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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泄密者，惊扰万人心
细雨
天机
1997年8 月下旬，英国媒介纷纷报道了一条令情报机构和内阁要员们十分尴尬
的消息：“现任几位政府要员曾是秘密保安局侦察和窃听的对象。”原来，1997年
3 月刚从秘密保安局辞职的戴卫·谢勒向媒介披露：从70年代到80年代，MI5 对现
任政府高级官员的某些工党人物进行过电话窃听，并将他们的材料一直保存到1992
年。被MI5 窃听的高级官员有：现任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社会安全大臣哈里特
·哈曼女士，不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此外还有《卫报》高级记者维多利亚·布
里顿女士等。彼得·曼德尔森1977年担任英国工会大会负责人，也是共青团员和大
不列颠共产党党员。他在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读书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多
次出国参加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组织的“青年节”，去过古巴等国家。秘密
情报局从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进行电话窃听，目的是想弄清他是一个卧底间谍还是
一个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当然窃听者从中得到了不少曼德尔森的其他趣闻。杰
克·斯特劳70年代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被怀疑是
“倾向共产主义者”，他也是秘密保安局侦察的人物。哈里特·哈曼女士当时是人
权和自由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被认为同情共产主义，她的电话一直被窃听。此事1985
年就曾被秘密保安局的另一位女“叛徒”卡西·梅西特曝光过。《卫报》副主编兼
记者维多利亚·布里顿女士因银行帐户上多了25万英镑而被怀疑，那些钱是从利比
亚汇来的。英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银行若认为哪笔款项可疑应向警方报
告。MI5 接到报告后，怀疑她在为利比亚恐怖分子洗黑钱。从1993年起对她进行侦
察。除了电话窃听外，布里顿走到哪里，特工就跟到哪里，原本打算在她的家里安
装秘密摄像器材，但因太容易被布里顿的家人发现，所以没于成。时隔不久，特工
们发现了布里顿得到那笔钱的正当理由。戴卫·谢勒说：“为了侦察布里顿女士这
一‘典型的洗黑钱行为’，MI5 却花了 75 万英镑。”世人皆知，英国秘密保安局
长期以来对左翼人士进行着广泛的侦察，其中包括工会组织者、人权和自由派团体
成员以及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青年学生。戴卫·谢勒认为，秘密保安局神经过敏，
官僚繁琐。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事传开，情报部门十分紧张，1997年8 月 24 日，英国国会对此事赶紧举行
听证会，据说主要讨论了泄露机密者谢勒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保密法》，每位在政
府部门工作的人员都在这个法律上签过字，谢勒也不例外。但是“政府和国会都没
有对情报部门侦察曼德尔森、斯特劳和哈曼一事进行评价”。有人认为，政府不想
对谢勒这样的人起诉，但内政大臣面临的压力是如何采取措施，防止那些对情报部
门不满的人员泄露机密。5 天后，8 月30日，政府从最高法院领到上方宝剑，立刻
制止戴卫·谢勒通过公开刊物背叛国家安全事业，让某些个人受到伤害的行为。内
政大臣杰克·斯特劳表示，他不想阻止法庭辩论，谢勒的行为已经“对国家安全构
成很大危害”。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制止泄密行为是必要的。他还说，自己曾多
