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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谈论着这个问题，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明确地对他们说，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要求并不剥夺朝鲜共产主义者重建党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独立的政党，何必要我们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呢。因此应当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才是国际主义的立场。就是戴上了中共党员的帽子，只要不忘记朝鲜，为朝鲜革命而斗争就行。但是，不能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完全抛弃建立独立政党的工作，无限期地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朝鲜人应该有朝鲜人的党。”
这就是我对转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然而，这个看法与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原则的解释是否一致，我是没有把握的。
我为了深入理解一国一党原则，早日确定建党方针，1930年6月下旬，在贾家屯会见了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金烈）。金光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呆过的知识分子。他在我们的活动地区孤榆树、五家子、卡伦等地呆过较长时间，他以联络员的身份，为使我们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作出了努力。张小峰和李钟洛说他是在苏联受了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对他赞不绝口。因此，我怀着一种期望去见了他。名不虚传，他的确是博学多识的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日语，跳起苏联舞来就和苏联人差不多，他还很会演说。那时，金光烈对我说，与其听他个人的见解，不如到共产国际去一趟，他要给我介绍在哈尔滨的共产国际联络处，认为最好到那里去讨论一国一党原则问题。
见过金光烈以后，我和同志们就一国一党原则反复进行了讨论。
我们对一国一党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国家里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中央，不能有多于一个的共产党中央。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在一个国家里，不可以有利害关系和目的相同的一个以上的党中央存在。
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并要求严格遵守这个原则。这样做的基本目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宗派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保证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严防各种异己因素潜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敌人为从内部分裂和瓦解共产主义队伍进行恶毒的阴谋活动有关的。然而，共产国际的章程只提出了一国一党原则，却没有阐明，到别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转入驻在国的党的方法以及转党后怎样规定他们的革命任务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满洲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转入中共的问题引起群众纷纷议论的原由所在。
由于这种原因，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党组织，是与一国一党原则相矛盾的。
由于对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朝鲜共产主义者争取祖国解放的活动就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甚至产生了朝鲜的革命者到底有没有权利为祖国而斗争的疑问。在这样的时期，我一直不懈地探索着建党的方法；
难道真的就没有既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又能大力促进朝鲜革命的途径吗？
经过苦心探索，我找到的出路就是，根据先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不是以匆忙宣布党中央的方法建党，而要扎扎实实地奠定建党的组织、思想上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能够名副其实地起到我国革命的参谋部的作用的党。培养阶级觉悟高，经过锻炼的骨干；实现队伍的思想意志的统一；奠定党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如不做好这些工作，单靠主观愿望是不能建立党的。
我认为，以同宗派毫无关系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为骨干，用首先建立基层党组织，然后再扩大和加强这些组织的方法去建党，这是最符合现实的切实可行的建党方法。我确信，用这种方法建党，共产国际也会欢迎的。
我认为，先由我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不断地加强它的作用，在我们所到之处都扩大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就能既保证对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又能圆满地履行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
只要不在中国境内另设我们的党中央去同中国共产党并存，就不会有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发生矛盾的问题了。我们确定了这样的思想，在卡伦会议上提出了建党方针，并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
建立革命的党组织，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为朝鲜没有党，端川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们为征求策略问题上的意见，甚至找到共产国际去了。如果朝鲜有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革命政党，有老练的领导力量，他们就不会花路费去找共产国际的。
本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论其深广，远非往日的反日斗争所能比拟的。
我们的斗争也比初期大大前进了，活动范围超出吉林，远远地扩大到东满和北部朝鲜一带。原来只限于青年学生运动的我们的革命斗争，以地下活动的方式渗入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中去。等到积累了经验，军事政治上的准备成熟了，就需要组织常备的革命军队，以大部队的力量去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但共青同盟是承担不了这一切领导工作的。过去，共青同盟领导各群众团体，是一个过渡现象，不能成为永久的做法。
如今，必须建立一个党了，需要由这个党去掌握和领导共青同盟等各群众团体，全面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需要由这个党去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去同共产国际做工作。打着共青同盟这个牌子，是不可能圆满地同共产国际进行工作的。
