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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混进示威斗争筹备委员会的宗派分子竟然向日本帝国主义泄漏了这一秘密。因此，反日示威的准备遭到了残酷镇压。
但是，爱国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停止示威斗争的准备。
6月10日，纯宗的灵柩经过钟路街时，数万名汉城市民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朝鲜独立运动者们团结起来！”等口号，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文化统治”七年来积蓄胸中的怨恨和郁忿，终于爆发成“独立万岁”的高呼声。
连12岁左右的普通学校的学生也列队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同全副武装的敌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由于宗派分子的破坏活动，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而失败了，如果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事大主义思想，是三·一人民起义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宗派行为，则是葬送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主要祸根。在领导这一斗争方面，火曜派站在自己一派的立场上进行了组织工作，而汉城派则与此相对立，进行了破坏活动。
在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过程中，朝鲜共产党领导班子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被逮捕。
通过六·一○独立万岁事件，“文化统治”的欺骗性和狡猾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一运动，我国人民显示了无论遇到任何逆境都一定要光复祖国、保持民族尊严的不屈的意志和斗争气概。
假如共产主义者们丢掉派别观念，统一组织和指挥这一斗争，那么，六·一○独立万岁运动就会扩大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以更大的打击。
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不克服宗派，就不能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当时，我按自己的想法对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的结果作过分析。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斗争的组织者们为什么照样沿用了三·一运动当时的和平方法。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想发动群众参加一场斗争，就要对群众进行充分的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很好的训练。可是，组织和领导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的人们，却在事先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使数万名赤手空拳的群众冲向持枪的军警，其结果就不能不是悲惨的。
一想到每次发动反日运动都要付出无数牺牲并遭到失败，我就气得连觉都睡不着。这种失败使我热血沸腾，更加坚定了我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决心。
我怀着这种思想和激情，决心有意义地过好华成义塾时代，以不辜负父亲的遗训、母亲的夙愿和民众的期望。
华成义塾是以培养独立军干部为目的，于1925年初建立的。是正义府属下的二年制军事政治学校。
独立运动者和爱国启蒙活动家们认为，民族复兴的出路在于培养实力，便在建立一般学校的同时，还积极努力建立以培养军事人材为目的的武官学校。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满洲各地建立了新兴讲习所（柳河县）、十里坪士官学校（汪清县）、小沙河训练所（安图县）、华成义塾（桦甸县）等许多武官学校。
在设立武官学校的活动中，梁起锋、李始荣、吴东振、李范姡А⒔鹂病⒔鹱粽虻榷懒⒃硕闹匾宋锲鹆酥匾淖饔谩�
华成义塾的招生对象是正义府下属中队中选拔的现役军人。上面往下分配招生人数，下面就从中队里选拔优秀青年保送。他们学完二年的课程，就按成绩授予新的职位派回原中队。除独立军外，也有由个别人士介绍入学的青年，但很少。所以，有志的年轻人心里都想上这个学校。
现在，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已几乎都不在世了，我已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了。
父亲在世时，我没有怎么为自己的前途问题和家庭生活操心。可是，父亲逝世后，对我的前途问题、家庭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我自然也就不能不关心了。
虽然父亲的去世给我带来悲伤和苦恼，但我也仍然抱着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把一生献给独立运动的心愿，抱着只要情况允许，即使给母亲增加些负担也一定要升学的抱负。对自己的前途问题我已深思熟虑了。
父亲临终留下遗言说，要送我念中学。但我家的情况，使我虽然很想上学，但不好开口说。如果我上学，就要由母亲一人承担交学费这一沉重负担，可是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收入，是无法维持贫寒的生活，更不用说每月为我交学费了。
父亲一去世，当助手的亨权叔也就立即失去了职业。父亲留下的药房也没有多少药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父亲的朋友们劝我上华成义塾。父亲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中有我的上学问题。当我上学时，要给父亲的朋友们写信，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是父亲对母亲和叔叔的最后嘱托。
