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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法官宣布了对布托的判决，他被判处死刑。就在此时，布托的一条卷毛犬突然死了。这条狗一分钟前还好好的，可是一下子就死掉了。第二天，那条母狗也没有任何病症地死了。贝娜齐尔的那只暹罗猫第三天也死了。这令贝娜齐尔惊奇不已。
此时，贝娜齐尔正在病中。几天前，她感到耳朵里不停地响着喀塔喀略的声音，搅得她烦躁不安，整夜都不能入睡。但一想到父亲面临的危险，她更加心神不安。
前几天，贝娜齐尔去探望父亲，父亲已被打入死牢。牢里潮湿发臭，厚厚的水泥墙透不进一丝儿光线。一张床被铁链牢牢地挂在硬地上。父亲已被关在这里24小时了，他被铁链锁在床上，脚脖子上留下了被链条磨破的伤痕。床边挖了一个没加盖的坑，这就是为已经判刑的犯人提供的唯一的厕所设备。坑里发出了阵阵恶臭，令人作呕。
“爸爸”，贝娜齐尔双眼噙着泪水。
“你是怎么进来的？”父亲微笑着问。
贝娜齐尔给父亲作了解释，并告诉父亲说：“呼吁齐亚从宽处理的国家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中听到的。勃列日涅夫写来了信；华国锋在呼吁信中谈到了您缔造的与中国的亲密合作关系；阿萨德从叙利亚发来了呼吁；还有开罗的安瓦尔·萨达特、伊拉克总统、沙特政府、英迪拉·甘地和参议员麦戈文。实际上除了卡特总统外，全都发来呼吁。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呼吁巴基斯坦当局从轻判决；英国的150名国会议员敦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此外还有希腊、波兰、大赦国际、联合国秘书长。澳大利亚和法国。爸爸，齐亚这一招行不通。”
“消息令人鼓舞。”父亲说，“可是，我们不必上诉。”
“不，爸爸，你一定要上诉。”贝哪齐尔说。
谈话中布托乘看守不注意，把一张纸条塞进了女儿手里，“真主知道我是无辜的”，布托对女儿说，“我要在真主最后审判的那天在他的法庭上起诉。现在你可以走，探监的时间快结束了，你要自己决定什么时间离开，不要让他们来催。”
贝娜齐尔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回到家，她打开父亲的纸条才面写着驳斥对她的非法拘留时应说的要点。
贝娜齐尔遵照父亲的指点，写了一份控告对她进行非法拘留的起诉书。
6月14日，律师给贝娜齐尔带来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一法基尔·乌德·丁法官在一审裁决中判决对她的拘留理由不能成立。贝娜齐尔因此获释，她终于有机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1978年6月底，贝娜齐尔在卡拉奇的中东医院做了第一次耳部和鼻窦手术。
病愈后，贝娜齐尔又积极投入了营救父亲的活动中。她曾要求“大赦国际”了解对父亲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和父亲在狱中受到的非人待遇，但当局表示拒绝。
贝娜齐尔及所有关心布托的人向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递交了上诉书。
“我不得不尊重我妻子和女儿的意见，这不仅因为我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而且还有更崇高的理由。”布托在写给前巴基斯坦总检察长和他在最高法院辩护团的负责人叶海亚·巴赫蒂亚尔的信中说，“她们母女俩在这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起重任。她们有权代表我发表讲话，并表明政治见解。”
1978年5月，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布托的上诉。布托的律师住在福莱什曼旅馆，贝娜齐尔等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时刻关注着审理情况。
贝娜齐尔夜以继日地在福莱什曼旅馆工作，整理出布托亲自写的对当局不实之词的辩护词，布托希望把辩护词递交最高法院。每天贝娜齐尔和朋友都在赶着誊写律师从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带回来的布托的手稿。他写在纸的正反两面上的字非常难认。8月正值炎热的斋月，布托在牢房中既斋戒又写辩护词，艰难可想而知。律师把打印好的稿件带去给布托，他修改后再带回来重新打印。贝娜齐尔等把布托的辩护词的最后定稿—一秘密代号为“雷吉”——送到拉合尔的一家秘密印刷厂印刷。
