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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没有毁掉他的研究生，事实上他的考试成绩相当不错，可能是那届考生中最好的。不过，为了这次孤注一掷的行动，他的入党真的被推迟了。
看来，这个学生不仅“完全不跟考试的指挥棒走”，还“完全不跟大多数人的标准走”。这样的学生极为少见，还很容易被人低估。只有一个老师发现事有蹊跷，渐渐对这个学生刮目相看。
“王坚这个人，”那老师有一次这样说，“如果将来有所成就，那就在于他的独立性和想象力。”
直到今天，每当突发奇想的时候，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王坚还能回想起他学生时代的那种种情节，不禁感慨万千：“一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他受教育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我相信想象力每个人都是有的，会不会随着环境而改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本质上还是，你敢不敢让你的大脑走到那里去？”
这故事写到这里，我们已有可能列出“大脑开放指数”的公式如下：
大脑开放指数=想象力×独立性
大脑主动指数：主动和被动大不一样
大脑主动指数：主动和被动大不一样
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成绩啊、考试啊、名次啊，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那么考试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学就不重要了。
——胡耀华
胡耀华是在一种沮丧的心情中走进大学的。他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可惜没有成功，
结果落在“第二志愿”。那一刻，他觉得是一只凤凰掉在了鸡窝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微软会对他发生强烈的兴趣。
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耀华几乎都是在希格玛大厦里度过的。那是2001年，他作为实习学生来到这里，题目是编制一套程序，然后在电脑屏幕上合成出各种形态的水。要么是浩瀚大海，要么是涓涓细流，要么是风吹皱一池碧波，看上去比摄影机拍摄下来的真实的水还有生命力。这一技术很快被用到微软公司的产品中，行销全世界。如今，每天有亿万人在使用他的发明，而他本人也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助理研究员。
微软亚洲研究院有着强烈的“名牌大学”情结，他们自己大都出自名牌大学，所以特别注重学历，特别青睐博士。胡耀华在这座大楼里面是个例外，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出自名牌大学，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电子系的本科生。这学校虽然也是重点大学，但是那些稍微优秀一点的高三学生，都像微软员工一样崇尚“名牌大学”，他们心中的目标是清华和北大，而北京工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中间失败者的去处。不幸的是，胡耀华正是这样一个“失败者”。他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主要课程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在班里只能算中等，参加过很多数理化的比赛，却从来也没有得过奖。高考的时候又再一次失手，望着他心中的“北大”叹息不已。
1997年秋天，耀华进了北京工业大学。这所学校愿意接受那些从清华北大的志愿上掉下来的考生，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行动。但是这些学生跨进校门来的时候，几乎都有一种耻辱感。他们中间有些人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感觉，不来了，宁愿在家里复读一年重新考试，或者千方百计寻找出国读书的门路。耀华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不会失败，而在于他面对失败的想法不同。
但是他仍有至少一年的彷徨。他选择了电子工程系，这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专业。事实上他喜欢的是计算机。他在读初一的时候就喜欢计算机了，那时候90年代已经开始，计算机虽然还不普及，但已经不是稀罕东西。他在学校里面参加计算机小组，去机房编制自己的程序，然后参加比赛。后来他有了自己的电脑，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电脑上。这让他在课堂上的考试成绩总是不大好，但他并不在意。“我那时候认定我对电脑有兴趣，但是还没有认准以后就干这行。”
报考大学时选择专业，对于这个孩子仍是一件难事。就像大多数高三毕业的学生一样，他完全不了解大学里五花八门的专业都是干什么的，只是自己玩计算机已经6年，实在想不出大学计算机课程还能给他什么新东西，于是他给自己选择电子系。“人家告诉我，在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这三个领域中，电子是一个更基础、覆盖范围更广泛的专业。我想这也不错，就挑了它。”
但是学习刚刚开始他就发现情况不对。他总是提不起精神，上课时脑子总是往别的地方跑，下课时心情一下子好起来。成绩总是不高不低，中不溜，看到同学比自己强，他也不着急。一年级还没结束，他已无法摆脱那种消极情绪。他去找老师，要求转到计算机系，老师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他相信有很多办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过去的6年里，计算机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从现在开始，他要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无论学习什么，主动和被动大不一样。自从进入大学以来，耀华第一次有了喜欢学校的感觉。他开始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完全不管学校设置的课程是什么，只完成自己的计划：一年级学习基础，二年级学习网络，到了三年级，他就开始学习图形学。
这个领域里的一切东西都让他欣喜若狂。他如饥似渴，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可惜大多数学校很少涉及图形学，只有浙江大学还能入门，而在他自己的学校里，只是作为选修课。他没有选，他不相信课堂上能给他多少有意义的东西，他选择的方式是自学。
