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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家头等的腻歪事。万老头却瞧不上义兰，一嫌这孩子疯扯，二嫌她哥，三嫌义兰和建华太近乎。谁知家福这不争气的东西偏偏就喜欢这个扯丫头，追来追去，还真叫他追上了，怪不得上千的票子扔到张家，家福一点不心疼。开头，老头琢磨着，真要成了这门亲，也有这门亲的好处，也就没搭茬，听儿子和义兰穷聊。可义兰这最后一句话，又把他惹火了。义兰不就仗着有个当官的哥吗，听那语气，分明是用话作践儿子。于是，他干咳了一声：
“家福，你小子没事别磨闲牙。别人的事儿，你操哪门子心？你求别人的事，谁又替你真操心？我和你妈得歇会儿了，剩下这些，你全得收拾了。”
张义兰愣了一下，家福爹这话是冲自己来的，顿时脸色一变，扭头走了。
家福气得跺脚：“您这不是存心拆我的台吗？什么好事也让你给搅黄了！”
“好事？她就是看上咱家有俩钱儿。我明告你，这号人休想进我家门！”儿子的话无异于给万老头已经冒火的心上浇了油，儿子跟老子发脾气，这还了得。他高嗓门地嚷起来。想让张义兰听见，千儿多块钱给他乖乖送回来。
“钱怎么了？钱是我挣的，没钱我还不找她呢！”家福气极了，冲父亲喊了一嗓子就出了院门。
院门外，张义兰早就没了影，她家在胡同口，这么一小会儿，她走不到那儿，她上哪儿去了？
旁边院门里跑出个人来，把家福撞得一个踉跄。
那是史春生，和普店街这会儿正在打包拆门浑身是土的街坊们不同，他浑身上下利利索索，领带结打得一丝不苟。
还没等家福跟春生搭话，院里就甩出一阵女人的叫骂声：“你个混蛋！你想一推六二五呀，你不许走！”跟着史春生的老婆王敏就冲出院门抓住了丈夫的胳膊。
“干什么？你，你小声点，让人家……”史春生尴尬地挣脱老婆的手。
“甭怕别人听！我还正想让人家给评评理呢。家福兄弟在这儿，你给评评。”王敏索性对家福诉起苦来，“咱们普店街搬迁，哪家不是男的主管，女的帮衬？我们这位可好，说他们那个什么高级饭店不让请假，全让我管。好，我管就我管，说实在的，自打结婚，从洗衣裳做饭到买煤看孩子，他史春生哪一样沾过手？好，您金贵。可我也得找几个帮手呀，我跟我的单位要，头儿满给面儿，明天就派车派人。可人家帮忙是客情，我不得请人家一顿？忙忙活活的，家里没法做，就下馆子吧。他在饭店工作，咱们就去吃一顿，连我八个人，正好一桌。可他就是不让，你说，气不气人？！”
家福望望这满脸怨气的女人，她浑身是土，头发乱蓬蓬的，要不是街坊，谁也不会把她和面前这个衣冠楚楚的史春生联系到一起，他不禁同情起她来。
“要说也是，你们单位什么都不管，管顿饭还不行？”他帮王敏的腔了。
“家福，你不知道‘凤华’不比从前那个小馆了，这是中外合资的饭店。”
“合资怎么了，是不是在中国开的？还不许中国人吃怎么的？咱们又不是不给钱，就是让照顾一下。”老婆说。
“照顾不了，八个人四百块一分不能少，这还是最低标准的。”
“你不是经理吗？一点权没有？”家福问他。
“我们那儿是按国际标准管理，违反制度根本没门。就是我这个副经理，有了过失，照样炒你的鱿鱼。”
“什么？”万家福没听懂。
“就是解雇你。”春生解释道。
“解雇就解雇。回家干个体户，更好！像现在，一天不着家，有家不管事有什么好的，这种没人味儿的饭店还呆着个什么劲儿？当个副经理要权没权要利没利，什么事都得听人家大鼻子的，没出息！”王敏话茬子很硬，一句不让。
“你懂什么？”史春生说。
“懂什么？懂过日子，懂顾家顾儿子，懂不给洋人当三孙子！”
“你！……”史春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甩手就走。
“好，你走！你走！你一辈子别回来！”王敏在丈夫身后咬牙切齿地喊。
“嫂子，别生气了，春生也有他的难处。这么着，明儿我介绍你去翠华楼，那儿的经理跟我是哥们儿，内部价，一百二十块一桌，怎么样？”
“我也管不了了，这个家我不要了。”女人抹着眼泪回了小院。
家福不敢多耽搁，加快脚步朝义兰家走去。
张家小院内，张家父子正齐心合力地在席上打被褥捆儿。张义民只穿个背心，满头大汗。
义兰不在院里。
张义民抬头看见万家福便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家福赶紧过来帮义民。“你歇会儿，这活儿不是你干的，我来。”
