持全班第一。”
这是在1986年，维英16岁，台北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和台湾海峡这边的清华大学不一样，那所清华大学并不是最好的学校，在台湾排在台湾大学之后，是“第二”。
“我不在乎这个‘第二’”，当初他在报考这所学校时这样说，“但我在乎我学的是什么专业。”
他的第一志愿正是电机系。
像开复和益肇一样，维英出生在台北，只是年龄稍小，等到进入上学的年龄，已是80年代。
台湾海峡两边都是中国人，虽然互不往来，还有成见，其实相似的地方很多，教育的制度和教育的观念，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大多数家庭都把孩子的读书看成最重要的事，从开复读小学的60年代直到维英读小学的80年代，始终没有变。维英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古训，还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爸爸和妈妈总是对他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读好书就对了，只要读好书，将来什么都会有。”
人们用学习成绩来衡量一个孩子的好坏，预测他的未来。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左邻右舍都来夸奖，父母为之自豪；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那就得不到周围的认同，自己也渐渐散漫起来，甚至成了不良少年。那时候台湾有个流行语，叫做“放牛班”，就是特指这些孩子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就不用读书，放牛去好了。”
有些人家无钱无势，又不甘为人下，想要翻身，那就只有督促孩子读书。整个社会的观念都是这样。教育制度也在鼓励这种观念。就像大陆一样，台湾的教育也是一个“过坎”的制度。孩子进入高中时被淘汰一批，进入大学时又被淘汰一批。所以“明星高中”就出现了，而且很吃香。因为那里老师好，教学的质量也好，能够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考入大学。
维英的中学是台北最好的中学，叫“建国中学”，可是经过这两次过滤，还是有60％的人被淘汰掉，只能去读职业高中，学些技术，然后去做“蓝领”。台湾的孩子是看不起“蓝领”的，父母也不认为那是有出息的孩子做的事，这又和大陆如出一辙。
正是这种流行于全社会的价值观念，给维英的少年时代留下烙印：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而且一定要上好大学。这一点和所有的台湾孩子都一样。维英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不仅要好好读书，而且一定要读最喜欢的书。我觉得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一种痛苦。”
他从小就是那种会读书的孩子，成绩不错。他的最大问题是，永远都是班上的第二名，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是第二名；中学毕业的时候，又是第二名。他无数次地期望自己能拿到第一名，总也不能如愿。他把这叫做“功败垂成”，常常觉得失望，可是却又很容易地为自己找个台阶下。
“从心理的感觉上，第一和第二当然是有区别的。”他说，“可是如果我总是第一名，那么就很容易自视过高，以后遇到一个暂时的失败，就会无法承受。‘第二’也有好处，就是总能提醒自己不够好，遇到一些挫折，我都可以接受，无论成败，都可以看开些，都有退路。”
父亲一直希望儿子去学医。台湾的老一代人大都崇拜医生，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总是对儿子说：“良相医国，良医医人。”他的看法是，一个男人要么做良相，那是救国，要么做良医，那是救人。对于这个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家庭来说，当医生是最好的选择：既能安身立命，又能救死扶伤。
可是儿子不喜欢做医生，他喜欢电机。他对父亲说，在所有的理工科里面，电机系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孩子都在那里面。那时候计算机科学刚刚兴起，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还没有几年，他对这个领域还一无所知，可是他的选择却成了他进入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第一步。
在父与子的相持中，母亲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她是一个处世随意的女人，不太在意什么事业不事业，也从不强迫儿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她只希望儿子快乐。
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维英又遇到了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台湾最好的电机系在台湾大学，而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只能排第二。他反复掂量自己的实力，宁可去读清华大学那个“第二”。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不料大学联考（类似大陆的高考）那天心情紧张，居然考砸了。考完以后填报志愿，他还是执拗地在“第一志愿”那一栏里填上自己的渴望。可惜台湾大学的录取是按照分数排队，而不是按照兴趣排队。老师从最高的人开始选，依次往下排，第一志愿挑完了就挑第二志愿。如果你的分数很低，所有大学名额都没有了，那么你就落榜了。维英的分数差了不少，无法让他满足愿望，一下子就被分到化学工程系。
现在，他是台湾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一年级学生了。让他开心的是，他已经和老师达成默契。他决心满足老师提出的转系条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件事情有着特殊的含义：他要打破12年读书只有“第二”的纪录。