他的自学能力很强，上中学的时候，他总是在开学之前把课程先学一遍，等到人家开始学了，他就去玩电脑。所以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常常不如别人，但是他学会了学习。现在，他故伎重演。他的“教室”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他的“老师”是全世界图形学领域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整天泡在学校图书馆里，先是一本一本地看，速度很慢，但是他很投入，速度也越来越快，后来是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看。图书馆里几百本计算机领域的书都被他看完了。
没有谁给他留作业，也没有谁给他出考题。他用了极大心血去学习的东西，通常都不在学校的考试和学分范围之内，他并不在乎这些。而学校设置的课程，他只在一些最重要的基础课上花时间，比如高等数学，其余大多数课程，他只在考试之前突击一下，拿到学分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拿不到学分，他也不在意。“我关心的是我到底学到了什么，考试多少分我从来都不关心。”
有时候你想起学校的情景，一定会很奇怪。大家生活在同一个教育环境里，似乎没有人能改变教育的环境，但是你只要改变对教育的看法，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耀华已经进入这样一种境界。尽管他在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中成绩平平，但他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中的知识和能力，不仅非一般本科生可以相比，即使那些硕士和博士生也很难超过。
正是这个事实让微软对他发生了兴趣。
“走进微软的时候，我很自信。”这个连本科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这样说，“我不认为那些硕士或者博士比我强。”
对他来说，在微软的实习是一个新阶段。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在大学三年苦心学习的图形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研究中。那些天一想到他的“数字水”，耀华就特别兴奋，深夜睡不着，白天不吃饭，脑子里面不断冒出新想法，一有想法就忙不迭地跑到计算机前去试验。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构成“大脑主动指数”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热爱和激情。其公式如下：
大脑主动指数=热爱×激情
有一天，有个记者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有些腼腆又有些得意地说：“如果把我的学习时间算一算，那么我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要比其他所有科目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你总要完成学校的课程，通过考试呀？”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自己的实力，至于考试什么的，我不是特别在乎。”
“聪明的学生不一定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是很自觉的学生一定是聪明的。你认为你很聪明吗？”
“不。我就怕人家说我聪明，至少那些考上北大的学生比我聪明。如果你今天要我谈论什么天才，我可一句也说不出。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天才不重要，能力强不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动，是进取，是把潜力发挥出来，才能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
“事实上这也需要勇气。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成绩啊、考试啊、名次啊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那么考试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学就不重要了。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主动精神。”
“你很幸运，没有名牌大学，没有很高的学历，却找到了好工作。”
“是啊，像我这样的人很少。这样做的风险的确很大。当初我也没有怎么细想，要是细想想，有多少人敢这样冒险呢？”
胡耀华长叹一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学习越好的孩子主动性越差
为什么学习越好的孩子主动性越差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
——朱文力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朱文力说。
同样的意思，在中国有另外一种表述。爸爸对儿子说：“你们班上学习最好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家庭教师；学习最差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老板。”
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会说，这是那些学习差的人在自我安慰。可是朱文力讲这话的时候，那副表情与其说是在“自我安慰”，不如说是在“自我反省”。微软的另一个研究员，张黔，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开心得大笑：“真有这个可能。我们家就是证明啊。我二哥的学习成绩比我差远了，可他现在自己开了好几家公司，做得很好。我妈妈都愿意到他那里去住啊。”
朱文力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女性。尽管你在微软公司很难找到性别歧视的证据，但它在全世界的几百个研究员中，女性的确很少。所以你可以相信，文力一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她不仅不是“差学生”，而且还是她自己所说的那种“A等生”，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下一个优秀学生的经典之作：严格而且细腻的家庭教育、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门门功课都是5分、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然后是清华大学。
