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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站起来。
“指挥部在等待我们一个回答，我们是撤出工地，换一班人马，还是留下来干？大家回答吧。”
“干！”会场上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
这正是杨建华所期待的回答，也是他向曹局长下保证时所料到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们。
阎鸿唤听到市委派出检查团到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的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到指挥部。
这些天，市政府的紧急事儿太多。猪肉出现了紧张，本来本市猪肉储存供应到今年夏季没什么问题，但春节前夕，突然出现了邻省市纷纷来他这里抢购之风，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让猪肉继续外流，很可能过了春节，连“五一”都维持不到，这需要召开商业口的紧急会议；春节前夕，一些个体商贩套购市场紧缺物资。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一些集体和国营商店也乘机随意涨价，乱涨物价之风，引起了市民心里的紧张和不满，不立即刹住这股风，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需要召开物价、工商、税务方面的紧急会议；春节过后，离春耕春播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环城线完工后，紧接就是环郊线开工，在这之前要把环郊线的规划和设计方案搞完，提前征地，免得郊区农民播了种后再占地，造成农民、国家双方受损，这需要召开规划局和农委的联合会议……一个个紧迫的，又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占去了阎鸿唤主要的精力和时间。不仅如此，一些琐碎的，然而又是亟待解决，求得批准的企业生产中的问题或人民生活中的问题，每天都大量地堆积到他的办公桌上，文件需要过目，计划需要审定，报告需要批示……每天他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日理万机，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并未感到精力的不足，也没让工作的摆布出现混乱，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
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他震惊的案件，市公安局检察院联合向他报告，破获了一个重大经济犯罪、流氓犯罪集团。首犯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员徐克的儿子徐援朝，还有现任副市长柳若晨的胞弟柳若明，市公安局要求立刻逮捕二犯，检察院列数二犯主要犯罪事实，准备正式向法庭提出起诉。案情是严重的，但阎鸿唤意识到比这更严重的是两位主要人物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舆论影响。可能公安局、检察院同样顾及到这个问题，才特意不单单依照法律，而且依照组织程序，向市委常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在强调法制的社会，当然要依法从事。尤其经过整党之后，群众对这类问题尤为敏感，因此丝毫不能犹豫手软。市委常委会经过半天讨论，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两份报告上共同签发了常委会的意见。
今天，他刚刚上班，秘书就交给他一份市委城建工委简报，简报上说，市委派出了一个二十人组成的财经纪律检查团进驻市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这消息又一次让他震惊。
他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陪着，走进了小会议室。会议室里间屋里正在进行一场言词激烈的谈话。阎鸿唤示意办公室主任不要惊动里面的交谈，悄悄地坐在外边会议室的沙发上。
