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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把曾经同车光秀、金赫、朴素心等同志讨论过的朝鲜革命的路线问题提出来，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就是四道荒沟会议。我提出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在东满的各个角落酿成的惨绝人寰的流血，再一次使我激愤和觉醒。我想象着在这一动乱当中人民捂着胸膛倒下去的情景，一直在思索，怎样才能把朝鲜的革命群众从血泊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把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从逆境中挽救出来，引导它成为乘胜长驱的革命。
革命在等待着武装。革命在等待着很好地组织起来、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和人民，等待着能够引导两千万人民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能够执行这一纲领的政治参谋部。
内外形势要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解放祖国和民族的神圣战争中来一个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我们民族就要流更多的鲜血，遭受更多的灾难。
我们必须打开这种转变的突破口，并在1930年夏季实现这种转变。我抱着这种决心，不断地把思路的要点记在本子上。
我们同离开四道荒沟的组织成员和工作员约定，各自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之后，6月下旬在卡伦重新会合。
在那以后，在敦化召开了吉东地区党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有关暴动的问题。专搞派别斗争的分子们准备再发动一次像五·三○暴动那样的暴动。
我批判五·三○暴动是冒险的暴动，并反对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我度过狱中生活之后又经历了五·三○暴动，有很多体1930年春，的确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成长之春、考验之春。在这个春季里，我国革命为新的变化作了准备。
三卡伦会议
6月下旬，同志们按照约定陆续来到卡伦。卡伦早已有了我们的革命组织。1927年起，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在较便于来往满洲各地的交通分岔点上设一个活动基地，便派共青骨干分子开拓了这一带。
我们决定在卡伦召开会议，是因为考虑到这里交通方便，又是一个完全能够保证与会者的安全和保密的隐蔽的活动基地。卡伦虽然是反日运动者来往频繁的地方，但还没有被敌人发觉。这里的人民又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是个理想的开会地我抵达卡伦时，早有少年探险队总队长郑行正在车站等着我。我每次到卡伦，他总是到车站迎接我，和我同行。
我到卡伦一看，这里的空气比敦化和吉林稍平稳些。
因为当时是五·三○暴动过后，间岛的空气非常险恶。加上日本军向东满出兵迫在眉睫，使形势更为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间岛的目的，是要镇压这一带迅速扩大的革命运动，确保占领满蒙，使之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
为此，驻扎罗南的日军19师师长河岛中将正在巡视龙井、延吉、百草沟、头道沟等地。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吉林军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视察了东满。
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号召从东满赶走日军中将、国民党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是在这个时候。
那时，我到卡伦把住处定在进明学校教师刘永宣和张小峰家。
张小峰一面在进明学校教书，一面又兼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他和车光秀一样，善于写文章，见识高，工作又好，受到同志们的爱戴。他的缺点是回家后常常跟妻子吵架。同志们劝他，他总是埋怨说，老婆太封建，合不来。为了让张小峰对家庭生活感兴趣，我
对他进行了多次说服和批评，可是没怎么见效。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张小峰到长春购买武器时被捕叛变了。据说5他还参与过要我”归顺“的工作。
在卡伦的革命化方面，金赫和张小峰的功劳特别多。他们同此地有志者合作，建立了学校和夜校，以此为据点开展教育运动，将农民会、青年会、少年会、妇人会等从前的启蒙团体，改组为农民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少年探险队、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各阶层群众出色地教育成为抗日革命的战士。
金赫主持创刊《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地点，也是卡伦。
我到了卡伦也和在四道荒沟时一样，继续探索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思索后，整理好写出来，便成了很长的文章。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我国民族解放斗争迫切要求提出新的指导理论。
没有新的理论指导，革命就寸步难行。
进入30年代后，被压迫人民要求自主性的革命斗争，在全世界越来越扩大。在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大陆是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舞台，是因为帝国主义这个时期更加加紧了对亚洲后进国家的侵略，也是因为东方许多国家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在各地为维护民族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东方人民为驱逐外来势力，为在自由、民主的新社会里生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与苏联革命和蒙古革命的发展相呼应，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亚洲许多国家，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在以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印度，纺织工人打着红旗举行示威，也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事。
中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迎来了30年代。
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开展的革命斗争和国内人民的积极斗争，使我们无比兴奋和奋发起来。