早先的共产主义者们都说自己的一派是“正统派”，都要求承认他们，闹得共产国际也弄不清头绪。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在朝鲜除非完全消除宗派，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了清除宗派，建立新的党，就需要有不搞派系斗争、没有掌权野心的新的一代登场。于是，他们开始注意我们的斗争，并为同我们取得联系，从各方面建立了渠道。
我们通过多年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能够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基础。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建立与早先的党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的出发点。一切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开始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发展成为反帝青年同盟，进而又发展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
共青同盟培养的我国革命的骨干部队、反帝青年同盟打下的我国革命的群众基础，成了建党的基础。共青同盟成立后，在它作为强有力的先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的日子里，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克服前一代共产主义者们所犯的错误，在争取群众和领导艺术方面开辟了新的境地。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发扬的英勇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战斗气概，成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原动力，成了我们党的灵魂和气概。
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活动的一个高峰，是以卡伦会议为契机，创立了朝鲜革命的指导思想。卡伦会议的决定阐明了，在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共青同盟纲领的道路上，共产主义者应当作为原则的战略方针。它成了建立新型政党的思想基础，成了长期以来在失败和挫折的阵痛中探索前进道路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针。
指导思想、领导核心、群众基础，可以说是建立党组织必不可少的因素。
我们具备了这三种因素。
1930年7月3日，在卡伦的进明学校教室里，由车光秀、金赫、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字、崔孝一等同志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当时没能参加会议的金利甲、金亨权、朴根源、李济字等同志以及内定为朝鲜革命军队长的李钟洛、朴且石等，也都是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
进明学校坐落在离村庄有500米左右的贾家屯前面的平野上。学校的东边和南边有一片五六町步的柳树甸子，中间有一条叫雾开河的小河绕过学校朝东南方流去。学校的东边沼泽地一直连到村庄。能来往这所学校的通路，只有西边的一条路。只要把好路口，在学校里干什么，外边都不会知道，如果发生危险，就可以穿过柳树甸子逃出去，保证连踪影都找不到。
那天晚上，我们在这所学校开会，在可能出现密探的西边关口设了好几重岗哨。水田里的蛙鸣彻夜不停，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建立第一个党组织时留下的印象中，令人难忘的是金园字挺费劲地把一杆红旗立在讲桌旁的事。那面旗帜的鲜红颜色，反映了我们要为革命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
就是现在，一提到第一个党组织，我就联想到进明学校，想起进明学校，那面斜立在讲桌旁的红旗就浮现在眼前。
那天，我没做长篇讲话，关于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问题，在卡伦会议期间已多次进行了讨论，没有必要再具体说明它的宗旨了。
我只提出了党组织的成员必须执行的几项任务：扩大基层党组织，建立统一领导这些基层组织的体系；巩固队伍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统一和同志式的团结；牢固地奠定革命的群众基础。同时强调了完成这些任务的途径：党组织在一切活动中必须坚持自主的立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与反日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我们没有另行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已经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斗争任务，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地阐明了我们应走的道路和应遵守的行动规范。
我们给这第一个党组织起了“建设同志社”这样一个极平凡的名称。这个名称包含着我们的远大抱负和意志，那就是从寻找同志开始迈出了革命第一步的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争取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团结他们去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加入建设同志社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满腔激情地吐露了亢奋的心情。金赫吟诵了即兴诗，大致内容是：“启航了。我们的船驶离了港口。我们将摇橹前进，冲过惊涛骇浪驶向远海。”
金赫的诗朗颂结束，崔孝一站起来讲了话。讲话结束时他对我说：
“成柱，如果这里不是教室，是山里，我真想放几响礼炮作纪念！”我对他说，同日本鬼子较量的日子不远了，到那时候再尽情地放好了。
当时，我们真想开大炮而不是开手枪，好好庆祝第一个党组织的成立，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作为朝鲜的党员，在时代和历史面前严肃地发誓要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生，当时的激动和自豪，真是语言难表，文字难绘。
15年后，在解放了的祖国建立了我们党之后，我回到尚可闻到我儿时的气息的旧居，躺到铺着草席子的炕上，放下一切心事的时候，不由得感怀万千地回忆起了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情景。
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它是我们党的幼胎，是我们党的种子，它在组织和扩大基层组织方面具有母体的意义。自从第一个党组织建立以后，我国革命就由没有沾染宗派习气的，白纸一样纯洁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来领导，从胜利走向了胜利。从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自主的政党的斗争，就随着抗日大战的滔滔洪流，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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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们把建设同志社的成员派到各地去，在豆满江沿岸的北部朝鲜一带和满洲各地建立了党组织。
我承担了到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30年秋，我到了受我们影响较多的咸镜北道稳城郡，在那里建立了国内党组织。