但在辩护词递交到最高法院之前，印出的稿件落到了当局手中。为了重新赶制出递交给法院和散发给外国新闻界的辩护词副本，人民党的工作人员挑灯夜战，影印了这份长达300页的辩护词。
辩护词递交到最高法院后，首席法官下令禁止发表，但此时几份副本已流传到国外。后来辩护词在印度以《如果我被谋杀》为题出版成书，十分畅销。
由于贝娜齐尔在政治斗争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和为人民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1978年9月，2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当选为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9月的一天，布托对来探监的女儿说：“我想叫你去一趟西北边境省，我们要使人民保持高昂的士气。你去的时候带着那顶毛泽东主席送给我的帽子，它放在克里夫顿70号的衣帽间里。你演说时戴上它，然后搞下放在地上，并且对群众说：‘我父亲说，他的帽子应该始终放在人民的脚前。’”
但贝娜齐尔更担心的是父亲的身体，他日渐消瘦，牙床已变紫，有的地方已感染了，他还常发烧。
布托对女儿能否抗住这一切打击颇为担心，他歉意地说：“萍姬，我真不愿让你再去冒任何风险。如果他们变得更加疯狂，你可能会重新被捕。我从一开始就感到担心，但是我又想到成千上万人正在为我们的事业受到鞭笞和折磨……”殷殷父女情溢于言表。
贝娜齐尔赶忙安慰父亲说：“爸爸，别说了。我知道，作为父亲，你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可你不仅是我的父亲，你还是我的政治领袖，就像你是那些正在受折磨的人的领袖一样。”
布托又叮嘱女儿说：“你要小心，你将进入部落地区，别忘了那里很守旧，你在演说时，有时头巾爱滑下来，想着再披上。”
实事证明布托的担心有点多余。贝娜齐尔一行到达西北边境省和部落地区，每到一处，她都能同恪守“对恶人毫不留情，对客人热情款待”信条的巴丹人促膝畅谈。
“巴丹人以爱护尊严闻名。我父亲不仅在为自己的尊严，也在为祖国的尊严进行战斗。”贝娜齐尔对巴丹人说。尽管贝娜齐尔只会讲乌尔都语，不会说当地的普什图语，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巴丹人能听明白。巴丹人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在那些地区，对妇女约束极为严格，但对贝娜齐尔，一个女人，他们没有苛求。国家的痛苦，布托家庭的不幸和所有人的痛苦，使大家超越了性别的禁锢。人群用普什图语高呼：“欢迎，欢迎，欢迎贝娜齐尔！”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释放布托。一个叫阿齐兹的男人为抗议当局审判布托而自焚。而第一个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当局对布托进行迫害的人是一名基督教徒，名叫帕尔维兹·雅各布。这两个人生前贝娜齐尔都见过，她为他们的死深感悲伤。以后几周又有5个人自焚身死，他们以这种最为强烈的抗议方式反对当局对布托的迫害。人民党发动了强大的群众运动，抗议对布托的审判。
贝娜齐尔在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活动收获很大，这引起了当局的恐慌。1978年10月4日，贝娜齐尔在木尔坦机场被军警逮捕，押解回拉瓦尔品第。她和母亲再一次被拘留。
为了躲避军管当局的迫害，布托的二个儿子米尔·穆尔塔扎和沙·纳瓦兹及小女儿萨娜姆都去了国外，只留下长女贝娜齐尔在国内坚持斗争。但米尔和沙兄弟俩为了搭救自己身陷囹圄的父亲，都放弃了学业．在国外领导反对军管当局的斗争。
米尔在英国努力地工作着，不时会见来访的外国政府人士，向他们介绍巴基斯坦国内的真实情况以及布托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审判。他还组织领导了旅居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抗议判决布托死刑的示威游行。为了筹措活动经费，米尔卖掉了贝娜齐尔在牛津大学时用的那辆小汽车，用卖车钱在伦敦印制了布托的辩护词，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散发。为了使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迫害，米尔还亲赴美国，在纽约呼吁联合国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压力，挽救布托的生命。
