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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谋求和民族主义者进行共同斗争。当我们了解到安昌浩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时候，对他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但是当他被捕的时候，我们又毫不踌躇地进行了营救他的斗争。当三府合并会议由于争夺领导权的派别斗争而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本着希望爱国力量实现团结的心情，借艺术的力量给民族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当独立运动团体合并成国民府的时候，我们又为之而高兴，表示了欢迎。
但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不理睬我们的诚意，以野蛮的屠杀对待了我们。
那时我在陵街再一次清晰地回想起了车千里老人的一段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过不少主张团结的人。群众期望所有爱国者不分主义、团体和信仰，都要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投入反日抗战。
但是，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却残酷地践踏了民众的这一期望。
每当回忆起旺清门的惨案，就禁不住怒火中烧。每当回顾那次悲剧时，我就想，在我们民族内部绝不能重演那样残酷而无意义的杀戮。如果高而虚、玄默观还在世，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想。在感情上跟我那么亲密，只因为思想不同而没能走同一条道路的玄默观，后来在长沙被恐怖分子杀害了。他自己最后也成了恐怖活动的牺牲品。
玄默观的女儿玄淑子，解放后随临时政府的人士回国，在汉城半岛饭店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可能保存在党史研究所。他的子女现在在祖国的北方过着幸福的生活。
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证明，共产主义者走的道路才是爱国爱民族的道路，共产主义者才是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正的、坚贞的爱国者。
今天，在国土被分害，外部势力的干涉严重的情况下，每当迫切地感到民族团结是第一生命时，我就想起旺清门的悲剧！
十在狱中
”吉林的风暴“席卷了满洲许多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军阀，逐渐觉察到我们的存在了。蓬勃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中东铁路事件和南满青总大会事件，把有关我们的消息散布到了许多地方，敌人随之看出了搅乱吉林空气的肇事人是青年学生，于是开始了对我们的追查。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满洲，到处安插密探，严密监视朝鲜人的一举一动，同时唆使中国的反动军阀，大肆逮捕、监禁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吉林的形势变得非常险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难关。
看到形势险恶起来，那些在吉林市内混日子的宗派分子就向龙井、磐石、敦化等地逃跑，独立运动者们有的加入中国国籍逃往中国关内，有的躲到旺清门等地去了。1929年秋的吉林，已不再是反日运动者云集的朝鲜海外政治运动中心了。
正在这样的时候，吉林第五中学的学生们在读书会上的无谓的大声议论，给敌人提供了线索，我们的同志就开始被捕了。我刚从旺清门回来，为收拾事态而奔走，也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原来，五中的学生把连毓文中学的共青组织也都供出来了。
警察们扬言，他们对学生运动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他们天天对我们进行残酷的严刑拷打。他们企图查清我们进行斗争的情况，破获我们在吉林市内的密如蛛网的组织及其背后势力。
我们约好，除了承认读过一些左翼书籍外，别的什么也不说。我们对审讯我们的刽子手抗辩道，学生看书，有什么不对。我们读的书是书店里卖的，要问罪，就该先问当局的罪，是当局许可出版和出售那些书的呀。我们就这样坚持下去。
有一天，我正受拧手指头的刑，曾任华成义塾塾长的崔东旿先生忽然从旁边一块隔板后面探出头望了我一眼就不见了。这事太出乎意外了，起初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以为也许是一种错觉。
但是，一点不错，确实是我上华成义塾时的塾长崔东旿先生。我心想，敌人甚至把我华成义塾时代的老师也叫到审讯室来，可见敌人对我的调查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
崔东旿先生的出现，使我想得很多，很复杂。
崔东旿先生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又精于外交工作，所以担任了国民府的外交委员长。先生为了协调同国民党反动军阀当局的关系，主要留住吉林，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如果他向反动军阀当局照实说出我们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要尽可能减轻案情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尤其是我们在中东铁路事件中为维护苏联而斗争的情况，哪怕暴露出一点点，也绝不会顺利过关的。
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操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奉系军阀，到了20年代末背信弃义，顽固地进行了反苏活动。广州人民起义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枪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反苏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献媚求其保护和支持的王牌。
