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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国。”
“美国，……干什么去？”高婕感到意外。
“自费留学。”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自费？你在那儿无亲无故，哪来的钱？”
“蓓蒂帮我，以后自己去了再想办法。弄钱挣钱的办法总会有的。”
“蓓蒂？”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她很喜欢我。”
“你也爱……喜欢她？”
“我无所谓，我只想去留学。”
“这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蓓蒂早就帮我联系好了，去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只是当时她在这儿的学习还没结业，另外我在等考‘托福’。现在全妥了，只差办手续了。”
“爸爸妈妈知道了吗？”
“我想走时再告诉他们……其实，我对他们并不重要，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一样。他们从不关心我，关心的只是你。”
“不。”高婕走到二哥面前，抓住他单薄的肩膀，“你不要走。我不让你走。你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在国内还不是一样拿学位，为什么非去美国？那儿是个竞争的社会，你又没有朋友，你这么老实的人，在国外要吃亏的，二哥，我不让你去……”。
高婕紧紧地抱住二哥，惟恐高地真的在她生活中消失了。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二哥刚才几句淡淡的心里话，刺得她心痛。是的，爸爸妈妈平日待他太冷漠了。父母早晚要离去。大哥已经不在人世，在今后的漫长人生旅途中，她需要二哥，二哥也需要她。
“小婕，你放心。”高地轻轻拿开妹妹的手，“我不想依靠任何人。过去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在国内，我学不出来，指导教授给我们划了圈儿，课题研究只能在他的圈里转。即使我拿到了学位，也不过是我变成了指导教授传声筒的标志，不会有大出息，所以，我必须出去。世界大得很，我得学会创造。在专业上创造，在命运上创造。上次机会，让爸爸为了自己的虚荣给毁了。现在蓓蒂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绝不放弃，我一定要去。高地在社会上不能永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高婕惊异地看着二哥，和二哥一起长大，她竟没有发现，在懦弱老实的二哥身上会有如此执着的个性。
“你，打算出去几年？”
“说不定，先得拿到博士学位再说。”
“你这个指导教授限制你，你硕士毕业了可以另考别人的博士生，何必……”
“谁的都一样，风气如此，学术界一样狭隘。况且，国内博士生毕业了算什么？连个副教授都不给。可国外回来的硕士生，就三间一单元，副教授头衔送上门。我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偏偏绕路读国内博士生，永远低人一等？何况，回来不回来，我还要看情况再说。”
“为什么？”高婕这一回是真正地吃惊了。她想不到二哥不想再回来。或许，这个家让二哥太心寒了，心寒到了不想再回来。
“二哥，蓓蒂这样的外国女人，可靠系数有多大？她们从来就一阵凉一阵热的。”高婕觉得自己的口吻有点老里老气，饱经沧桑，“而且，爸爸妈妈不能同意你。”
“所以，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打算学你，留一封信，然后悄悄离开。只有你，小婕，你是家里惟一对我好的人，我不能不告诉你。”
“二哥！”高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再一次抱紧了二哥。
楼上的一幕，楼下的父亲全然不知。这些天，高伯年从机关回家就钻进自己的书房，满脑子都是他自己的事，根本没注意家里发生的事。高地从来很少在他面前露面；高婕让他伤心，难堪；沈萍的喋喋不休叫他神经受不了。他对这个家烦了。人老了，老了，特别容易怀旧，爱去想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和早已不存在了的往事，这种心境的变化，常常让他想起高原，想起高原的母亲。
高原小时候，他常给儿子讲战争年代的故事。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战斗，和那些艰苦、危险而又极其普通的经历，在他的嘴里，变成一段段惊天动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故事中，他是个英雄，那些牺牲了的和还活着的，已经成为将军的战友们，也都是英雄。高原是父亲最虔诚和最入迷的听众，使他有机会，有责任去回忆、升华、讲叙那段被人民所崇敬，被青年人所羡慕的，属于他、也属于所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光荣经历。那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辉煌、最壮观、最为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六四年，他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时，他曾由于自豪、骄傲而兴奋、激动，由于兴奋、激动而热泪盈眶，那歌舞为他展示过去战争年月他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故事一定灌注到儿子的灵魂中去了。看着高原的眼睛，他看到了儿子的渴望，一种对忠勇的渴望和对壮烈的向往。……在他的子女中，惟独高原像他当年一样勇敢地投身到战争中，并且壮烈地倒在战场上。高原的身上流着父亲的血。高伯年一次次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高原的照片，是骄傲，是自慰，还是悲伤？他凝望着儿子刚刚提升为连长时寄来的照片。那时，高原刚刚做了丈夫，而现在，他牺牲时已经成为父亲。高伯年给大儿媳宋丹写了信，不止写了一封，让她带着孙女住到他这儿来，他已经给她们腾出了房子。宋丹没见过他这个公公，犹豫了很久，才来信说下个月来。高伯年觉着，自己对儿子只尽了一半父亲的责任，那一半，他要加倍补偿在儿媳妇和孙女身上。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要比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更痛苦，因为她们年轻，孤独的时间要更长。