次劝告有关报纸不要刊载谢勒泄露国家秘密的文章，但没有效果，所以只好借助法
令来解决。人权自由派组织领袖，另一位被秘密保安局长期侦察的人物约翰·沃德
姆得知政府于预此事后说：“上周人们从报纸上了解到的秘密保安局滥用职权的事
惰，本周再也见不到下文了。”他反对政府出面制止。沃德姆还呼吁内政大臣斯特
劳“是否从社会而不是战争的角度出发，考虑MI5 的存在问题”。他说：“任何针
对国内的秘密警察的存在，都不可避免地伤害公民的隐私权、破坏公开性等民主的
内涵。”英国公众议论纷纷，“究竟存了多少份公民的黑材料？”8 月29日，《泰
晤士报》透露，秘密保安局长史蒂芬·兰德男爵迫于公众压力，“准备近期公开本
局所掌握的公民私人秘密档案的数字”，外界估计至少有100 万份，几乎每100 个
英国人中，就有一个被侦察，但公布的数字会少得多。实际上，一年前，秘密保安
局已经根据议会安全委员会的指示，开始销毁不需留的档案，兰德局长想选择一个
适当的日子公布数字，以告慰议会和公众，秘密保安局已经销毁了很多旧材料。同
时，MI5 正在采取有力措施，严格控制接触旧档案的人员。英国情报安全机构对此
的反应是：对上寻求保护，政府决定用法令强行制止就是证明；对泄密者按照各种
法规立刻进行审查，以便找出证据对其起诉，调查一事已安排苏格兰场警察负责；
对内反省保密制度和录用制度，检查为何对机密档案没有管理好，为何录用了谢勒
这样的人等一系列的内部问题。
一对儿泄密者
戴卫·谢勒，31岁，1991年进入英国秘密保安局，1997年3 月辞职。有人描绘
他：单身、黑发、肥胖；聪明、自信、自大，喜欢在公共场合吹牛；是不定期的持
不同政见者，声称想改革秘密保安局，但竞争不过同事，自动退出。谢勒在邓迪大
学期间就是有名的捣乱分子，特别是他1987年担任校刊编辑后，经常搞些怪名堂，
说些极端的话。大学毕业后，他到《星期天邮报》当见习记者，6 个月期满后，报
社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没有录用他。不久，他就成了秘密保安局人员。他在6
年的时间中调换了好几次工作，从C 处（对政府和MI5 内部人员进行审查的部门）
到F2处（反颠覆部门），又从F2处到G 处（负责反恐怖事务），一直提升不快，但
和其他人一样有权接触所有的机密材料。有报道说，谢勒以5000英镑的价钱，向《
星期天邮报》出卖了秘密保安局的内幕消息。除违法泄密外，谢勒还面临着另外几
项审查，如当上特工后，仍背着组织继续与报界友人保持密切的关系等。谢勒对外
界说：“我知道讲出这些有被起诉的危险，我在《公务员保密法》上签过字。但我
若不说出来，这些事情就总在折磨着我，令我良心不安。”他自1997年3 月辞职后，
一直在写有关MI5 内幕的书。和谢勒长期同居的安妮·麦肯女士，29岁，剑桥大学
毕业，也是秘密保安局人员。麦肯工作表现极好，是“细致谨慎的典型”，上级非
常器重她，大家一致公认她在秘密保安局“前途无量”。然而，她也和谢勒在同一
天向单位递交了辞呈。麦肯面临的审查是，是否曾拿出机密档案，擅自让男友看。
内部问题能怨谁？
事发之后，有人指责秘密保安局，为什么在征募时不把好关。除了分析他的一
贯表现发现问题外，高中校长安德鲁·麦克塔维什1984年给他的评语就很说明问题
：谢勒是一个天生的。会见风使舵的叛逆者。谢勒自称是“被秘密保安局以非传统
方式征募的一群人之一”，该局前些年就开始此项工作，只不过没有刊登广告而已。
有人批评秘密保安局只顾了公开征募，忽视了质量。另有不少人从保密制度的角度
质问秘密保安局“为什么让职位那么低的人员接触到现任高级政要的机密档案？”
其实，早在此之前，议会情报安全委员会主席，前保守党国防大臣汤姆·金就已经
好几次约见英国几家情报机构要员，提醒他们注意内部安全，严格管理机密材料。
近年来英国情报安全部门不断出现“变节分子”，没少泄露机密。1984年秘密保安
局人员麦克尔·贝坦内企图向苏联克格勃出卖机密，并告诉外界MI5 内部人员过量
饮酒的问题非常普遍。1985年，上面提到的卡西·梅西特向外界透露了秘密保安局
详细的反间谍、反颠覆机密。1987年彼得·赖特出版的《抓间谍的人》一书，更是
把秘密保安局的家底儿抖搂一番。由于1989年《安全法》出台后，人权自由派团体
向欧洲联盟人权法庭递交了抗议报告，所以大多数泄密者均没有被起诉。每次轰动
