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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为革命消耗了全部精力的。
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到了母亲的茔地。
母亲的坟墓修在孤独地长着一棵老榆树的斜坡上，坟头已披上了像西瓜皮花纹一样的草皮。
我脱下军帽，同两个弟弟一起跪在坟前磕了头。
“妈！成柱来了。请您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吧。在南满耽搁了些时间，今天才来看您。”
我跪在地上这样默念的时候，哲柱忽然趴在坟头上，用手扒开了草皮。
“你干什么？”我惊异地望着弟弟问。
没有回答，掉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把我从两江口带来的药全部埋到坟头里。
弟弟的这一无言的行动深深地触动了像烟雾一样笼罩在我心中的悲哀。
我趴在坟头上悲伤地哭了很久。我从一个革命者回到了一个平凡的自我。
我觉得世上万物都凝固成了这一个坟墓，天下大小事物都缩成了丧失母亲这一出悲剧。然而，头顶上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却毫无变化，依然清澈地俯瞰着大地。我们这样悲伤，而天空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啊！
我就这样失去了亲爱的妈妈。这是亡国史刻上了22个年轮的1932年凄凉的夏天发生的悲剧。如果国家没有沦亡，我母亲一定会多活好些年的。我母亲的病是长期的辛劳造成的，而这辛劳是亡国的厄运所带来的。
母亲为我们兄弟付出的劳苦是一言难尽的。假若我为母亲所尽的孝心是十，那么母亲给予我的爱是用千万亿兆也难以计数的。
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四五名共青盟员在抚松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我们需要杀开一条路突围，走出县城去，可是我们手里没武器。
于是，我叫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同志要武器来。
我母亲欣然答应了。
“这点儿事还算什么。我去取来。”
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人要了两支匣子枪，安然无事地回来了。当时万里河的同志们按我母亲的要求，把子弹都推上了膛，一扣扳机就能开火。
母亲把匣子枪藏在装有牛排骨的盆子里，顶在头上，大胆地通过了城门。在城门前，警察指着盆问她：“那里面是什么？”母亲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牛肉”。警察掀开盆上的纸看了一眼，就让她通过了。
我看到子弹推上了膛，拉下了保险栓的枪，吓了一跳。
“妈！差点没出大事。这枪为什么把子弹都推上了膛啊？”“那是我叫你的朋友推上的。我是想，要是敌人搜查这个盆子，就给他们几枪。顶多不过是两三个家伙吧。他们真要扑过来，我就先杀他一个，死也不赔本嘛。”
母亲的这句话里充溢着只凭我们当时的体验和不成熟的思想方法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崇高精神。这是对自己儿子的事业没有透彻的理解和完全的赞同，就不能有的勇气和真挚的爱。
在旧安图，我们寄居在马春旭家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同志摆弄手枪，不慎走了火，打伤了我母亲的腿。伤势很重，弄不好生命有危险。
从那天起，我母亲便闭门不出。若有人问，就回答说是早晨出去倒水时，不慎跌倒骨折了。她盖上被子躺在炕上，不让别人看到伤口，只有亨权叔叔背着人护理她。但我母亲从不责怪我们，对那走火的人也没有任何怨气。
这个弄枪走火的朋友实在过意不去，甚至想要自杀。
我母亲听到这消息反而大怒，责备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她说：
“你们用枪还不熟，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男子汉还为这点小事想自杀吗！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而要多想想如何才能保好密。如果泄露这个秘密，你们就会遭殃，我和房东也会遭大祸的。那样，你们的事业也就没有指望了。”我母亲对自己腿上的枪伤倒不怎么介意，却生怕我们手里有枪的事传到警察的耳朵里。
马春旭对走火一事也没有外扬。