“整个工程投资由我们局承包，现在一没超投资，二无质量问题，你们检查什么？”这是曹永祥的声音。
“曹局长，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你，也不是否定市政工程局在建设环线中取得的成绩，我们只想通过检查，搞清二公司的经济问题。”一个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说着。
“二公司在经济上没问题。”
“局长，任何结论都要在调查之后才能得出，您不要把弓拉得太满嘛。”
“我当然可以拉满弓。二公司承包，发节余提成费是我批准的，他们的账一笔笔我都清楚。”
“你清楚就好。但有一条您必须执行。冻结工程之外的全部支出，今后一切开支由检查组监督。”
“光明桥不能按时完工谁负责？如果我们的政策朝令夕改，工人们的热情就会受到打击，士气会受到挫伤。你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工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市内交通拥挤不堪的局面还要持续半年乃至一年；国家还要多拿出几千万来维持缓慢的工程。一个破记录的速度在世界建桥史上留下夭折的记载。你们知道吗，由于你们的举动，可能会造成不是几万元奖金所能弥补的巨大损失。”
“曹局长，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年人拿出一种教训的口吻，“我们的四化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如果您的工人离开钱就完不了工，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那您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长，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老板。市政工人劳动量大，工程进度快，这不假，但其他行业的人就不辛苦？像机关干部，每天忙上忙下，一个月一分钱奖金都没有，我们就不干工作了？二公司有的工人一个月拿了四五百的奖金，比国家总理的工资都高，这合乎情理吗？像什么超进度奖，节省原材料费，工程质量奖，巧立各种名目，其实根本立不住。没有超进度问题，只能说原指标定得太低，也不
存在节省材料问题，只能说定计划时报高了用料数，工程质量是必须保证的，工厂工人出了次品要罚，产品合格是应该的，发什么奖？市里拿出这么多钱投资环线工程，可钱不全用在工程上，相当一部分流入施工人员的腰包，这叫什么？这叫吃工程，严重说就是经济犯罪。”
阎鸿唤听不下去了，他仿佛看到那个慢条斯理侃侃而谈的、脑满肠肥的检查团团长自鸣得意的样子。他走进里屋，注意打量了一下检查团的团长，发现这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神气十足。稀疏的头发，干瘦的脸颊，穿着一身蓝色薄呢中山装，手捧着笔记本，弓腰倾身坐在沙发椅上，活像一个布经讲道的牧师。
那人见到阎鸿唤，慌忙站起身：“市长……”
阎鸿唤握握伸过来的手：“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是……”
“我是市委城建工委经查办的主任，叫……”
“噢。怪不得你说了那么多外行话，这就怨不得你了，因为你是专门研究问题的，所以谈论什么事情都染上点职业病。你刚刚提了不少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难解答，只要你到工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干一干，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正确的结论，在小账本上是得不到的。热火朝天的工地是一本大账，它记载着最有说服力的数字，一目了然。那里也急需干活儿的人。你不是觉得在机关里拿不到奖金吗，不是有不少人看着市政工人眼热吗，那么，曹局长，你就照顾照顾这些人的情绪，敞开大门，优先吸收检查团参加你们的队伍。光明桥完工，还有环郊路，高速公路，市内还有几个大的建筑工程，别说一个检查团，就是一个检查师，检查军也可以嘛。”
“市长。”检查团团长相信市长一定是误会了，“我们是市委派来的，高伯年同志……”