张义民就势松了手，抹抹汗：“不忙，我准备明天搬，市指挥部派人来。”
家福狡黠地一笑，市指挥部要能派人来，义兰就不会去找他了，但他仍说：“这好搬，还用动用指挥部，一会儿我有十来个哥们儿要来帮忙，费不了多大劲儿，保证给你顺顺当当搬过去。”
张义民拍拍家福的肩膀：“那就全靠你了。”
两个老同学，这是几年来第一次比较平等的对话。他们一起长大，同时走出大学的校门。然而失误和机遇，放纵和节制却各自为他们铺设了不同的两条路。
现在，他们分处在一条直线的两个端点，当世界旋转起来的时候，又很难说谁占据着上端。
张义民看看表：“唉呀，一会儿我还有个重要的会，我看还是明天……”
“你开你的会去，这儿我承包了。”家福利利索索地将行李一个个捆好。
张义民脱开身，跑到胡同口的水龙头去冲浇身子。指挥部确实可以派人来帮他搬家，可他没张口，他怕自己这个寒酸的家丢了堂堂副指挥的面子。而原先的穷朋友，这几年又早断了来往。只好自己干。自己干，他一则怕累二则窝囊。多嘴的义兰早就跟胡同吹风他们家要搬到市委宿舍楼，甚至把高伯年给女儿留在黄山大楼的房间也早吹成他的了。结果，他仍然和这些人一起搬到同样的居民楼去。因为搬家，他有几天没见到罗晓维了。高婕去上海一个多月了，一封信也没有，怕是第二个孩子也该有了。他想起这些，心里就被苦涩和屈辱塞得喘不上气。每当这时，他就去找罗晓维，在她那儿发泄自己的怨、恨、情火。但每去一次，他又都觉着自己往泥潭中深陷了一步。
从水龙头旁直起腰，张义民碰见了气势汹汹的万老头。
“我家那个混账是不是在你们家？”万老头突然觉得在张义民面前长高了一头，口气也硬了。
“在。”张义民客客气气。
“这混蛋，自己家还没有收拾完，他就管闲事，现在帮忙的十多个人都到了，这小子倒不知钻哪个洞里去了。”
“家福说，您明天搬。”张义民耐心地说。
“明天搬？说得美！明天，那楼道的地方还不全让人占了去，我凭什么明天搬？”万老头心里的火一下子喷射出来。
“占楼道？我看谁敢？！我早就向全市搬迁户明确了。公共地方不许占，谁家占就罚款，严重的交指挥部处理。”张义民的脸色和口吻立刻威严了。
“那……”万老头顿时哑口，张义民一句话又把他压矮了。
“万大爷，今天搬，明天搬都一个样。您要是怕没帮忙的，明天我从市指挥部派二三十人够了吧？”张义民又换了副笑脸，平辈儿似的拍拍老头的肩膀。
万老头张口结舌，他本不想再把张义民这坏小子放到眼里，可不放行吗？他直愣愣地瞧着张义民的背影，竟没勇气像说头几句话那样，硬邦邦地再甩上一句泄火的话。
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胡同口响起，有人家起程了。接着，接二连三地响起了鞭炮，鞭炮声和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一辆辆的大卡车满载着一家两家、十家百家的家什，离开普店街，驶向新的居住地。
一阵尖利的叫声从胡同口传来，那叫声很惨，像是女人的声音：“出事了……”
万老头慌慌忙忙地跑出胡同。
一群人围成了圈儿。圈里有人说：“这孩子爬汽车玩，汽车猛地一开，把孩子摔晕了。”
万老头挤不上前。
张义兰搀着杨元珍从胡同口跑出来。她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一见躺在地上的孩子，嗓子变了音。
“小蒙蒙！……”
第 十 五 章
高婕回来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和一颗破碎的心。
她走出火车站。一个多月的时间，她几乎把这儿忘记了，而现在，她的记忆在慢慢复苏，仿佛从一场梦中醒来，她又回到了生活的现实中。
她提着一只小皮箱，缓缓地随着人流走到人流的分流处。她四处张望，想叫一辆出租车回家，她实在无力拖着这皮箱去挤公共汽车，虽然它并不重。那只沉重的皮箱，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把它扔还给他了。他猝不及防，皮箱砸到他脸上，他倒了，眼镜落到地上，镜片开出一朵玻璃花，鼻子流了血，极狼狈地仰在地上，惶惑而羞怒地看着其实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她。她有了那么瞬间的快意，觉得发泄出一口腹腔淤积的闷气。