说来真是奇怪，一个人的内心里拥有了渴望，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几乎就从这一天开始，维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全力以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第一名，然后“转系
”。
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成为全班第一名。第二个学期结束了，还是第一名。
过去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做到了。很多人遇到这类情形，都会以为，这是因为事情更容易做了，其实这是因为你的潜力被更多地激发出来了。激发潜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来自别人的强迫，而是来自你内心的渴望。
大学二年级开始的时候，维英成了电机系的一个学生。
过坎的制度
过坎的制度
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张宏江
张宏江在郑州大学毕业之后，又去丹麦留学，在那里领教了西方社会的文明。他后来说
，他可以肯定“西方的教育能让孩子更快乐，并且逐渐发现自己的潜力”，而且还惊讶地发现，他可以用非所学，所以他才“决定改行”。这想法一定有他的“郑州经验”和“丹麦经验”做基础。事实上，这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计算机视频检索领域的开拓者，如今所做的工作的确与他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相去甚远。
2003年春季一个气爽心怡的中午，他坐在上海西郊宾馆一个安静的角落，回顾自己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学经历——叶县中学、郑州大学、丹麦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不禁连声慨叹：
最近这些年我总是到一些大学去演讲，很多学生问我：“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淘汰率是不是很高？”
我说：“是的，大约有30％的人最后是要离开的。”
他们于是问：“被淘汰的人是不是表现不好？”这是他们经常要问的问题。于是我就回答：“其实，有些人离开研究院不是坏事。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够优秀，他们的问题是，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从来没有想一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他们都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明白，于是我就慢慢解释：
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过坎的制度”。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的目的不是发现自己的潜力，甚至也不是学到一些东西，当然更不是享受生活。他的目的只是考上一个好大学，只要翻过一个一个坎就行了。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不用怀疑。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后来的那些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比如一个人如果在小学是第一名的话，很自然地就要考上本地最好的初中。如果初中又是第一名，那么就会去考最好的高中。然后高中还是第一名，那么必定去考一流的大学。如果他在大学又很优秀，于是就去读硕士，读博士。就这么一路走过来，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去读大学，为什么要去读博士”。最后他可能会发现，他一直在努力争取的东西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或者不是适合他的，他的兴趣原来不在这里，但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去的人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过去了的人也不一定就万事大吉。他也许根本就不该过那个独木桥，不该读博士。他如果把读博士的4年时间拿去学习别的东西，可能要好得多。
“中国黑客”（1）
“中国黑客”（1）
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蝶雨
“我们发现了一个黑客，在中国。”
2003年1月的一个早上，张亚勤来到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这一行字立即弹出来。
邮件来自微软公司总部的安全小组。这小组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因特网浏览器在全球的运行情况，专门寻找“臭虫”，然后弥补，同时还要监视网络上面神出鬼没的“黑客”行踪。
对于微软公司来说，网上“黑客”的性质是不同的。有些“黑客”的确对微软抱着敌意，专门寻找微软软件产品中的“臭虫”，利用软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去攻击那些软件使用者。这种攻击带有极大的破坏性，还让微软公司难堪。另外一些“黑客”则纯粹属于“技术狂”，对技术的热爱导致他们去寻找大公司产品的毛病。他们决不出手攻击网站，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违法的，还会给别人带来损失。但是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发现在网络上公布，还详细说明，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发现”，抓住软件上的“臭虫”大做文章。