阎鸿唤打断他的话：“市委？我是市委副书记，我怎么不知道？每次常委会我都参加了，怎么没听说派了这么一个检查团？现在市委的名义也太不值钱了，谁都可以代表市委，市委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个人都可以称自己是市委。于是很多人办的很多蠢事都加在市委的头上，市委在人民群众中还有什么声望？市委是党在我市的领导，我们党的政策是支持改革。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挑改革毛病来的！那些因循守旧的地方、单位、部门你们不闻不问，而哪里有人改了旧章程，革了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命，你们的眼睛就盯向哪里。左一个组，右一个团，端着放大镜找毛病，跟在屁股后面抓辫子。找不到，也要硬给人安上一条，抓住不放。这么做，能代表市委吗？”
检查团团长红了脸：“市长，那……”
“怎么办？撤回去。改革的时代，我们党的干部首先要研究改革，支持改革，自身进行改革。如果觉得这样撤回去向上交不了差，那么就到光明桥去，一边干一边搞调查研究。”
检查团团长诺诺而回。
阎鸿唤在曹永祥身边坐下，手伸向放在茶几上的烟。曹永祥一把摁住他的手，然后从文件柜里拿出两条“大重九”香烟，递给市长。
“女婿孝敬我的。你给我解了围，算我给你的提成。”
阎鸿唤笑笑，不客气地转手递给秘书。
“老曹，凤凰桥工程刚结束时，就来了调查组，你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怕你为难。市长和市委书记不能公开顶牛呀，那人心就乱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我给自己留的后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进医院，一条是进监狱。现在还差得远呢，天大的事我一人顶着。”
阎鸿唤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也告诉过你，我的脑袋掖在了你的裤腰带上，你完蛋，我也跑不了，陪着你一块完蛋。”
曹永祥摆摆手：“我的裤腰上不掖别人的脑袋，尤其你的脑袋值钱，更掖不得。你这样的人，群众需要，市长的位子不能丢。我官小，影响不了大局，不怕丢官，大不了提前几个月离休，反正我曹永祥手下不能出冤死鬼。”
“谢谢。”阎鸿唤感动地拍拍老局长的手，“说心里话，来时我也犹豫，老高做了批示，我这个市长拗着劲儿干，问题就复杂了。但又有什么法子？我是市长，就得履行市长的职责，但有人偏偏在你负责的事情上横插一杠子，让你欲罢不忍，欲干不能。党政职责扰在一起，有些事就不好办，相互一边干工作，一边平衡党政关系。像走钢丝，改革的步伐快不了。”
“这是个问题，我看迟早体制改革得考虑这个问题。”
“不谈了。走，咱们到光明桥工地看看去，慰问慰问施工工人。我在位一天，就不能让不干的整干的，不能叫站着干活儿的全成了鬼，坐着养神儿的倒成了仙。不管他检查团撤不撤，我们去给工人们撑撑腰。”
住在医院，老队长怎么也不能安下心来，他埋怨自己病得不是时候，他住不惯病房。守着大夫，治病方便，但心里不舒坦，一天到晚憋得慌，病刚稍微见点轻，减下一个加号，他就吵着闹着出了院。呆在自己家里，心里照样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吃也吃不下。医生一再嘱咐，这种病，就得卧床休息，安心静养。养，他哪养得下去？
市里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建大桥，近几年，像光明桥这样规模的立体交叉桥怕是最后一座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是不是还要建，他不管。那时，建与不建早与他无关了。眼下，赶上这么个机会，偏偏又在这当口病倒了。全队的人都建了两座，他当师傅的却只捞上一座，这不等着让人笑话？即使今后病好了，回队里说话都不硬气。一个个小青年还会把他这个师傅放在眼里？他越想越上火，就是干着急，没办法。肾这玩艺管啥用，他不清楚，只是害得他浑身无力，动弹不了。腰眼上这么点小毛病，硬是把他硬朗朗的身子骨搞垮了。
他天天听广播，看报纸，想知道些光明桥的动静，可就在开工时听到点消息，以后再没动静。住院时，队里来人看他，说有人想整杨建华。那天市里来的调查组，就是调查建华问题的。他听了后悔了好几天，自己真是老糊涂了，不顶用，替人家张罗了一个会。这不是给人家炮膛里装火药，打自己吗？他耿直为人一辈子，从没坑害过谁，快活到头儿了，帮人整人，而且整的是建华，他的良心能好受？
难道建华被人整了？光明桥停工了？怎么一点消息没有。这几天，他就犯嘀咕，偷偷叫儿子到工地去打听。儿子回来告诉他，上面把队里的奖金给停了，工人都骂大街，他更呆不下去了。死活也得到工地去，建华需要个帮手儿。