性的泄密小闹剧过后，英国情报界总要对自已内部管理、人员录用等问题审视一番，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不知道时隔多久下一轮演出又要开始。
（1998年第5 期）
谍心不死——间谍、情报纪实集粹
拉宾遇刺之谜
张克俊
4 年前，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在美国签署了和平
协议，从而使几十年来动荡不已的中东地区，终于露出了和平的曙光。但好景不长，
在1995年11月4 日，拉宾总理突然遇刺身亡，中东的和平进程也随之嘎然而止。
全世界的人们至今都很怀念这位和平的使者，但更想知道他遇刺的真相。
乍一看来，拉宾的遇刺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因为案情好像很简单：一个叫阿
米尔的青年当着成千上万听众的面，向正在特拉维夫皇家广场慷慨激昂演讲的拉宾
开枪射击。
阿米尔当场束手就擒，在随后的审讯中他对行刺事实大包大揽，供认不讳。
许多善良的人都以为，本案到此已大白于天下，可以“盖棺论定”了，但他们
忘记了法律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招供本身并不完全等于罪证。
他为何能轻易接近拉宾？
对阿米尔能毫无阻挡地接近拉宾，并有足够的时间向拉宾开枪，当时许多记者
都感到大惑不解。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以色列的国情所致。其实，在土生土长的以
色列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以色列，只要在公众场合，三教九流、各
色人等（当然不包括酒鬼、流浪汉、乞丐和巴勒斯坦人）都可以随意接近政府首脑，
甚至还可以提一两个问题让他回答。譬如在1977——1983年贝京总理执政期间，每
个星期五晚上，他都要照例举行晚餐会，谁都可以参加，幸运者还可以和总理交谈
上几句。后因参加者太多，不得不将人数压缩到50人以内。
顺便说一句，以色列和美国一样，枪支可以自由买卖，40％以上的以色列成年
人都携带枪支。这就是说，在每十个接近总理的人当中，就有四人当时可能是携带
枪支的，而阿米尔就是这四人中的一个。
前不久，有两个立场各异而又素昧平生的人，各自搞了一个调查，结果十分惊
人：阿米尔的确向正在演讲的拉宾开了枪，但他的射击并没有造成致命的后果。因
此他们断言，阿米尔并不是杀死拉宾的真凶！
逼近拉宾开枪者是谁？
拉宾遇害后，以色列各大报立即刊出这样一条消息：早在1995年7 月，也就是
案发前的四个月，阿米尔的一个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有密切接触的朋友，曾向阿
米尔透露，将要采取行动刺杀拉宾。遗憾的是，当时谁也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案发后还获悉，阿米尔曾先后五次企图刺杀拉宾。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
计划全都泡了汤。
拉宾死后，真正堪称爆炸性新闻的当属巴拉巴什教授的谈话。此人是特拉维夫
一所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奄奄一息的拉宾被急送到医院后，这位医师对他的伤势
曾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他发现，子弹从拉宾的胸部射入，穿透心脏，又经背部，从第五根和第六根肋
骨之间射出。也就是说，这致命的一枪，是从拉宾的前面射击的。
以色列警方在提交给法庭的报告中也说：“死者体内留有大量火药粉，上衣有
很长的缺口。由此可以断定，杀手是用枪口直抵拉宾的胸口开枪的。”
在场的许多听众早就知道阿米尔是从背后射杀拉宾的，而且还有一个叫凯普勒
尔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用摄像机摄下了案发现场。
而阿米尔的确是从拉宾的背后对拉宾连击了三枪，他根本没有在拉宾的前面开
枪。况且，当时广场人山人海，阿米尔根本不可能接近拉宾，再说他也没有必要这
样做。那么，逼近拉宾射击的究竟是谁呢？
回眸瞬间
尽管那个业余摄影爱好者凯普勒尔拍的录像质量很差，但透过屏幕仍能清晰地
看到枪击时迸出的火花和拉宾的反应。听到枪响，拉宾迅速向后扭头，直视枪响的
地方。