布托对儿子在国外的活动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们在政治上正日渐成熟，不愧为布托家族的人；担心的是他们还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唯恐他们在斗争策略上出现失误，贻人以口实。所以布托嘱咐贝娜齐尔给米尔写信说：“跟伟人有关系的人必须洁身自爱。这儿的报上说，你在伦敦生活铺张。爸爸知道你不会这样，可是他还想叫我提醒你一下，个人生活要谨慎，不要去电影院，不要奢侈浪费，否则别人会说你只顾自己享受，忘了父亲在死牢受苦。”信中还提醒米尔注意作为布托的儿子在外交上的禁忌：“不要接受印度人和以色列人的采访，要完全不与他们来往。这里印度报界对你的采访作了歪曲报道。”
经过长时期的法庭斗争，布托的律师终于为他争得了在最高法院进行自我辩护的权利。
1978年12月18日，设在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布托案件，听取布托的自我辩护。消息传出，人们蜂拥而至，都想亲眼看看已被关押一年多的前总理。最高法院只能坐一百人的审判庭，却挤进了三四百人。上千名挤不进去的人就守候在法院外面军警设置的路障后面，目睹布托前总理每天被用警车送到法院，又被用警车押回监狱。
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被拘留近一年后，于11月被法院释放，有幸去法院参加旁听，一睹丈夫精彩的自我辩护。而贝娜齐尔却没有那么幸运，她仍在被拘留之中，提出的旁听请求被断然拒绝，她只能听母亲给她讲述法庭里的情景。
被打入死牢的布托，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半年多见不到阳光，一连二十几天喝不到净水，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因此，当努斯拉特见到自己的丈夫时，他脸色苍白，身体虚弱。
布托对心爱的妻子说：“我在讲话时觉得有点头晕。面对士气高涨的人民，我真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
布托最大的快乐是能见到人民。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为了显示自己对军管当局的蔑视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每当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布托总是穿着整洁，精神抖擞，对欢迎的人群报以微笑，依然保持着前总理的迷人风度。
出庭的第一天，布托身穿仆人从克里夫顿70号家中送来的裁制可体的西装，内衬丝衫并打着领带，口袋上插着一块色彩鲜艳的手帕，像他担任总理时一样风度翩翩，微笑着与挤上前来的人握手致意。他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在法庭上作了令人信服的精彩的自我辩护。
他首先列举了在拉合尔高级法院审理时证人们相互矛盾的不实之词，有力地反驳了称他是谋杀案中的同谋犯的指控，还反驳了所谓他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和在大选中舞弊等种种指控。他铿锵有力地说：“每一个肉体之躯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苟且偷生，但我要伸张正义。”“问题不在于我必须证明自己无辜，而是对我的起诉必须要站得住脚，而不是一提出合乎常理的疑问就不堪一击。我要求确认我是无辜的，不是为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这一个人，我要求这样做是为了更高的思考，思考这里曾存在着多么荒谬的不公正。”
布托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一向凭借雄辩的口才和迷人的风度赢得人足的支持。这次在法庭上，布托自我辩护的即席发言再一次显示出他雄辩的口才和政治魅力，又一次征服了听得入迷的群众。
这是布托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布托的命运。
1979年2月6日，拉瓦尔品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以4票对3票确认了对布托的死刑判决。
律师们再次忙碌起来，他们要为布托获释作最后一次努力。他们要求得到四份最高法院长达1500页的判决书，但最后仅得到一份。他们找来影印机，影印了许多份判决书。他们在为要求复审的上诉准备材料。
而此时，贝娜齐尔和母亲却被关在伊斯兰堡。父亲的生命在一天天缩短，而她却无能为力，什么也不能做。她焦灼不安，整夜失眠，母亲叫她服安眠药，可无济于事。贝娜齐尔有时看到镜中的自己也不免大吃一惊：憔悴的脸上由于过度紧张长满了粉刺，瘦骨磷峋，尖尖的下巴，突出的颧骨，凹陷的眼眶和包着一层发皱脸皮的双颊。