“你要想让我多活两天，就让儿子把我送工地上去。”他对老伴说。
“老东西，想去找死？工地不缺你个糟老头儿，你也用不着学雷锋。病病歪歪到那去，干也不能干，碍手碍脚的，你以为还能图人家说你个好？”
老伴一次次骂他，老头儿仍是翻来覆去这么几句话。他在老伴面前人变得固执了，话也变硬了。守自己老婆过了一辈子，受气不受气放一边，只要进了家，他就觉得没啥意思。他愿意在队里，愿意有工程任务，愿意实实在在干点儿活。别人把干活当作受累受罪，他不，他觉得干活儿是种安慰，是种乐趣。别看他不会说不会道，徒弟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也没少招惹他生气。但他自己清楚，他离不开这帮嘎小子，他从心眼里喜爱他们。尤其现在正建大桥，自己去了干不了就不干，在一边看看也好。在凤凰桥施工中，他是施工指挥，但他看出来，建华比他强，招数也多。如今不比从前了，施工用的尽是外国进口的先进机械，他过去使的那一套，眼下好多都用不上了。他是不如年轻人了，就算出主意，也不一定比人家的法儿强，但有些技术活儿，他可以给指点指点，帮建华检查检查，不也顶点用？到了工地，住在工地，天天守着工程，看着大桥，没有比这更让他觉着痛快。就是死在工地，也能死个痛快。
儿子见父亲着了魔，整天愁眉紧锁，茶饭不香，就劝母亲：“妈，就让爸去吧，得这种病的人，不能着急、生气，气顺病好得快。爸这人的脾气您还不知道，他看着桥，比看着您高兴。”
老伴答应了。转天让儿子借了辆手推车，把老头子和行李卷一起拉到了工地。
老队长出现在工地上，大家纷纷把他围起来。杨建华看到车上的行李，顿时明白了，他拨开人群把老队长搀到工棚里。
“师傅，您怎么来了？病没好，我可不同意您到这来。”
“你好狠心呀，你们在这儿干，把师傅一个人扔在家里，瞅都瞅不上，我就是死，能闭眼吗？”老队长笑呵呵地说，到了工地，他的心顿时敞亮了。
“我看您是信不过我们。”杨建华挨着老队长坐下。
“信得过，信得过。”老头儿惟恐建华误会了，“工地上的空气养人。我在这儿不碍你们的事，也不给你们添乱，只要让我能在工地上蹓跶蹓跶，就比打针吃药管事。来，抽根烟，师傅请客。”
老队长叫儿子把自己的帆布包打开，拿出一条过滤嘴香烟，掰开，一盒盒地扔给在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都别客气，一人一盒。师傅带来了二十条呢。全在行李里裹着，一会儿打开分。”老队长神气地说。
昨天夜里，他悄悄央告老伴，给他一笔钱，买点好烟带给大伙抽。不发奖金了，这帮子小年轻，准会不高兴。他当队长的不能委屈大伙。老伴气得骂他得寸进尺，刚挣了点奖金钱，就开始糟蹋钱。公家的事公家管，她管不着。他不敢再提，惹她翻了脸，兴许明儿就去不成工地了。他翻来覆去，在床上“烙饼”，长吁短叹。他看见老伴也没睡着，准是生他的气，火消不下去。谁知，天一亮，老伴翻身下地，从箱子里给他拿出二百块钱，让他看着给大伙儿买点啥。他感激得差点没把老泪流下来。买啥？他让儿子全买成烟，而且要买带过滤嘴儿的。
“老队长，您这是有什么喜事了？还是中了彩券发了大财了？”一个工人半开玩笑地问。老队长突然大方起来，大家都奇怪。
“听说不让发奖金了。咱不管上面什么精神，大伙建桥卖了力气，我这个当队长的不能亏待大伙。我老伴非让我请请大家，一下子给了我这个数……”老队长伸出两个手指。他一辈子没舍得花钱买这么好的烟抽，做梦也没奢想过在自己的抽烟史上会有如此壮观、辉煌的一页。所有的人都感动了。一盒烟，对于他们不算什么，大家嘻嘻哈哈打开就抽。过去，大伙老拿老队长的烟怄老头，抽老队长的烟就抽个稀罕劲儿。此刻，大家不再开玩笑了，手中的烟不是普普通通的烟，是老队长的心。建华一边坐着默默地抽着烟。他明白了，老队长为什么现在带着病又重返工地。他站起身。
“该干活儿去了。中午吃饭时，咱们开个欢迎会，欢迎我们队长。”
老队长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陈宝柱呢？快把那小子给我找来。”自从知道宝柱妈死了，宝柱那天为了大桥没跟老太太告个别，他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宝柱。这次他病了，是宝柱把他背进病房的，还罐头、点心的买了一大堆。他要多发给宝柱两盒烟，表表他的心。
“宝柱夜班，谁知一大清早跑哪儿去了。”一个工人回答。
陈宝柱下了夜班，等其他人都睡了，自己悄悄溜出了工地。
这些日子，他看到大伙心气没有在凤凰桥工地时高了，明白这情绪是从哪来的。那天，当建华刚讲完不发奖金的事，大伙儿就像炸了锅，他突击队里的几个小子喊得最凶，这次，他没跟着一起闹，而是默默地蹲在搅拌机旁，狠着劲儿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