母亲遵照这一嘱托，给许多人写了信。在没有人情相助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刻薄的世道上，母亲虽然觉得不好意思，但也只好这样做了。这样，我的前途问题就不能不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成为留在抚松的独立运动者们的一个议题了。
吴东振对我说，已经给崔东旿先生寄去了介绍信，你就到华成义塾去吧，到华成义塾去学军事，会符合你的抱负。光在口头上说，是不能争取独立的，这不是你父亲的意愿吗？你毕业后的前途问题，由我们来负责照料，你就到义塾去努力学习吧。
看来，父亲的朋友们是想把我培养成将来接他们班的后备人材的。独立军领导人们对培养后备人材予以关注，重视培养人材，是很好的事情。
我愉快地接受了吴东振的建议。独立运动者们那么关心我的前途，我真感谢他们的这种真诚的好心。他们要把我保送到武官学校去、培养成独立运动人材的意图，同我要把一生献给祖国解放事业的意愿也是相符合的。只有通过军事较量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懂军事才能站到独立运动的前列，这就是当时我的看法。这回能实现这一愿望的途径展现在眼前了。
我把华成义塾看作是走向反日独立斗争舞台的捷径，抱着轻松的心情加紧作去桦甸的准备。
外国的某政客曾问过我，您是共产主义者，怎么入了民族主义者办的军事学校了呢？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我入华成义塾是在我还没有开始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的世界观还没有达到把马列主义完全作为自己的信念的那种成熟阶段。到那时为止，如果说我学过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那也不过是在抚松读过《社会主义大义》和《列宁的生平》等小册子，不过是听了一些关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兴苏联的发展面貌，便无限憧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已。
在我的周围，民族主义者比共产主义者更多。我每次在不同地方念书的时候许多学校的老师们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要比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多。我们处在命运注定要被新思想潮流所取代的、但不可无视其影响力的、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民族主义的包围之中。
义塾有很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它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又不收学费，这使我下定了到桦甸去的决心。当年，我抱着交不上学费也一定要上学的理想和要继承父亲的遗志走光复祖国的道路的抱负。因此，对于我来说，不能设想有比这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
老实说，当时我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抱着很大的期望。我抱着满意的心情想着，接受两年的义塾教育，就不仅能学完中学课程，还能多学一门军事。
可是真的离开家门上了路，就情不自禁地一步一回头了。回头望望埋有父亲遗骨的阳地村，望望远远地送行的母亲和弟弟，不由得心情散乱，脚步也觉得沉重了。
想到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们受苦，我实在放心不下。在像抚松那样的小城市，母亲要靠自己一人的劳动维持家庭生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不容易的。
上路的人不要回头看，我反复咀嚼着母亲这段话，下定了决心。
从抚松到桦甸，陆路有300里左右。有钱人可以坐有篷的翰林车不费力地来往，可是我路费不充足，不可能享受那种福。
桦甸坐落在离松花江和辉发河汇合处五六十里地的地方，是吉林省管辖的一座山城，在南满还是数得着的独立运动中心之一。
当我上路时，抚松的一位独立运动者担心地对我说，华成义塾很穷，你会受苦的。独立军的经济情况都很困难，所以华成义塾的食宿条件也不会太好。可是对我来说，这种困难是不成问题的。我是从小就穿粗布衣，吃米查子粥长大的。我心想，华成义塾再穷，也不会比万景台我的家更穷吧。
我心里稍感不安的是：我年纪小，又没有军人经历，华成义塾会怎样对待我。不过，桦甸有金时雨，华成义塾又有父亲的朋友康济河等人，这使我心里有了依靠。
我一到桦甸，首先就按照母亲的吩咐去找金时雨。他是正义府所属桦甸总管所的总管。总管所是一个为辖区朝鲜人的生活提供方便的自治性机构。
抚松、磐石、宽甸、旺清门、三源浦等地也有这样的总管所。
金时雨住在慈城郡的时候就是和我父亲有联系的独立运动者。三·一人民起义后，他在中国临江、丹东一带活动，于1924年迁移到桦甸。他在桦甸城里开办了一所碾米厂，一面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一面致力于群众的启蒙活动。
南大街的永丰碾米厂就是他办的。他一面执行总管职务，一面经营这所碾米厂，用挣来的钱给独立军提供口粮，还从财政上支援华成义塾和附近的朝鲜人模范小学。
我在临江的时候就很钦佩金总管的北方人的豪放气质和刚直性格，非常喜欢他，尊敬他。金总管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或侄子那样真诚地体贴我。
金时雨夫妻正在院子里收拾鸡窝，看到我来了，就发出欢快的笑声，高兴地迎接我。他们家院子里鸡很多，几乎每迈一步都要碰上鸡。
我由金时雨引路去找华成义塾。金时雨披上散发着碾米业者特有的米糠味的衣服，把我带到华成义塾。
华成义塾座落在辉发河畔。透过刺榆林可以看见满洲各地到处可见的坡度大的草屋顶和青砖砌的黑乎乎的墙。校舍后面，隔着操场座落着宿舍。
校舍和宿舍都比我想象的简陋得多。可是，校舍简陋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虽然校舍简陋，只要能学到很多好东西就行。就这样我把惋惜之情压下去了。
操场还是宽阔平整的。
我迈着步子，怀着期待和好奇的心情注意地观察了华成义塾的全貌。