这种对儿媳遭遇不幸的怜惜，使他又一次联想起另一个女人和孩子———杨元珍和那不知名的儿子。他给高原讲的故事中，没有讲过杨元珍。杨元珍的故事，即使在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进入故事的战斗年月里，就已经感动了部队的战士。全营的士兵都知道“高大嫂”和那挺她只身夺过的机枪。他没讲这些，因为它的内容太复杂，牵扯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无法说给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更主要的是他也担心它会留给儿子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有一天，儿子了解到自己有一个生母时，会产生一种联想，倘若儿子把这种联想摆在他面前，他将无言以对。他无法解释这段历史，儿子是不会原谅他抛弃了一个英雄母亲的。现在想起来，高伯年十分后悔，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一点点亲生母亲的东西，儿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有愧于烈士，也有愧于儿子的母亲。他手中没有杨元珍的照片，本来可以拍一张的，在军管会宿舍附近就有家照相馆。她从乡下来，他却没有想起带她去。结果留下了一个遗憾，留下一个十分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她现在在哪里？或许已经离开人世，这倒是种安慰。她可以不再为丈夫的遗弃而痛苦，怨恨。她嫁给他之后，就陪着他担惊受怕，受苦受累。她参加了革命，和他并肩战斗，盼着胜利，盼着和他生活在一起，盼着用鲜血换得一个和和美美、火火爆爆的小日子。她是那样热切地期待着他和他的队伍能给她带来幸福；她是那样忠贞地跑到前线向他表示：生生死死和他在一起。可是她等到的、盼到的是什么？她本来最有资格，也可以成为厦门路222号别墅的女主人。可她现在又在哪儿？直到最近，他的良知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他给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致命打击。
他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地思念她，还有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骨肉，高原的亲弟弟。
这些日子，高伯年在闲暇时，总摆脱不掉这种思绪的缠绕和困扰。是因为高原的牺牲，还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了，意识到快要退下位来，将要永久地、单调地生活在这个家里，意识到他的名字将逐渐被人淡漠、遗忘，才去想起这些被自己曾经淡漠、遗忘的往事和亲人。
他是觉得自己老了。他越来越感到无力战胜危机，而这危机来自他曾自以为永远不可能取代他的阎鸿唤。他不得不承认，阎鸿唤比他高明，比他更有魄力。刚刚上任几年，市政建设就让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更让他自愧不如的是，阎鸿唤走出了道路改造这步棋。它给阎鸿唤在市民中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使之具有了一种远比他更强有力的凝聚力。对于这些，他作为市委书记，不能斤斤计较，毕竟自己是有着四十二年党龄的老同志，应该给予新干部以更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一直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尽管在支持帮助的同时，他无法克制内心日益增长的失落感。
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帮助和支持这个新干部？
阎鸿唤是像他自己一年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自我标榜的那样，只是尽一个公仆的责任吗？不，现在他有他的目的，那就是野心。他想通过一系列别人认为难以办到的工程，向中央、向市民表现他个人独具的才能。也许，开始时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个新上任的市长，希望表现出自己胜任职务的能力，这种表现欲是正常的。然而，在他的表现得到认可之后，这种表现欲就会进一步演变为野心。阎鸿唤这个演变是极迅速的，甚至可以说一开始他的表现欲就是一种野心。现在市政府决定的很多事情，阎鸿唤从不向他这个市委书记打招呼。阎鸿唤不在市政府坐机关，却全市到处跑，到处讲话。工厂、商店、工地、大学、部队、电视、电台，无非是四处炫耀自己。他的讲话里，很少提到市委，总是讲他的市政府要干什么，干了什么，他做什么事都别出一格，本来可以在会议室开的会，他非到现场去开，搞什么“现场办公会”，而且处心积虑笼络人心。听说前不久，他把各大局的局长请到凤华饭店大吃大喝。他一步步地把市委书记架空起来，逐渐实现他的一统天下。高伯年觉得自己一点点捕捉到了阎鸿唤的种种迹象，从工作上，从他对待市委书记的态度上，也从一些小事上，高伯年认为，阎鸿唤这种日益膨胀的野心，只有他这位有着几十年党内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才能敏锐地洞察出来。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交谈中，无数次地向人们流露暗示过这个问题，希望人们有所觉察和警惕。但他发现，他没能阻止住他的干部包括市委常委们向阎鸿唤靠拢。阎鸿唤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信任票。这就更令他感到惶惑和不安。
他觉得这种对阎鸿唤缺乏认识和盲目的追随，或许是一种更大的危机。
办公桌的电话铃声，把高伯年从万端愁绪中解脱出来。
电话里，检查团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阎鸿唤对检查团工作的指责，请示他，是否撤回检查团。
高伯年心中的火一下子冲向头顶：“不准撤，阻力再大，也要坚持把问题查清楚。”
第一次派的调查组就被轰了回来。他曾怀疑，阎鸿唤暗中起了作用，否则曹永祥、杨建华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现在，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问题的根子就在阎鸿唤身上。
昨天，张义民告诉他，那个造反派的儿子已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是个抢劫犯。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他查清二公司问题的决心。他支持道路改造工程，但支持不等于一味肯定，及时发现处理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大的支持。群众反映的市政二公司经理杨建华的问题，他不能不闻不问，但一管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这只能说明其中肯定有问题。