那血多少抵偿了一部分她为他流过的，在人们眼中视为最贞洁的血。她看到站台上，不少人都围了过来，形成一个囚笼，把他圈在中央，像观赏一个动物。又是一丝瞬间的快意。这可怜的一丝快意，对她却是如此珍贵和稀有。一个多月，她从他身上仅仅得到了这么一点微薄、短暂，又并非甜蜜的快意。人们会认出他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被他遗弃的女人打翻在地。让这丑闻传播吧。他不是想摘取音乐界的王冠吗？他不是舍不得丢弃那个在美国有个洋爹的婆娘吗？他不是敢随意戏弄她的感情吗？好，试试看吧。她把受的屈辱化为报复，使她在那一刻自我感觉成为了 一只雄性的猛兽。
然而，现在，她却只感到浑身无力。脑子里、眼睛里一片空白。坐进出租汽车，惟一的愿望是快到家，好一睡不醒。
汽车驶过繁华的闹市区，驶过高大耸立着的“东芝”公司和“柯尼卡”的彩色巨型广告牌，驶过她天天上下班经过的街道。这一切唤起她一股亲切的情愫，包括那些过去令她反胃讨厌的“入侵”广告牌。为什么自己要自寻烦恼，破坏这宁静、安逸的生活？她有一个尊贵的家庭；她有自己最理想的职业。她的生活本不该和羞辱联系在一起。或许正是这种优越感造成的空虚，使她一时昏了头。她的眼睛潮湿了，虽然在他面前，她没有掉过一滴泪。
汽车驶过歌舞剧团的门口。她不敢看那绿色的大门。她怕别人看见她。她刚刚知道什么叫“怕”，她曾经毫无顾忌：批评会、警告、记过、列入编外，她都不在乎。而现在，她怕，怕这些，怕孤独。
“司机同志，为什么要绕到这儿来，应该直行。”她发现司机拐了个不应拐的弯儿。
“前面正在修环线，不通。”司机通过头上方的镜子睨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漂亮姑娘。
环线？这是什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名词，她皱皱眉。
在横穿一个大路口时，她看到左右路口全被木板封住了，车行之处尘土飞扬，木板墙内红旗飘扬，吊车在转动，像是在大兴土木。
“本市人？”司机好像很愿意和她搭讪。
“对。”
“出差回来？”
“嗯。”“走时，环线还没有动工吧？”
“什么叫环线？”她忍不住问。
“你不知道环线？”司机感到吃惊，“就是环城一圈的大马路，这连小孩子都知道的。”
她不知道。一个黄炯辉占据了她的全部。她没有空余的地方关心别的事儿。走时，好像听爸爸说过一条什么路，反正是和她毫无关系的路。回来了，这条路已经动工，而她的路，该怎么走？
出租汽车把她送到厦门路222号，高婕和门卫招招手，车又前行，在她家小楼前停下。
她走下车，付了款，谢绝了司机帮她提皮箱的好意，车开走了。
她站在花池旁，看着家里那扇雕花玻璃大门，踌躇不前。久别家里一个多月了，现在，她有什么资格回家，她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父母、哥哥？家里没人会理解她。
她再一次感到害怕。有生以来，她头一次怕父亲，怕母亲，怕家里的一切人。
高伯年坐在自己家的办公室里，正在认真审阅秘书送来的各种文件、报告和一些简报及信函材料。出院以来，他接连经受了大儿子牺牲、女儿离家出走这两件事的打击，险些又重返医院。但他终于顶住了内心的伤痛。最近，他的病情和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开始了正常工作。上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自己城市的工作，一是抓市场物价稳定的同时抓市民情绪的稳定；二是抓企业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企业职工思想教育，取得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点上的经验；三是支持培养年轻干部，卓有成效地抓了基本建设和市政建设。在小组讨论会上，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特别表扬了他这个市委书记善于培养年轻干部，在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能大胆、放手，给政府部门创造条件，使它们行使经济建设和市政建设的领导权、管理权。