我想起了我家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有一年在寒冷的冬天吴东振皮帽子也没戴，到我们家来跟我父亲商量建立华成义塾的问题。
我作为新生来到这个义塾观看校舍，心情十分激动，不能平静。
中年塾长在他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他就是义山崔东旿先生。他身材短小，前额宽广，给人以良好的印象。
义山先生是世称33人的三·一人民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天道教三世教主孙秉熙的门生。他从孙秉熙办的讲习所毕业后回到家乡义州开私塾，教育天道教徒的子弟，以此开始了独立运动。他也参加过三·一运动，后来流亡中国，建立了天道教宗理院，在流亡同胞中开展爱国的传教活动。
塾长说，他没能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是平生的遗憾，表示非常痛心。他和总管回忆我父亲，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崔东旿先生对我所作的训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成柱来我们义塾，正是时候。独立运动迎来了需要英才的新时期。洪范图、柳麟锡式的蛮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战胜日本鬼子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这个问题要由谁来解决呢？这个问题应该由像成柱这样的新一代来负责解决呀！”塾长先生另外还说了很多引以为戒的话。他再三强调说食宿条件不太好，并鼓励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要展望朝鲜独立的未来，忍受下来。最初的印象就使我觉得他是一位性情温和、具有惊人口才的人。
那天，金时雨家张罗我吃晚饭。饭菜虽然简单，但可以看出主人夫妻的真诚，我跟属于父亲一代的人对坐在饭桌前，心里感慨万分。
圆饭桌一角还放着一瓶米酒。我以为金时雨为了饭前喝一杯而拿出来的，可是没想到他斟了一杯递给我。
这太使我不好意思了，我急忙摇了摇双手。我生来第一次受到大人的待遇，使我不知所措。父亲葬札时，张哲镐看到我太悲伤了，就敬我一杯酒，但这不过是我作为丧主受到的待遇而已。
可是，金时雨却完全把我当作大人来对待。他对我说话时把阶称也提高了一级。
“听说你要来，我就更想念你父亲啦。所以我叫老伴准备了一瓶酒。你父亲来桦甸，每次都在这饭桌上喝我敬的酒。今天，你就替你父亲接这杯酒吧，从现在起，你不就是家长了吗？”
总管这样说着，亲热地向我伸出了酒杯，可是我无法轻易接过那酒杯。
虽然是不足一握的小小酒杯，但是它有着无法估量的分量。
在金时雨把我当作成人对待的席上，我感觉到了应当为祖国和民族像大人那样处事的严肃使命感。
他把自己的寝室兼书房的屋子腾给了我。他斩钉截铁他说，已和塾长先生说好了，不要住宿舍，就住在我家里。
他说，金亨稷先生临终前给我写信，嘱托我好好照顾你，所以我有义务按他的嘱托办事。
无论在抚松还是在桦甸，我父亲的朋友们都对我充满诚意。我想，他们是为了信守同我父亲的情义而这样做的。当时，就这种诚意和情义，我想了很多。这一情义包含着父亲一代人希望新一代为祖国的独立而独当一面的殷切期望。这个期望，使我感到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新一代的重大责任。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遗训铭刻在心，好好学习和训练，不辜负民众的期望。
从第二天起，我就在华成义塾开始了生疏的军官学校生活。崔东旿先生把我带到教室。学员们看到我，都觉得好奇，来了个小独立军，看来，他们好像把我看作在哪个中队跑过腿的童子军。
在40多名学员中，看不到一个像我这样年纪小的学员。大部分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其中还有长了黑茸茸的胡子的孩子爹。都是些我的兄辈、叔辈的学员。
塾长一介绍，学员们一齐鼓起掌来。
我到老师指定的靠窗的前排桌位坐下来。
我旁边的学员叫朴且石，是从一中队来的。每次开始上课，他就把嘴贴在我耳边简短地告诉我，进教室的老师的经历和个性特点。
朴且石给我介绍的他最尊敬的教员是军事教官李雄。李雄是正义府的军事委员，据说他念过黄埔军官学校。当时，只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家都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推崇备至。他说，李雄的父亲在汉城经营一家大药房，父亲给他寄来很多人参吃，缺点是有点官僚气，可是他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很受学员尊敬。
朴且石介绍说，华成义塾讲授朝鲜历史、朝鲜地理、生物、数学、体育、军事学、世界革命史等课，还找一块纸给我写了义塾的作息时间表。
后来在我进行武装斗争时，给我心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的朴且石的关系，就是这样结成的。后来他走上了邪路，可是在华成义塾的时候，他和我就像亲骨肉一样亲密无间。
那天下午，原属六中队的崔昌杰带着十多名同学到金时雨家来看我。看来，他们对我的初次印象很好。因为我年纪很小就入了学，他们好像起了好奇心，想跟我交谈交谈。
崔昌杰头上有个很大的伤疤。宽宽的前额，浓黑的眉毛，真像个男子汉。
身材高大魁梧，长得挺帅，要是头上没有伤疤，就可以说是美男子了。他的言谈举止有一种吸引人的洒脱感。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听说成柱只有14岁，可是看起来比年纪早熟得多。你小小年纪怎么过独立军生活的，又怎么入了华成义塾？”
这是崔昌杰的第一个提问。他好像见了多年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和建立了友谊的十年知己一样，嘴边始终挂着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脸。
我简单地照实回答了他想知道的问题。
一听说我是金亨稷的大儿子，他们就以惊喜和羡慕的目光看着我，更亲热地对待我，他们想知道我所体验的祖国的现实，从各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
稍后，我向崔昌杰问了他在独立军时的生活。
他首先谈了头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