只要建立起党，提出正确的指导理论，就完全能够把人民发动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信心作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到了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仍有代表各党各派的立场和利害关系的各种主义和主张登场，把群众引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难免都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那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高形式的斗争是独立军的武装斗争。民族主义左翼阵营中最积极的反日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组织起独立军部队，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相信只有进行独立战争才能光复祖国。
有些人认为只有开展大部队的军事活动才能取得独立；有些人主张只有直接的恐怖战术，才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还有些人说，先把军队训练好，等到苏联、中国、美国等大国同日本开战时，再同他们联合起来争取独立，这才是符合朝鲜实际的战略。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哪一种都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血战的。
但是，独立军的斗争，没有具备能够切实贯彻这一宗旨的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既没有具备能够把独立战争打到底的强有力的、老练的领导班子；又没能打下能够从人力、物力、财政方面支援这一斗争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改良主义理论中，称为”培养实力论“的安昌浩的”准备论“成为独立运动者们议论的话题。
我们尊敬安昌浩，认为他是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廉洁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但对他的理论，我们并不赞同。
流亡上海临时政府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路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成立后不久就令人失望，也是因为它始终乞求于连一线希望都没有的非暴力外交路线而虚度岁月的缘故。因此，把军事路线绝对化的独立军，对此态度十分冷淡。
至于李承晚哀求国际联盟将朝鲜置于其委任统治下的请愿，则说不上是什么路线；民族主义右派所提倡的”自治论“，也只不过是一种与民族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梦想而已。
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还没来得及制定出符合朝鲜实际的科学的战略策略，就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总的来说，前一代的战略和路线的普遍缺点是不相信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前一代的运动者们，都忽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推动革命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的这一真理。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我国的反日运动者们却认为，革命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只能依靠几个特殊人才。
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也站在这种立场上，不怎么做打好群众基础的工作。用由几个上层人物组成党中央加以宣布的方法建立了党，而下深入到群众中去，致使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几派，搞了好几年夺取领导权的争斗。
前一代的路线和战略还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没有扎实地立足于朝鲜的具体现实。
我认为，要想提出符合朝鲜具体情况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就不要将经典著作和别国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自主地、用独创性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确定指导理论，既不能囫囵吞枣地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袖手坐在那里光指望共产国际给你带来万应灵丹式的处方。”我们可以相信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要相信两千万人民的力量，把这个力量团结成一体，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吧。“在我的心里常常发出这样的呼声。
我基于这种思想，努力把今天我们命名为主体的那个思想反映到报告的每个字句中去。报告要反映的内容都是些有关我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那时，我对武装斗争问题想得特别多。
我们在报告中，把用武装力量全面开展抗日战争作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路线，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头等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决心开展武装斗争，并把它确定为方针，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在卡伦通过这一方针时，我们还只是赤手空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主张，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用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双手去建立新型的军队。
那时，有些人提出异议说，独立军既然存在着，那么加入独立军进行活动就行了，何必另建军队呢？那样不就招致反日军事力量的分裂吗？
在独立军趋向右倾和反动的情况下，用到那里去更新军队的方法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930年，当时独立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虽说国民府属下有独立军的兵力，但也不过只有九个中队。连这点兵力也因上层的分裂，分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互相对立。
所谓国民府派是把独立军十多年来坚持着的既有方针绝对化的保守势力；而反国民府派是反对既有方针，追求新的路线的革新势力。反国民府派人物对共产主义表示赞成，也曾企图与共产主义者携手，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视为”第三势力“。意思是说，他们既不是民族主义者又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种中间势力。在民族运动内部出现了像反国民府派这样的”第三势力“，这证明要把这一运动的方向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已进入了实践阶段。
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造成了独立军力量的分裂，民族运动内部陷入了混乱。
独立军的各中队大体上都驻扎在不利于打游击战的平原地区的村庄。他们武器低劣，军纪紊乱，训练不力，又没有搞好同群众的关系。
①②
独立军已不同于像青山里战斗、凤梧洞战斗那样痛快地歼灭日寇大部队的2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了，它已经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