根据微软总部安全小组的判断，新出现的中国黑客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不是恶意的攻击者，但他技术高超，眼光独到。他的矛头直指“微软因特网浏览器”，还把他发现的至少4个“臭虫”公布在网上。
“他的发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比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棒的黑客还要棒。”安全小组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说，“他知道这些‘臭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猜出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大概犯了什么错误，还告诉别人怎么攻击。每当他公布一个‘臭虫’，就会有一大堆恶意攻击者尾随而来，攻击所有那些使用微软产品的人。”
微软的安全人员防不胜防，因为这个“中国黑客”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在“浏览器”上抓到一个“臭虫”，而且他也不像别的黑客那样隐名埋姓。他把自己的来路全部公布在网络上。
严格说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因为他并没有利用微软的“臭虫”去攻击他人，也没有给他人造成损害。但这样的“黑客”让微软感到头疼，微软安全小组的工程师们非常希望找到他，于是向张亚勤寻求帮助。
“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中国的学生，”他们告诉张亚勤，“在湘潭大学读书，名叫刘蝶雨。”
中国，湖南，湘潭大学。
蝶雨坐在他的拥挤不堪的房间里，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已经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那上面是微软公司最得意的产品之一“因特网浏览器”。他知道他想找的东西就在那里面，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这个系统的安全措施是不准使用字符‘a’，”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不准使用‘a’。”
一个念头在他脑子电闪雷鸣般地滑过去：“微软的检查人员一定会检测‘a’，那么我就使用‘A’好了。”
他一边想，一边用手指敲击键盘。就在那一瞬间，“因特网浏览器”出了麻烦。
他裂开一嘴大板牙，嘿嘿笑了：“我破坏了它的规则？是不是？”
他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原来那就是一个大写字母“A”。这已经是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的第五个“臭虫”了。像往常一样，他把它公布在因特网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他站起身来，不禁有些得意：微软公司那样的庞然大物，好几千人做出一个“浏览器”，你不能不说它是全世界最棒的软件，有多少人把它恨得咬牙切齿，又奈何它不得，可是我有办法找到它的毛病。
他身边有不少恨微软的人，看了他做的事情，不免大快人心。开心完了，又在猜测微软那边的动向。“真奇怪，”有个同学对他说，“微软还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
“采取行动？”他将信将疑。一种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浓地聚集胸中，又想到“这座城市里面经常发生刑事案件”，不禁紧张起来。
“我经常做梦，”他对朋友说，“梦见微软来了，像一个魔鬼，来抓我。我缩在墙角……然后就惊醒了。”
朋友大笑道：“听说补上一个‘臭虫’要花10万美元，他们会不会要你赔？”
正说着笑着，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来，就听那边有个声音说：“我是微软的。”
蝶雨当即目瞪口呆。
电话这边真是微软的，叫林斌，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新技术开发部的经理。他接到张亚勤转发的邮件，按图索骥，很容易地找到了蝶雨。
可是对面的人不说话，只有喘息声。
“我们找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林斌感觉到对方的紧张，希望缓解气氛。
对方“啊”了一声，还是不说话。
林斌似乎想起了什么，赶忙自我介绍。说自己在北京，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一个工程师小组。
“啊。啊。”
“我只是微软的一个技术人员。”
“啊，啊。”
“我们的院长是张亚勤。他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
“啊。啊。”
“我曾经参加了视窗2000的制作。”
“那很酷。”对方终于说话了。
“中国黑客”（2）
“中国黑客”（2）
“我们对你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啊。”蝶雨又不说话了。
“我们很想请你到北京来看看。也许你愿意和我们合作。”
“啊……”
“你寒假如果没有事的话就来吧。坐飞机做火车都行。我们负责你的旅行费。”
“我很愿意。”蝶雨说，“也许吧。”
蝶雨放下电话，心里还在咚咚跳。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年头骗子太多啦。他们是微软的吗？”接着又一个念头：“就算他们是真的，到底为什么找我呢？该不是要把我关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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