在我母亲的品质当中，最大的优点是，她爱我的朋友，就像爱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她待我的朋友，尤如待我一样。我的同志们到家里来，母亲就给他们工作费。这个工作费的来源，当然是她给人家做针线活、洗衣服挣得的钱。木材场的工人和挖人参的季节工人扯下白布，常找我母亲来定做衣服。
我母亲给他们做衣服，一天挣七八角钱，弄好了还能挣到一元。
我家虽穷，但母亲对我的同志却从不小气。扣去买米钱、到外地时用的路费和房租外，其余的钱，只要我们的同志到我家来，就全掏出来，或者买挂面和猪肉，给他们包饺子煮面条吃，或者给他们做工作费。
我们的同志们担心说：“大娘！您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您把钱全掏出来给我们，怎么过日子呀？”我母亲回答说：“人不长寿，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命短。”
我的朋友到我家来住几个月，母亲从无怨言，始终不渝地待如亲生儿女。
所以在满洲搞过青年运动的人中，凡是到我家住过几天的同志们都把我的母亲叫做“我们的母亲”，而不叫“成柱的母亲”。
说母亲终生给革命者做饭也不言过其实。父亲活着的时候，母亲为服侍爱国者，忙得不可开交，连串门的时间也没有。我家住在临江的时候，她每夜都要起来烧火做饭。当我们正要铺上被子躺下入睡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就找到我家来，还开玩笑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睡安稳觉，然后就进到了上屋去了。这时，母亲就得起来下厨房做饭。
母亲不仅侍候革命者，而且亲自参加革命活动。母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我家住在抚松的时候。她从那时起，就加入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白山地区会，在妇女和儿童中进行启蒙工作。父亲去世后，她还做过妇女会的工作。
母亲从一个帮革命的人成长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和我的很多影响，但李宽麟对她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李宽麟住在我家的时候，就把母亲引进了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
如果我母亲纯粹以母爱对待我，我是不会以如此炽热的感情回忆她的。
母亲赋予我的爱，不单纯是母爱，而是真挚的革命的爱。她没有把我只看作自己的儿子，而首先把我看作国家的儿子，并教育我在孝顺父母之前，先要忠于国家。母亲的一生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它在我的心田里灌输了崇高的人生观、革命观。
如果说父亲是给我们灌输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导师，母亲则是教育我们懂得一旦开始搞革命，就不要成为感情的俘虏或思想上开小差，而要专心致志地努力奋斗直到实现目的为止这个道理的好教师。
父母与子女间的爱若是盲无目的的，就不能说它是牢固的爱。只有他们凭依的思想是纯洁而高尚的，这种爱才是永恒的、神圣的。在亡国的岁月里，我与母亲之间的爱与孝所凭依的牢固的思想基础，便是爱国。我母亲正是因为爱国，她甚至牺牲了自己作为母亲要求儿子尽孝的权利。
我在母亲的墓前没立下墓碑就离开土器店沟了。解放后，安图县人民没有忘却我母亲，在她的坟前立下了刻有她名字的墓碑。石碑上还刻有我们三兄弟的名字。
我按母亲的遗言，解放后才把母亲的坟墓同父亲的坟墓一起迁移到万景台来。
我胜利回到祖国后，时局错综复杂，要做的事太多，所以一时顾不得关心埋在异国土地上的父母的坟墓。我们度过青春时期的满洲的山山野野上，不仅埋有我的父母，而且埋有同我一道闯过刀山火海时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那里还散居着他们留下的子女。我决定，在迁葬那些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把他们的子女找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之前，决不能先迁移父母的坟墓。
就在这样的时候，张哲镐来找我，说服我把父母的坟墓迁移到故乡来。
他说，他要负责迁墓的事，将军则要到万景台去找个适宜修墓的场地。
在那些满洲时期与我家有过关系的人中，此时知道我父母坟墓的，只有张哲镐一人。他为迁移我父母的坟墓费了很多心。