军阀的嘴里常常迸出”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巧妙地利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顽固地鼓吹反苏思想。
连那些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被军阀的宣传所欺骗，恣意喊出”占领乌拉尔山，占据贝加尔湖“、”要在贝加尔湖饮马“等好战的、挑衅性的狂言，觊觎苏联领土。
军阀利用这种情绪，作为反苏挑衅的第一个回合，攻占了中东铁路。本来该铁路的财产和设备，由中苏两国根据协定各占一半，通过叫做董事会的管理机构共同经营这条铁路。军阀却调动兵力占领无线电信局和管理局，完全夺取了铁路，单方面地取消了苏方的股份。掌握了中东铁路之后，立刻越过边界，从三个方向向苏联发动了进攻。于是，苏联军队和中国反动军阀军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当时，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的一些右翼学生，在反动派的唆使下，甚至拿起武器，反对苏联。
我们为了制止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军阀的反苏活动，发动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开展斗争，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有些没有觉悟的中国青年疏远我们，说我们是坏人，是帮助”侵犯“中华民族利益的人。这实在叫我们为难。
我们在市内各处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反苏活动的本质，还深入到中国人中间去开展宣传工作，说明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给中国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而中国军阀军队夺取中东铁路，进攻苏联，是不可容许的背信弃义行为，其目的在于捞取政治资本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宣传所骗，敌视过苏联的人，听了我们的宣传后认清了对苏进攻的危险性和本质，改变了态度和立场，反对进攻苏联了。
我们同中国的进步青年一道，对那些拿起武器进攻苏联的冯庸大学学生，也给了沉重的打击。
在中东铁路事件中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从政治上维护苏联的国际主义斗争。当时，我们把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看作希望的灯塔，并认为为维护它而斗争，是共产主义者的神圣义务。
通过我们围绕着中东铁路事件进行的斗争，中国人民认清了军阀的真面目，认清了帝国主义者从背后不断唆使军阀进行反苏活动的真实意图。朝中人民通过中东铁路事件大大觉醒了。
当时，国民党军阀对拥护苏联的人是毫不留情的。
崔东旿先生来过后，审讯者们仍然把我只当一个读书会案子的主犯来对待。看来，军阀当局是为了核实我的身分，查明我与苏联有无联系，搞过什么运动，才传讯了崔东旿先生的。但是，崔东旿先生好像没有说什么对我不利的话。
不久，我们被押到了吉林监狱。吉林监狱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走廊从中央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伸展，走廊两旁是牢房，看守坐在中央监视四方。
我被囚的是北边走廊右侧第二个牢房。这个牢房朝北，长年见不到阳光，霉臭刺鼻，冬天满墙白霜，整天不化。我们被押到这个监狱是在秋天，可是牢房里冷得和冬天一样。军阀当局对待囚犯，民族歧视非常严重。看守们使用”高丽棒子“、”朝鲜亡国奴“等污辱性的话，还给朝鲜学生戴上拴了重铁块的脚镣。
在伙食方面和利用监狱里微不足道的医疗设施方面，军阀当局对待我们朝鲜学生也有差别，不同于对待中国政治犯。
我决心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
对干革命的人来说，监狱可以说是一个斗争场所。如果把监狱单纯地看作监禁罪犯的地方，那就会陷于被动，什么也干不了。可是如果把监狱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在那狭窄的空间里也能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情。
我振作起精神，开始摸索斗争方法。我首先想设法同外界取得联系，尽快重建遭到破坏的组织，使它进行活动，并决心同军阀当局进行斗争，争取早日出狱。
要在狱中开展斗争，难题是如何同外界取得联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教育看守，使他成为我们的同情者。
我争取看守的意图，意外地顺利实现了。当时，监狱当局要修缮牢房，让我们临时同一般罪犯住一个牢房。监狱当局的这一措施，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有一天，和我在一个牢房里的中国罪犯，忽然得了重感冒，躺倒了。他是在对一个富翁家行劫时被捕的，此人举止非常粗暴。
我搬到一般罪犯的牢房那天，那个被称”戆头儿“的罪犯盘腿坐在上首，不由分说地要我们拿出钱或吃的来请客。他喝令我们说，初来这个牢房，不管是谁，都得守这个规矩，你们也要遵守。他是个凶狠残暴的人。
我反驳他说，我们在审讯室受了几天折磨才来这里，哪里有什么钱，有什么吃的？说到请客，按道理，不是应该由你们这些长期坐牢的人来请吗？
那”戆头儿“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是脸上红一阵青一阵地盯着我。
他平时就这样像暴君一样专横跋扈，所以当他发高烧，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时候，牢房里的人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谁也不去亲近他，护理他。
我把我入狱时孙贞道家送来的被子给他盖上，还把看守喊来，叫他到监狱医院去拿药来。
这个姓李的看守平时就看不惯那个行动粗暴、不近人情的罪犯，现在看到一个朝鲜人像对待亲骨肉一样照顾中国犯人，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那个病号很快就痊愈了。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变了。连看守都不好惹的怪僻残暴的罪犯，竟然在我这个中学生面前变乖了。李看守感到十分惊奇，也不再那么随随便便地对待我了。
李看守在吉林监狱的看守中，是个比较温和、有民族良心的人。外面的组织成员通知我说，李看守出身微贱，为了挣碗饭吃才当了看守。我从各方面了解了李看守，最后决心争取他，尽可能多找机会跟他谈话。在这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弟弟快要订婚了，可是彩礼还没有准备好，他正为这事发愁。