我为参加南满青总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同玄默观谈到国民府时曾问过他：
”先生，用国民府的力量战胜日本，你有信心吗？“我这样提问，是因为他太夸耀国民府了，所以才刺激他一下。
”哪里有什么信心，就这样挺下去，等大国给予帮助就独立嘛。“听了他的回答，我不觉愕然了。我想，连战胜敌人的胆量都没有，只是坐等大国给予援助，盲目作战，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国民府的先生们可不可以把武器都交给我们？只要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就将在三四年内把日本鬼子赶走。
对大会筹备委员进行白色恐怖之前，还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在吉林市时，我跟玄默观开玩笑，他也不见怪。
他没有回答，只是苦笑着。也许他在想，这个孩子在作幼稚的空想吧。
靠国民府的军队，连维持现状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想建立一支 。。。。。。
①
青山里战斗：在间岛一带进行活动的朝鲜独立军部队于1920年10月在中国吉林省和龙县青山里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②
凤梧洞战斗：1920年6月洪范图属下的朝鲜独立军在中国吉林省汪清县凤梧洞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的战斗。
新型的军队。
我确信，只有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才是真正的最彻底、最革命的反日抗战。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把工人、农民等广大反日爱国力量集中到自己的武装队伍里来，才能以正确反映群众利益的科学的战略策略，认真负责地把武装抗战进行到底，领导整个朝鲜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打倒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中轻松地战胜了领土比自己大几十倍的大国的新兴军事强国。要战胜这样的强国，光复祖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意味着要战胜世界公认的日本的军事力量，意味着要战胜他们迷信的皇道精神，意味着要在同明治维新后新兴的日本将近70年来积蓄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战中成为胜利者。
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能在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打败日本。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是很难这样设想的，日本军阀听了，也会捧腹大笑的。
若问那种想法有什么保证，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当时我们两手空空，能有什么保证呢？
我们只有爱国精神和年轻人的血气。我们说三四年左右，并不是因为我们轻视了日本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爱国精神比它更强，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如果说我们有保证，那就是两千万民众的力量。当时我们有这样一种气概：只要把两千万民众训练好，到处打击日本军警，就能争取国家的独立。
因此，我们认为，要蓬勃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打好群众基础。
可以说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第一次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是在华成义塾时期，而第一次感觉到民族的力量，把它记在脑子里，是在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我有了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的力量进行革命的决心，是在吉林市的时候。
不进行两千万民众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战，就不能摆脱殖民地奴隶的枷锁。如果是纯粹的阶级革命，那么只有工人、农民群众才是革命的动力。但我国革命的性质本身就是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主张，不仅是工人、农民，而且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爱国的宗教徒、民族资本家也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动力。我们、的原则是把那些对民族解放具有利害关系的反日爱国力量都团结起来，都动员起来。
当我们提出了这一路线时，有些人摇着头说，这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
这些人说，共产主义者要同除工人、农民以外的阶层结成同盟是一种梦想；同宗教徒、企业家阶层更是不能携起手来的。火曜派以金灿曾经有一个时期同国民府的几个人物有过来往为理由，撤了他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负责人的职务，是因为火曜派有这样的观点。
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冷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族主义是”违禁品“；而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共产主义也是”违禁品“。这种倾向招致了把民族的力量分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的后果。
凡是具有理性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从20年代中叶起开展了争取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合作的运动。这一运动在1927年取得了成果，成立了新干会。新干会的出现，说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信念不同，但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上是可以团结一致的。民众都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破坏活动和被它收买和利用的改良主义者的瓦解活动，这个团体在1931年不得不宣告解散。
如果两种力量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形成了巩固的结合，那么，即便有内外的破坏，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垮下去的。
好不容易实现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作，由于新于会的解散而流产，这使我们非常气愤。不把民族解放放在首位，只把信念绝对化，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如果把民族解放这一大前提放在首位，就能同任何阶层携起手来，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
我们站在这种立场上，解放后同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