阎鸿唤竟然如此对待他派去的检查团，太目空一切了。市委书记不代表市委，难道他阎鸿唤能代表市委、市政府？过去，自己对他太宽容了，才导致了他敢于和自己公开对抗。阎鸿唤这话是有意向人表明，凡阎鸿唤抓的工作就不容他人插手，包括市委书记也不能说个“不”字。这未免太狂妄了。他不能再容忍阎鸿唤这种行为，一定要把二公司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包括阎鸿唤本人的问题，像请客，巧立名目向企业摊派；还有不顾国格向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人伸手要钱等等问题。
高伯年暴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感到愤懑和失望，他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就是把阎鸿唤提拔到市长的位置上来。他没能较早地识破他。一切野心家都违背不了他们行为发展的规律，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急不可待，就铤而走险，抢班夺权。阎鸿唤这不是已经向他挑战了吗？阎鸿唤把他对他爱护、支持、忍让，全当作了无能，从而助长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他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分析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即将出现的局面会十分复杂，在这方面，他应该比阎鸿唤表现得更富有经验，富有韬略。
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高伯年终于又拿起电话，拨到检查团的办公室。
“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他说。
“撤？……”对方刚刚向他的检查团团员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到一个小时，却又接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
“环线工程，中央很重视，市民们很关心，我们必须保证工程按时竣工。”
“那二公司的问题……”对方还是不懂市委书记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问题跑不了。但现在这个时候，要防备杨建华之流撂挑子，制造停工，以此转移视线。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二公司的老问题跑不了，新问题还会有。等完工后，再一笔笔清查，那时，就不仅仅是杨建华的问题了。”
高伯年放下电话。经过反复考虑，他做出这个决定，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万全之策。退一步，进两步，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是经常运用的策略。环线工程现在是市民的“兴奋点”，深得民心，而阎鸿唤则掌握着这个“点”的制控权。在工程快要竣工时，去揭露问题，群众不会买账，反而会造成工程的半途而废。群众现在盼着交通问题得到解决。盼着环线能改变城市面貌。打破了市民的梦，房子拆了，路修不出来，桥建成个半成品，市民的不满就会冲向他。甚至一些文人还会把他描绘成那种浅薄的、电视剧里某些阻挠改革的领导那种可憎嘴脸。阎鸿唤则成了遇到阻力的改革家。事情就怕，是与非混淆在一起。尤其在经济改革时期，很多问题无定论，说不准的情况下，提反对意见要慎重，要把握住时机，把握住社会心理变化的规律。任何一个大的变化，哪怕是件了不起的创举，在它进行过程中，都要伴随和孕育着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和谐，这些在人们追求它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反而视其为宝。但新的矛盾总要爆发，新的不和谐总要表现出来。当人们对新变化的新奇感到熟悉，并逐渐习以为常、失去兴趣的时候，就会重新用挑剔、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人们会开始不满、指责，找出千百条理由否定它，包括那些他们曾经热情赞颂和推崇过的人。环线建设过程中，市民对它抱的期望过高，舆论宣传过重，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过多，牵动面过大。阎鸿唤这种集全市人民精力于一点的做法，本身就给环线建设的评价造成不利因素。只有等它全线通车，当道路管理，工程质量，环线工程投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揭露借改革之机，用承包的形式，有人侵吞了国家大笔资财的问题，就具有了说服力。从而暴露阎鸿唤的所谓“高速度”和“锐意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阎鸿唤可能会为他的一句话而撤走了检查团而自鸣得意。但他一定要让阎鸿唤为这个“胜利”付出应有的代价。
为了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高伯年准备立即写份报告，向中央和纪委如实反映发生在这座城市，发生在这些以改革家自居的中青年干部身上的问题，现在到了应该引起警惕的时候了。
沈萍推门进来：“老高，我跟你商量个事。”
她现在满脑子是女儿的婚事。前天，她找了外贸公司的经理，预定了一套进口家具，昨天又给海关负责人打了长途电话，让他设法处理几件海关没收的家用电器给她。至少要有彩电和冰箱两种，有音响、录像机更好。那个负责人上次动手术，是沈萍亲自为他组织的专家小组会诊，况且他又是高伯年的老部下，事儿再难办，他也得办，黄山大楼那套房子闲置了一年多，她本想找人去整修装饰一下，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她得让高婕在她这儿结婚，暂时住在这幢楼里，她也好照应一下女儿。沈萍已经觉察到张义民对高婕的态度有了变化，她有点儿放心不下。目前，她不想过分计较张义民的态度，等结了婚，她再以丈母娘的身份教训女婿，替女儿把和张义民的关系调理顺。她有这个把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和老头子定定女儿的婚期了。
“我想让高婕他们‘五一’结婚。”沈萍走到桌前。
“你跟他们商量好了？”高伯年摊开稿纸，准备亲自写报告，不愿意让人干扰。
“甭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