我利用同志们来探监的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并采取措施，发动组织给他解决了困难。
几天后李看守来找我，感谢我给他张罗了彩礼。然后问我说，监狱当局说你是共产主义者，这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他很激动地说，这该怎么理解呢？人们说共产主义者都是”胡匪“，难道像你这样善良的人还能抢人家的东西吗？如果你是真的共产主义者，那么，给共产主义者扣上”胡匪“的帽子，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对他说，共产主义者是为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而斗争的人，我们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从朝鲜土地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而斗争的人。有钱有势的人骂共产主义者是”胡匪“，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土豪和卖国贼飞扬跋扈的腐败的社会。
李看守连连点头说，因为自己无知，才受了当局虚伪宣传的骗，以后就不再听信那套话了。
从那以后，李看守每次交班回家时都来看我。我托他跟别的牢房作什么联络，他也爽快答应。不久后，我还通过他同外头取得了联系。从此，我的狱中生活就比较自由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像李看守那样善意对待我们的。有一个像毒蛇一样的看守长，他从窗洞向牢房里面窥视，成心找茬儿折磨囚犯。
吉林监狱一共有三个看守长，大家对这个看守长的反映最不好。他值班的时候，囚犯连打哈欠都不敢随便。
有一天，我们决心整他一下，让他改变态度。我们在狱中商量让谁去办这件事。这时，有个叫黄秀田的中国学生自告奋勇地要承担这件事，他是在吉林五中念三年级时被捕的。因读书会事件被捕入狱的学生当中，只有两个是朝鲜学生，其余都是中国学生。
我们问他说，要是整了看守长，就得蹲单人牢房，少说也得多受五个月的苦，行吗？黄秀田说，为了同志们，牺牲就牺牲吧，一定要想办法整他，我要用巧妙的方法让他脱胎换骨，你们就在旁边看热闹好啦。他把竹筷子削得尖尖的，当看守长从监视孔窥视牢房时，用它捅破了他的眼球。看守长的眼里流出了血和墨液。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牢房里的学生们也都称赞黄秀田是英雄。但是黄秀田本人却在寒冷的冬天被关进不生火的单人牢房，受了几天罪。
学生们要求看守赶快把黄秀田从单人牢里放出来，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他从单人牢房放出来，就把他们的眼睛都给捅穿。
监狱当局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从那以后，我们在牢房里就可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愿意开个会就开，如有必要还可以随意到别的牢房去。我说要到哪个牢房去，看守们就立刻应允，还给我开门。
我在坐牢时，得到孙贞道牧师的很多帮助。
孙贞道牧师是我在吉林进行革命活动的整个期间，像亲骨肉一样给予我积极支援的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和我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同窗（崇实中学）观念固然也起了作用，但我想更主要的是思想和信念的共同性使我父亲和孙贞道牧师以热烈的友情结合起来。
父亲生前谈了很多关于孙牧师的事。三·一起义后，孙贞道牧师流亡中国，在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担任过议政院议长。又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金九、赵尚燮、李裕弼、尹琦燮等一起组织以培养将担负起武装抗战的军事人材为使命的老兵会，担任过它的劳工部长。
但是，老兵会被解散，临时政府内的派别斗争激烈起来，他就感到幻灭，迁移到吉林去了。
他到吉林后，办了一个教堂，从事独立运动。我们作为教育群众的场所广泛利用的教堂就是这个教堂。本来，孙牧师是信仰心强的笃实的基督教徒。
他在吉林的基督教徒和独立运动者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我国的基督教徒中，有很多像孙贞道那样把一生献给了独立运动的优秀的爱国者。他们祷告也为朝鲜祷告，向”上帝“祈求也是祈求消除亡国的不幸。他们的信仰心一向同爱国心结合在一起，他们要建设一个和平、和睦、自由的乐园的愿望，在争取祖国光复的爱国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天道教和佛教的信徒绝大多数也是爱国者。
孙贞道是留吉学友会的顾问，所以我经常和他接触。他每见到我就对我父亲的过早逝世表示惋惜，并鼓励我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独立运动的先锋，为民族忘我奋斗。
我到吉林能够在毓文中学念三年书，是因为得到了孙贞道等我父亲的朋友的很大帮助。
孙贞道牧师为我家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活勉强维持的贫穷生活操心，多次补助我的学费。牧师夫人也十分疼爱我。每逢节日，她就邀我去，做些美味的朝鲜饭菜招待我。我在他们家吃的兔肉炒豆腐和清明菜糕，真是别有风味。清明菜是一种叶子上长了茸毛的草本植物，无臭无毒。他们说，他们家在平壤的时候就用这种菜做糕吃。那天我在牧师家吃的糕，是用从北山公园摘来的清明菜做的。
孙贞道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吉林参与过我们运动的是二儿子孙元泰和小女儿孙仁实。
那时候，孙仁实同黄贵轩、尹善湖、金炳淑、尹玉彩一样，都是朝鲜人吉林少年会会员。她在我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在监狱受苦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帮助。
有一天，看守把一个新来的囚犯推进了我们的牢房。这个人被拷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原来他是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他在1929年春突然被军阀当局逮捕，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