她的外表有点像她的名字，端庄、文静，轻轻地覆盖在一种力量之上。她很年轻，但她在希格玛大厦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表明她在研究院里已经有些资历。她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业，又在美国的公司里做过几年研究员。为了帮助别人理解她的一些想法，她总要提到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还不由自主地拿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做比较。她相信“每个孩子心中都有自己的愿望，都想去实现它。”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孩子总是很害羞，不能主动地去表达自己，主动地解决问题，主动地去开辟新的道路？”
她的想法在很多经历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中引起共鸣。大家把自己的经历纷纷凑在一起，居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中国，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越差；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还要好一些。”然后她就解释她的理由：
没有人逼你去做，是你自己要去做。这就是主动性。这里面也许有一个性格的问题，还有周围环境影响的问题。你的性格里是叛逆的成分多一些？还是顺从的成分多一些？叛逆的成分比较多的话，就可能对学校的教育不以为然，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把全部精力放到课本上，可能会去追求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大学里面经常逃课的学生，都是脑子比较活的人。比如比尔·盖茨，干脆退学了。所谓“好学生”，其实就是把父母和老师让你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其他的事情都不去想，主动性自然就差一些，也就是我们说的“五分＋绵羊”，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孩子。
文力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个企业的计划人员，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家教极严，对这个女儿尤其严格。文力小时候是那种聪明乖巧的女孩儿，人人喜欢。像所有小女孩儿一样，她爱跳舞，爱洋娃娃，爱看童话故事。但是父亲自己是学习自动化的，认定女儿也应当像他一样。女儿刚刚进入学龄，他就要求女儿在家里学习英语。
父亲对女儿的一切都很放纵，惟有学习必须一丝不苟，他要女儿按时收听收音机里面的英语课程，绝不能有任何懈怠。文力小学毕业进入中学的那一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所有敏感的父母都意识到孩子的命运将要发生转折。这个父亲当然不例外，他开始要求文力学习数学，还亲自讲解数学题。
文力既不喜欢外语也不喜欢数学。“除了做作业，还得学英语学数学，我特别烦，觉得这是多了好多事。”实际上她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童话故事，看中国的《李自成》，喜欢写那种抒情散文式的作文。但她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父亲让她做什么她就去做。
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到了做功课的时候就做功课，到了睡觉的时间就睡觉，到了起床的钟点就起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从不怠慢。爸爸让她学什么，她就学了；爸爸不让她学的东西，她就不学。因为外语学院附中不是重点中学，爸爸不让她去读，她就不去了。爸爸看中了一所重点中学，让她去考，她就考上了。
“我这一辈子，至少在我出国之前，一直都是在我爸的逼迫之下学习的。”她在长大以后这样说。
她成了班里的好学生，上课很认真，作业也都按时完成，考试总是第一名，大家都说她聪明。对她来说，学习并不费劲，但是她从来没有过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从来没有去探索。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这方面的引导。我只知道完成学校的课程，考个高分数，考个好学校，就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了。”老师们都在教她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竞赛，就是没有一个老师问过她，“你的长处是什么？你的短处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将来打算干什么？”也没有哪一个老师对她说，“你将来一定要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你从现在就要开始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些同学可能自己想过这些问题，有些同学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文力一边极力回忆当时的情形，一边说：
我呢？开始的时候还是想得挺多的，总是幻想自己将来会干什么，但是后来这些念头全都被考试和分数埋起来了，挖都挖不出来！我们的教育从来不鼓励学生的主动性，不鼓励你去认识你自己，不鼓励你去发觉你的长处，不鼓励你去培养你的兴趣，这些都没有。大家都
是“随大溜”，要上大学都上大学，要说计算机专业好，大家全都去报考计算机，没人问你是不是喜欢计算机。我毕业的那一年，是“生物热”，学校号召大家都去学这个，就是不问学生有没有兴趣。
到了高中二年级，学生要选择自己的方向：文科还是理工科？这是中国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面对的第一次选择。文力其实还是很喜欢文学。两个要好的朋友都是爱好文学的，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小说。她也很喜欢艺术，到美术馆去看各种各样的展览。“实际上要是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可能就奔这条路了，也许我现在就是个评论家之类的，去研究文学。”
但是她选择了理工科，一点也没犹豫，想都没想自己会读文科班。父亲并没有强迫她，但她知道父亲一直希望她走上理工科的道路。他不喜欢文，看到女儿在看小说，就会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看闲书？”社会的舆论也不看重这个，不仅不看重，还认为只有那些数理化成绩不够好的学生才去学文科。老师也对她说：“既然你的数理化那么好，当然应当选择理工科。”
“大家都觉得，谁进了文科谁就是弱者。如果一个学生数理化很好却去学文，就让人感觉吃了大亏。”文力说，“所以，说是让我选择，其实是没有什么选择的，自然而然就上了现在这条路。”
按照通行的标准来衡量，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好学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