据以色列官方报道，从拉宾身后射来的第一枪，打断了他的脊柱并伤及脊髓。
可是，任何一个对医学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脊髓受伤会立刻导致人体瘫痪，从而
完全丧失活动能力。如果拉宾的脊柱果然受了伤，他肯定连五指都不能动弹，更不
用说迅速扭头向后看了。疑点还不止这些。比如，拉宾回头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简直可以说是飞快，而且动作惊人的敏捷，只用了0 ．2 秒。
在追踪调查此案的过程中还发现，凯普勒尔拍的录像在电视台放映时，有多个
极其重要的镜头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剪裁了。显而易见，有人急不可耐地要隐瞒某些
重要罪证。但到底是什么罪证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95年11月4 日特拉维夫皇家广场上的情景：一场为捍卫和
平而举行的摩托车赛刚刚结束，拉宾第一个走下讲坛，径直向他的座车走去。拉宾
淹没在人的海洋中，凯普勒尔几乎看不到这位总理的身影。但他硬是将渐渐远去的
拉宾完整地摄入了镜头。
说实在的，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的万人广场上，
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选择一处稍高一点的地方，进行实地拍摄，不只需要智慧、直觉
和运气，还得有一流的拍摄技巧。
现场疑团
据以色列官方报道，拉宾在临终前曾输过8 次血。这说明拉宾身负致命枪伤，
为此流血不止。正如主治医师巴拉巴什教授证实的那样，拉宾心脏部位的大动脉受
重伤，从而引起大出血。病历也同样证实这位政府首脑的伤口曾经大出血。
现在我们暂且不说这些，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法庭的证词。在这次枪击事件
中同样受伤的拉宾的保缥鲁宾作证说，他眼见情势危急，便纵身向拉宾扑去，把他
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掩护着他。
然而，只要我们把鲁宾讲的这些情节仔细想一下，便会对下面这种怪现象百思
不得其解：一个身负重伤、大动脉血流如注的人，猝不及防地、重重地倒在坚硬的
柏油地面上，并被保镖沉重的身体压着紧贴地面，为何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细微的痕
迹呢？可是以色列警方明明说，他们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丝血迹！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不免让人疑窦丛生。
而且，即使阿米尔开枪打中了拉宾，伤势也肯定不太重，因此，杀死拉宾肯定
是另一个人所为。那么，这个神秘的杀手又是谁呢？
现场枪声
特拉维夫皇家广场。
一阵枪响刚过，案发现场附近成百上千的人就立刻清楚地听到拉宾保镖们的吼
叫：“这不是真的开枪！子弹是空的！这是演习！”
看来这些保镖早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事先布置好的这场“戏”（如果真的在演戏的话），原本可以成为取缔右翼反
对派和国民阵线的真正武器。这场戏里自然没有刺杀总理这一幕。但谁都没有料到，
“精心部署的结局”到了最后那一刻，却突然变了样，酿成了拉宾总理的杀身之祸！
请看鲁宾在法庭上的证词：“我用自己的身体把拉宾掩护好之后，便大声喊道
：‘总理，您只管听我的，别人谁也不要听！现在听我指挥！’我的话音刚落，只
听连响了两枪，不大一会儿，又传来了第三声枪响，随后便没了动静。于是，我趁
机对拉宾说，枪声已经过去了。过了几秒钟以后，我抬起了头，拉宾扶我站了起来
……”
保镖鲁宾一口咬定，脊柱已经受重伤的拉宾居然还能扶他起身！
（1998年第11期）
谍心不死——间谍、情报纪实集粹
出卖核机密的单身汉
张克俊
1992年9 月14日。晨曦方露，法国反谍报机关的两名特工又一次风驰电掣地驱
车向奥尔斯城进发。
进城后，他们照例在贝尔尤大街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