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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有关朝鲜革命军的小册子去筹办武器的途中，同金光烈、张小峰、朴炳华一道被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了。对军事较内行的金利甲也被抓去坐了牢，白信汉牺牲了。崔昌杰和金园宇下落不明，连消息都无从知道。
革命军其余的成员中，有军事经验的人屈指可数，连为数不多的这些人都被派去做群众政治工作，不能叫他们参加武装队伍。当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奔忙的时候，在我身边的朝鲜革命军出身的青年，只有车光秀一个人。
如果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就可以下动员令或实施义务兵役制那样的法律，轻易地征集到足够的军事人员；可是，我们不能用那种方法征集人员。
因为法律机器或物质力量，是不能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有一个时期，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曾把全体国民都负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的条文列入宪法，可是群众连有无这种法律都不知道。在失去了国权的情况下，蹲在别国租界的一个角落里，行使国权的流亡政府的法律或指令，是不可能生效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中，不可能用动员令或义务兵役制之类的法律手段，让人们扛起枪来。在这个革命中，领导革命的领袖和先驱者们的号召代替了法律，群众的政治道德觉悟和战斗热情，决定了兵源问题。即使没有人提出要求或下指令，群众也会为自身的解放自觉地扛起枪来。这是把自主性当做生命，决心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民群众出于本能的行动。
我们根据这样的原理，在安图及其附近，开始物色吸收到游击队里来的对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工人纠察队、地方突击队等半军事组织里，有很多要求参军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秋收、春荒斗争的风暴中，半军事组织急剧扩大。经过这些风暴，青年们成长了，面貌一新了。
然而，不能因为群众要求参军，就不考虑他们的水平如何，随便接收他们为游击队员。东满的青壮年在军事上还没有作好准备，为了保障游击队的人员来源，必须在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半军事组织中，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军事训练。
可是，我的身边没有一名可以担任教练的人才。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安图地区的青年全部实现军事化的。拿我自己来说，也只不过是在华成义塾学了点军事，在指挥新型的军队－－游击队的军事实践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学生出身的车光秀的军事知识还不如我。如果有像李钟洛那样的人，就可以把军事完全交给他，我就可以把全部时间花在政治工作上，可是李钟洛又被关进了监狱，再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了。这实在叫我焦急。
每当面临难关时，我总是感到缺少同志。
我们正承受这种苦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朴勋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很有前途的人来找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那个学校里有许多朝鲜青年。中国人把广州暴动又叫做“三日苏维埃”，在这次暴动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朴勋和安鹏参加过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从关内逃到满洲。朴勋身材魁梧，言行风度很豪爽，不愧是个武人。他常说中国话，说朝鲜话的时候少；常穿中国衣服，很少穿朝鲜衣服。他就成了我的“军事顾问”。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吴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坦率地说，当时我一听到黄埔军官学校这个校名，就对朴勋抱有很大期望。
朴勋有在战场上两手各握一支手枪，打双枪的本事。他的枪法真了不起，堪称神枪手。
他的又一个本领是口令喊得好。他有一副罕见的嗓子，他作为教官可以不用扩音器，指挥一两万人的队伍。他在土器店沟大喊一声，全村人都能听到。
他那口令声使安图的青年都为之倾倒，都以钦佩的目光看他。车光秀看到朴勋指导赤卫队进行训练的情景，佩服地说：“他那副嗓音，怕坐在东京的日本天皇也能听到哩，真不知是从哪里来了这么个宝贝蛋！”对朴勋最为倾倒的就是车光秀，他俩常搞理论辩论，可是相处得非常亲密。
因为朴勋在安图训练搞得很好，所以我们组织的部队后来到汪清时，被评为“大学生部队”。我们部队的游击队员们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期间，都因为有秩序，纪律严明，言行文雅，衣着整齐，而受人尊敬。杨靖宇也一直赞赏我们革命军有纪律、朝气蓬勃和文明的面貌。每当听到这种赞扬时，我就想起朴勋，想起他那响彻土器店沟的口令声。
朴勋作为教官的又一个特色是对受训者要求严格。由于他那非常严格的要求，受训者很快便掌握了军事知识。
然而，朴勋有时对队员实行体罚，他对做不好规定动作的或违反纪律的受训者，吹胡子瞪眼地骂他们，有时还用脚踢他们，有时罚站。我怎么对他讲革命军队内禁止体罚，也没有用。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我同嗓子都喊哑了的朴勋一同回家时，问他：
“朴勋，你身上总有点军阀的气味，你是在哪儿学来的那种习气？”他一听军阀气味，便对我笑笑说：