我们年轻的党组织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一向站在群众的前头，开辟了抗日战争的进军路，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为钢铁般的先锋队，博得了群众的爱戴和绝对信任，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我们在依靠自己独立的组织开展活动的同时，还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共同进行了工作。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从朝中两国人民历史长久的睦邻关系和两国所处的相似的境遇、两国革命者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共同点出发，始终一贯地支持了中国革命，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每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解放本国人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就像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当他们遭到一时的失败或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同他们一起感到痛心。
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开展活动，不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就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帮助，就不能牢牢地维持反帝联合战线。
我们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与满洲省委下属的党组织里有许多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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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满江：指图们江，朝鲜称图们江为豆满江。
鲜人有关系。东满特委里也有许多朝鲜人，东满地区的县党委员会和区党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朝鲜人。从党员比例来看，朝鲜人占90％以上。他们在东满地区党组织中，起了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
在满洲地区，朝鲜入党员之所以多，是因为在间岛地区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大多数是朝鲜人。
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以后。
在华成义塾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和在吉林、五家子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我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联系。
本来革命并不是有谁叫你干才干的，而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目的自主地进行的。从这种要求出发，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创立了革命的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组织了我国革命的最初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霸占满洲所造成的新的形势，和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朝中人民共同敌人的新的环境，使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成为成熟的要求。
1931年冬的明月沟会议前后时期，我住在曹亚范的家里，第一次开始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曹亚范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和我一起做过共青同盟工作，后来在和龙地区一面教书一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来我组织了游击队，在汪清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同负责宁安县党委的领导工作，同时兼管东满地区工作的王润成取得了联系。童长荣从大连被派到东满特委时，我又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干部进行了活动。童长荣牺牲后，我又同魏拯民取得了联系。另外，我还同共产国际巡视员潘同志也取得了联系。
我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时期，保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系，这在扩大抗日联合战线，发展共同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下发展了共同斗争，这是主动的、灵活的措施，符合当时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别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也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制的要求。我们积极发展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共同斗争，同时始终一贯地坚持了解放祖国的旗帜，并正确贯彻了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对于我们的这种原则立场和真诚的努力，中国战友们真心赞扬说，这是革命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主义义务正确结合的生动典范。
朝鲜人民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道参加了艰苦卓绝、困难重重的抗日大长征。
1963年，崔庸健同志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曾在沈阳设宴祝贺他的生日，作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祝寿讲话。周总理指出，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同志起了主导作用。所以说，中朝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抗日联军是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联合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
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人的功劳很大，对于这一点，杨靖宇、周保中、魏拯民诸同志也常谈及。
因为我们无私地支援了中国革命，所以，只要是我们的事情，中国人民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后，我们在游击队里建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这是在卡伦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扩大发展的结果。从那以后，我们的自主的党组织深入到祖国光复会的国内组织，即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以及各农民组合和劳动组合，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