高伯年从心底感到宽慰。中央通过他的汇报了解了他的工作，理解了他作为一个老干部对新干部阎鸿唤的支持和帮助。知道了这座城市突出的成绩里面有他一份心血。这一段时间，由于顺利开工给他带来的心理不平衡，多少得到了补偿。他意识到，工程的成功，已不仅仅与阎鸿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他高伯年分割不开了。因此，他在窃窃自喜之余感到了压力，道路改造工程已经上了马，“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一定要搞好，千万不能出什么问题。
他在审阅过的文件上圈上圈，又一份份地在需要批示的材料、报告上签署了自己的具体意见。他对文件的处理，向来十分认真，尤其在批示意见时，要反复思忖，拿准了才写。他当市委书记以后，要求各部门的负责人在批示文件，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意见，改变过去文件旅行，只会签不负责任的过场话的作风。这种改革，体现出他的一贯工作作风，他认为这对机关那种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一种制约。
他把文件放在一边叠齐，就开始审阅来信。
秘书在两封信上标了红△，这是纪检方面的信，高伯年打开，立即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东市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揭发区长康克俭。“独断专行，用个人意气取代党的干部组织路线。”信中诉说了自己被康“一句话”便免职的经过，原因是他了解区里的内幕，对康克俭大搞不正之风有过意见和斗争。
高伯年有点激动。打击报复，专横跋扈，这种作风深为他所痛恨。虽不能排除写信人由于免职所带有的情绪成分，在言词和程度上会有夸大。但他相信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康克俭是晋波一再向市委常委会推荐的干部，当时组织部考察时，他就是个争议人物。后来，他多次接触到康克俭，这个中年干部多少带有点阎鸿唤的影子。
他沉思了一下，在信的上方空白处，写一句：“因儿子占房而免去父亲的职务，这种株连性处理，体现了干部思想上封建主义色彩的影响，正是左的思想方法的表现……”写到这儿，他想了想，觉得应该先给东市区委晋波去个电话，问问情况。
晋波证实了办公室主任被撤职确实是康克俭当时决定的，“但是……”晋波似乎想解释一下。
“但是什么？老晋，你是区委书记，在干部管理上，你可不能失职。……即便是他泄漏出去的，就该撤职吗？冻结分房，早晚要公布的嘛，一旦知道，就会有人去强占。你没泄漏给你儿子，你儿子不照样去占了嘛？我能张口就撤了你吗？谁占了就让谁搬出去好了。不要搞那些表面上原则性很强，实际上违反党的政策的事。现在有些人，特别是年轻干部，以为搞改革就可以不要政治思想工作，学西方那套动不动就撤职、解雇的简单方法，以为这就是改革。其实这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干部是党的财富，不是哪一个人雇的临时工，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组织任命与撤职是党委集体组织决定，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了算，区长更没这个权力……好，前不久，还有人反映了康克俭其他方面的问题，我批转给你看看。你是老同志了，也有经验，不仅要培养、扶持青年干部，还得特别注意观察和考察青年干部，把好接班人的关。这是我们这些老同志离休前为党为国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欢迎有时间来家里做客，尝尝老沈的拿手好菜……忙？我们哪一个现在不忙哟，随你吧。……好，什么时候来，提前来个电话。”
高伯年放下电话，又拿起笔继续在刚才写的几句话后面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