“教我们的教官曾是个又严又厉害的人。说不定就是那个德国人给我留下了那种’遗产‘。要成为像样的军人，不管怎么说，要多挨几下鞭子。”德国式军事教育的痕迹在朴勋身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上军事理论课，讲得最多的就是普鲁士军队。他对英国士兵的勇敢性、法国士兵的敏捷性、德国士兵的准确性和俄罗斯士兵的顽强性讲得很多。他讲这些的时候，总要号召受训者说，我们要成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的万能的军队。
他所进行的许多训练内容，和我们作为训练目标的游击战的特点也是不相符合的。他为了让人们领会拿破仑式纵队队形和英国式线形序列是什么样的，用20名左右的受训者排成那种队形，为此下了很大功夫。
我参观教练后，在休息时间，低声对他说：
“朴勋同志，你刚才进行的那个英国式线形序列训练，用简单说明的办法一带而过怎么样？我们又不是要在这里干一场和滑铁卢激战一样的战争，而是马上要在山地作战，同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敌人打游击战，学那些旧时代的兵法还有什么用？”
“要打仗，是不是应该掌握那些军事知识？”
“别国制定的一般性的军事知识固然也是重要的，可是应该先选择那些马上能用得上的东西来教给他们。你最好别想让他们把你在军官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囫囵吞下去。”
这天，我对朴勋说的是，叫他在训练中不要犯教条主义。
十来名赤卫队员交给朴勋，让他对他们进行射击训练。结果，他把一个桩子立在平地上，一整天反复地说，敌人出现了，就要瞄准中心下部打枪。
于是，我对朴勋说，照这种方式搞训练是不行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训练先撇在一边，要先教打游击战所必要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进行山地战所需要的训练。不符合我们情况的，要大胆地删改，操典里没有的兵法，要由我们集思广益，一样一样制定出来。
朴勋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那以后，以打游击战所需的东西为主进行了训练。起码的规定动作和武器操作法自不必说，把伪装法、信号法、刺刀使用法、敌情侦察法、走山路法、棍棒使用法以及夺取武器的方法、打夜战时识别敌我的方法等马上能用得上的军事知识，先教给了受训者。
朴勋开始时，无计划地教这教那，后来就制定出教学计划，按计划进行训练了。
朴勋后来在回顾当年的事情时，坦率地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所学的军事，都是属于世界五大军事强国的东西。那是把古今内外的兵法集大成的、总括的、综合性的军事知识。他为在可以算是中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的有名的黄埔军官学校学到这种知识引以自豪，心想，到东满来普及这样的知识，会博得人们的掌声和喝彩。可是，他估计错了，他得到的不是掌声和喝彩，而是冷淡的反应。青年们把他的课，当做知也可、不知也可的常识，并没有把它当做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来接受。他痛切地感到，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学到的军事知识虽说是世界性的东西，但对游击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半拉子知识，对于曾把它当做绝对的万能法典的他自己感到幻灭，他切身地领悟到必须创造新的、游击战所需要的军事理论。从那时起，他才摆脱了教条，才具备适应朝鲜革命战争需要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
在安图地区的“训练都监”中，仅次于朴勋的出色人物是金日龙。他虽然没有现代战争的知识，但他用在独立军打仗时掌握的实战经验，对队员进行了不懈的训练。
我们加强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少年探险队等半军事组织的军事训练，并扩大了队伍。通过这个过程，在我们周围集结了数十名在政治、军事上具备一定水平的坚强的青年。我们选拔那些在豆满江沿岸各县工作的同志和在秋收、春荒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让他们都到安图集合。有很多青年从安图、敦化等东满各地来找我们。
我们从这些同志中选拔车光秀、金日龙、朴勋、金哲（金哲熙）、李英培等18名骨干分子，先以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小组。同时，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也组织了同样形式的武装队伍。这样，各县陆续出现了一二十名左右的人组织的武装队伍。先以少数人组织武装队，悄悄地进行活动，借以筹办武器，积累经验，扩大队伍，一旦条件成熟，各县分别建立大规模的武装队伍，这就是明月沟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
组织游击队小组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武器进行浴血斗争的过程。这困难，那困难，也都不会比解决武器更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用在他们本土军事工业系列生产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不断地加强陆海空军的战斗力，可是我们没有国家后方供应武器，连买一支枪的钱都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坦克。眼前，只要有步枪、手枪、手榴弹之类轻武器就行。如果国内有生产武器的工厂，可以借助于工人的力量去解决，可是我国没有那种工厂。遗憾的是，我们在武装自己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得到本国工业的帮助。
正因为如此，必然地出现了“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样豪壮的口号。
我回到安图，把父亲托母亲保管的两支手枪从地下起出来。我举起那两支手枪，对同志们说：