我搞武装斗争的时候，敌人为挖掘我父母的坟墓，施出了各种诡计。但是抚松和安图的人民瞒着敌人，直到解放为止诚心诚意地守护和管理了我父母的坟墓。我在华成义塾时期的导师康济河先生，每逢清明节和中秋节就筹备供品，携带家眷到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去祭祀和扫墓。
母亲去世后，我就成了两个弟弟的保护人和家长。然而，革命工作使我无法起到家长和保护人的作用。我将两个伤心悲戚的小弟弟留在只有芦苇起伏的荒凉冷凄的小沙河，踏上人地两生的北满的长途时，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心里怅惘不已。
八在罗子沟的台地上
日本军队开进安图只是时间问题了。亲日的地主已经做好了旗子，准备欢迎日本人。救国军不能再在两江口久留。孟团长的部队已接到要向有山有草原的罗子沟、汪清方向撤退的命令。我们也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决定跟救国军一起撤离安图。这个决定是在两江口召开的士兵工作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总的方向是把活动据点迁移到汪清，但暂时要到撤退的救国军集结的罗子沟去做反日部队的工作。于司令部队也从安图撤到罗子沟去了。当我们正忙着作去北满的准备的时候，哲柱弟到两江口来找我了。
“哥，我也要跟着哥哥的部队去。哥哥不在，我再也无法待在土器店沟了。”
我还没问他的来意，他却主动地说出来了。弟弟想跟我们部队去，这个心情我理解。我母亲去世的小沙河山沟里寄居在别人家，每顿饭都要看人家的眼色，这对感受灵敏的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确实是难以忍受的。
“连你也离开了土器店沟，那么英柱怎么办呢？那孩子孤苦伶仃的，受得了吗？”
“两个人都吃人家的饭，太不好意思了。让小弟弟一个人在那儿，我想还会好些的。”
我虽然认为哲柱的话有道理，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他才16岁，给他枪，就能跟着部队过军人生活。他的年龄虽小，但个子高，体格也好。不过他的骨头还没长硬，会成为游击队的负担。再说，哲柱负有要在安图地区发展共青同盟工作的重任。
“你要是过两年或三年再提出这种要求，哥哥会马上答应的。可是现在无法答应你的要求。就是苦些，孤独些，也还是再忍受几年吧。你要一面给人家当长工或打短工，一面大力推进共青同盟工作。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不次于武装斗争，忽视它是不对的。你要先做好共青同盟工作，到时候再参加革命军。”
我从各方面劝导哲柱，以免他纠缠。我把他带到池边的一家小饭馆。屋里冷丝丝的，糊上的纸被风吹得呜呜直响。
我要了酒和菜。桌上摆着两碟冰凉的冻豆腐，中间放一瓶酒。
哲柱看了，立刻眼泪汪汪了。他知道我不会喝酒，所以他似乎已经猜到了这杯酒意味着什么。
“哲柱，你要原谅我这个哥哥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哪能不想把你带在身边呀。现在要把你留下来，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可是，哲柱！我们虽然难舍，还是在这里分手吧。”
我借酒力一口气说出了在神志清醒时很难说出的话，却也忍不住泪如泉涌。
我不想让弟弟看到眼泪，走出了店门。哲柱也放下酒杯跟了出来。
“哥！我知道了。”
哲柱说着从背后靠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就是这样和弟弟分了手，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每当回想起那阴沉凄冷的池边的秋天时，我总是后悔那天在他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时，我为什么没能久久地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呢？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那时的离别是太凄凉了。
如果那时我答应了哲柱的要求，也许他不会在不到20岁的年纪就离开人世的。的确，他的一生是像火一样燃烧，像火一样熄灭的。
哲柱刚过10岁就跟着革命组织跑。他在抚松的时候担任过新日少年同盟的宣传负责人，在小沙河时做了共青同盟区委书记。
哲柱在两江口和我分手后，培育出很多共青盟员，送他们参加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还自告奋勇做艰巨的反日部队的工作。他还同反日部队的士兵一道参加过袭击大甸子的战斗。据说，和他有过联系的杜义顺指挥的反日部队同日军间岛讨伐队打得很英勇。后来，哲柱身负安图反日部队工作部部长的重任，做驻在延吉县符岩洞藏财村鹿林的徐奎伍反日部队的工作。徐奎伍是个脾气古怪、非常固执的头领，他说是要反日，却又不加分析地敌视朝鲜共产主义者。起初，他也是和朝鲜人相处得很好的。