1979年2月12日，贝娜齐尔和母亲被送往西哈拉的一所警察训练营。这里离关押布托的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只有几英里远，军管当局显然在为处死布托做准备。
1979年3月24日，最高法院驳回了对布托的复审申诉。世界各国对此都感到震惊，外国首脑纷纷呼吁齐亚·哈克刀下留人。大不列颠首相卡拉汉第三次要求齐亚作出宽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心的沙特阿拉伯也再次发出了呼吁，甚至卡特总统这次也加入了呼吁的行列。但齐亚·哈克对此无动于衷。1979年3月27日，他针对各国领导人的劝告和呼吁说：“大部分都是出于私人关系，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劝告，我们最好下台。”他还说：“如果我赦免布托，就将遭到巴基斯坦舆论的谴责。”
贝娜齐尔在西哈拉又被延长拘留15天，理由是她为了最后寻求释放父亲的机会，可能会进二步搞煽动性的政治活动。
父亲在一天天接近死亡，究竟是哪一天？女儿既不想知道又想知道。
4月2日深夜，贝娜齐尔正躺在训练营的小屋里，母亲忽然进屋。
“萍姬”，母亲唤着她的小名，但一听母亲的声调，贝娜齐尔便预感到她最不希望的时刻来临了。“外面的军官说，让我们俩今天一起去看你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母亲其实很明白，贝娜齐尔也很明白。但她们谁都不愿意承认这是真的。
“我必须把这一消息传出去，最后一次请求国际社会和人民的声援。”贝娜齐尔决心为挽救父亲的生命作最后一次拼搏。“告诉他们，我不太舒服，”贝娜齐尔对母亲说。
“对他们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当然要去。如果不是，我明天去。”母亲对卫兵说。
这时，贝娜齐尔迅速撕碎了已写好的纸条，重新写了一张。“他们已令我们最后一次相见。”贝娜齐尔潦草地写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急告人民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
“把它立即交给娅斯敏。”贝娜齐尔对忠诚的家仆易卜拉欣说，“快！易卜拉欣，快去！跟卫兵说，你去为我取药！”
透过窗户，贝娜齐尔看到军管部队的人员在相互商量，然后通过无线电请示上级。易卜拉欣在乱哄哄中来到了门口。
“我得马上去为主人贝娜齐尔取药，得马上。”他对卫兵讲。简直是奇迹，在不到5分钟内，他们便让易卜拉欣走了。
窗外，无线电有了指示，监狱长过来对布托夫人说：“你女儿得了病，你们可以明天去探监”。贝娜齐尔对为父亲父争取到24小时的生命而喜出望外。
晚上8点儿分，贝娜齐尔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对亚洲的广播。广播报道说，布托的女儿从监狱里送出了一则消息，说明天，即4月3日，她同父亲见最后一面。消息终于传出去了！贝娜齐尔如释重负，她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她呼吁人民奋起抗议，但是没有。贝娜齐尔和母亲无言以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1979年4月3日，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和女儿贝娜齐尔被一辆吉普车快速送出了西哈拉监狱，又被带进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与佐·阿·布托做最后的诀别。
见到妻子和女儿一起来了，布托有些惊诧，因为军管当局每次只允许她们中的一个人单独来看布托。所以布托向她们问道：“你们怎么都来了？”
努斯拉特没有回答。
“难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布托忍不住又问。
努斯拉特竭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回答。
贝娜齐尔回答说：“爸爸，我想是这样的。”
布托叫来站在一旁的监狱长问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
监狱长胆怯地回答说：“是的。”
布托又问：“日子定了没有？”
“明天早晨。”
“什么时间？”
“根据监狱规定，5点钟。”
布托又问他：“你何时接到命令的？”
“昨晚。”
“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半小时。”
布托抗议道：“按规定应有一小时。”
监狱长呆板地说：“半小时，这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