“看，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义兵，也不是独立军，可是直到他去世那天，一直带着这些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是能够实现国家独立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我父亲总的夙愿，就是要进行武装斗争。我在接受这两支手枪的时候，下了坚定的决心，要代替我父亲去实现他未遂的夙愿。现在到时候了。要把这两支手枪当做本钱，开始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目前，虽然全部财产只有这两支，但使它一次又一次地翻本生利，就会变成二百支、两千支、两万支，你们想象那一天吧。有了两千支枪，我们就解放祖国。要拿这两支枪作本钱，不断地叫它翻本生利，叫它变成两千支、两万支！”
我想着壮志未酬过早去世的父亲，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筹办武器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时，朴勋问我，听说在抚松曾有一个财主的儿子向你们献出了几十支枪，那些枪都弄到哪儿去了？他所说的财主的儿子就是张蔚华。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时，有一次张蔚华带着他们家丁的40支枪来找我。那时，我们把那些枪全给了朝鲜革命军队员。
朴勋听到了这件事，深表惋借。他说，有钱就有出路。他提议，巡访我们建立的革命村，向农民发出号召，捐一些钱。
我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若是向富者发出号召，从他们那里弄些资金倒有商量的余地，但让贫穷的工人、农民掏钱来买武器，这不是好办法。捐钱的事，当然比豁出命去夺敌人的枪容易得多。可是，我们还是放弃容易的办法，选择了困难的路。我也承认拿钱买枪是一种办法，但没有提倡这种办法。向人民群众伸手要钱是独立军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方法。况且，即使捐到一些钱，也不会有多少。
有一次，崔贤同志到山林队那里，花1500元买来了一挺机关枪。那时。
一头黄牛的市价大约是50元，这么算起来，要买一挺机关枪，就要卖掉30头黄牛才行。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数字。
我们商量多次，找出了一个办法，到奶头山方面去，挖来了几支独立军埋在地下的枪支。
别的县里，也争相回收了独立军用过的武器。洪范图麾下的独立军在青山里战斗后，把大量的枪支和子弹埋在大坎子附近，退到苏满国境一带去了。
日本守备队通过密探得知此事后，便用几十辆卡车运走了那里的枪支和子弹。明月沟会议后，汪清的同志们派几个人到大坎子，从日本守备队员挖开的地方又找到了约5万发子弹。
我们手里弄到了一些枪支，便开始用它做本钱，投入了直接夺取敌人武器的战斗。
第一个攻击对象选的是地主双秉俊的家。他手下有一个约有40人的保卫团。团长李道善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新选队”队长，这个“新选队”后被崔贤同志的部队打垮。
保卫团的兵营设在地主家土城里头和外头。我们把游击小组成员和赤卫队员编成一个袭击小组，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个沙河村的双秉俊的家，夺来了十多支枪。
夺取武装的斗争，在豆满江沿岸的所有地方，都群众性地蓬勃开展起来。
革命群众提出“武装是我们的生命！以武装对抗武装！”的口号，由游击队小组成员、赤卫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地方突击队员们带头，无论男女老少，都奋起展开了夺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日满警察、亲日地主和反动官僚的武器的殊死斗争。
“要枪不要命！”就是那时用的话。到海关、保卫团、公安局或地主家，端着枪喊一声：“要枪不要命！”那些胆怯的官吏、反动地主和警察官，就哆哆嗦嗦地把枪统统交出来。
“要枪不要命”这句话，在东满的所有革命组织区成了流行语，广为流传。
吴仲和的父亲（吴泰熙）和他叔父也手持用饭桌腿做的假手枪，口喊“要枪不要命”，威胁警察和自卫团，夺取他们的武器，送给了赤卫队。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安图。我们听了，对那些老人的机智、大胆深为佩服。
后来，我在汪清见到吴泰熙老大爷时问过他：“您是怎么想出那么绝妙的法子来的呢？”老大爷笑着说：“晚上看起来放在炕上的饭桌腿也挺像手枪哩。我们哪里有枪或炸弹那种东西呀。所以，就拿出了饭桌腿。急中生智嘛。常言说：’口渴者挖井。‘不是吗？”
老人说的确实很对。那时，我们真是抱着口渴者挖井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夺取武器的斗争。那是需要最大的创造精神和智慧的苦斗。
东满的革命者和革命人民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地伪装自己，或是装成宪兵、救国军军人、日本领事馆官吏、大富豪或贸易商等，用乔装袭击的方法夺取武器。有的地方，妇女们用捣衣棒或棍子打倒军警，夺取武器。
夺取武器的斗争，是全民抗战开始的序幕，是预备战斗。所有革命组织都为这一斗争发动起来，全民动员起来了。革命需要武器的时机一到，群众就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在这过程中，他们进一步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大。
“自己的武器自己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一口号发挥了巨大的生命力。
然而，我们在这一斗争中也失去了很多革命同志。那时，我们获取的每一支枪里都渗透了革命同志的热血和他们火热的爱国精神。
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同时展开了自己制造武器的运动。
起初，在铁匠炉制造大刀、长枪之类刀枪武器。接着，还制造了手枪和炸弹。
在自制的手枪中，做得最精巧好使的，是汪清县南区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们制造的“比及盖手枪”。咸镜北道一带的人按俄语发音把火柴叫做“比及盖”。之所以把这种手枪叫做“比及盖手枪”，是因为要用红头火柴作火药装在枪膛里。
他们用洋铁制造枪管。
东满的兵器厂当中，最有名的是和龙县金谷的神仙德鹰岩窟兵器厂、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