徐奎伍开始冷淡朝鲜共产主义者，是从符岩洞反日妇女会会员们夺回了被他扣下来要做妾的女共青盟员（朝鲜姑娘）以后。这个姑娘是在同演艺队员们一起到反日部队进行宣传工作时被他扣留的。过去，一旦被徐奎伍扣留，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会无事的。
徐奎伍常用这种方法换女人。
自从妇女会员们夺回这位姑娘后，朝鲜人在徐奎伍部队里就根本站不住脚了。曾和他常有来往、亲密相处的朝鲜人也无法接近他。徐奎伍闹了相思病，指使部下虐待和镇压朝鲜人。
就在这时，哲柱弟带着有高丽医资格的林春秋同志找徐奎伍部队去了。
“听说大人病势很重，我是来探病的。”
哲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样恭敬地问候，可是徐奎伍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不愿意看到朝鲜人，也不愿意同朝鲜人说话。
“我请来了一位名医给您看病。是不是让他看一看？”徐奎伍听哲柱这么说，才有些动心，说要是名医，就看一看吧。林春秋同志给他扎了几天针，他才高兴地说，我闹偏头痛，疼得要命，多亏林医生把钻进脑袋里的恶鬼都撵走了。哲柱就这样同他建立了关系，合法地留在徐奎伍部队做反日士兵的工作了。
后来，徐奎伍编入我们的方面军被任命为第10团团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战斗得很好。他过去一直过放荡的生活，说什么没有鸦片和女人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他被编入革命军以后还加入了共产党。我以部队的名义祝贺他入党时，他说：“军指挥员同志！今天，在我入党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您的弟弟。没有哲往的帮助，我是不会有今天的。”他像讲故事似的谈了哲柱带林春秋同志来给他治病的事以及如何不倦地引导他不脱离反日道路的事。
1935年6月，哲柱在车厂子附近壮烈牺牲了。
我是在镜泊湖畔听到哲柱牺牲的消息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现在我一看到大江或湖水，就要想起弟弟来。
哲柱一阵亡，小弟弟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金正龙一家搬到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去后，小弟弟就只好到处流浪，给人家看孩子，当小差，混饭吃。
那时关东军为了对我进行“归顺”工作，大肆逮捕与我有关的人，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假造身世，浪迹东北三省以及中国关内的城市和乡村。他在北京也住过一段时间。
解放后，我在日警遗留的文件中看到了有关通缉我小弟的资料。
小弟弟在新京啤酒厂做工时，思乡心切，曾回祖国来待了三个来月。他出现在万景台时，身穿青色西服，脚穿白色皮鞋。
他那一身装束使人感到是那么稳重，仪表堂堂，以至我祖父怀疑，这孩子是不是当上了什么官，自己成家了。那时，小弟弟怕祖父母担心，说他在长春念大学。当时，警察分发出通缉他的照片，所以他回家乡后，也不敢住在万景台，躲在大姑母家里住了些时候，就又到满洲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的40名队员离开两江口，经过敦化和额穆，朝南湖头方向，踏着山路北上。我们部队在我曾当过“长工”的那有名的富尔河村进行政治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敦化县哈尔巴岭附近，同参加敦图线铁路铺设工程的日军运输队进行激战也是这个时候。这场战斗后，我在敦化县头道梁子见到了高在凤。高在凤离开敌人残酷镇压的四道荒沟，把活动舞台迁移到头道梁子，在地下组织办的农民学院任教。头道梁子离敦化县城只有30里路。
那时，我在头道梁子还见到了高在凤的母亲。
我们把袭击日军运输队缴获的白面分给各家各户，用它做面食和群众一起吃。这次战斗中缴获的白布，交给了农民学院，让他们给学生做校服穿。
我们部队离开头道梁子又北上，到官地附近和南湖头地区，做反日部队的工作，然后挺进到汪清地区，了解党、共青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情况，同各阶层人士会了面。这可以说是为了在汪清建立活动据点而做的基础工作。
我们到了汪清以后仍没有放松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