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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尽管清代的保甲具有纯粹的民事特征和职能，但至少有一
个官员还是看到了它的组建武装的能力：黄六鸿的民兵制度是自
11世纪以来未曾普遍应用的行政实践的复活，是受古代中国封建
社会保甲的朦胧先例启发而提出的一个方案。
黄六鸿没有把团包括进他的民兵制度，也许是他对此一无所
知，要不就是团的非官僚政治的性质对他没有吸引力。但还是有
可靠的证据表明，至少在一个地区，团在绅士领导下在16世纪后
期成为公认的地方武装单位。1574年编纂的江苏无锡的地方志
描述了一种团保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倭寇入侵期间形成的。当时
正式的民壮民兵陷于瘫痪，农村地区只好自寻出路。每个至少有
3名强壮男丁的家庭要出一个民兵；10个民兵组成一甲，5甲组成
一保。这些作战单位显然由正规的登记单位保和甲的首领领导。
但是按照他们的军事职务，这些首领必须服从团长的命令，这个人
物所指挥的范围完全以自然因素作为基础。团大体上是以称为乡
的自然区域为基础（这里一个大的乡包括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村
庄），但也可以进一步适应当地地形、战略需要和居住方式。这些
自然区域和十进制登记制度没有直接关系，其中包括的保的数目
多少不等。团长本人必须是非常能干勇猛的人，必须由民众推
举——显而易见是当地名流中的一员。虽然这一制度在以后的地
方志中也被描述过，但在清代显然已经消失。一部1813年的地方
志认为运用这种制度太危险，尽管地方驻军不能提供足够的保卫
地方的力量。①
除了把团作为绅士领导的并臵于保之上的组织加以承认以
外，这种制度与黄六鸿的制度是相似的。保被认为对于它的以平
民为基础的任务（治安监督）是胜任的；但武装力量所需要的那种
领导却被认为只能从协作的自然组织中选拔。这样，保甲的行政
单位便并入实质上是地方军事活动的自然组织之中。这一事实表
明，保本身在它的正常工作中可能已经与自然单位——最可能的
是村庄——有着密切联系。
团练与里甲制度
① 。无锡县志。（1574年）卷9，第2－3页；。无锡县志。（1751年）卷5，第5页；卷
10，第23页。。无锡金匮县志。（1813年）卷6，第33页。
②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530－536页。
③ 。临湘县志。（1872年）卷3，第6页。
里甲这种税收和登记制度当然也是在单一的和更大的规模上
组建的；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团也能够挤进这一领域。一个最令
人感兴趣的事例出自临湘，我们已经详述了那里的地方防御联盟
所采用的规模。临湘的地方志所说的里甲制度是：。本朝，区十里
为上、下，上、下各五甲，共百甲。。这种三级制度相当普遍，尽管名
称理所当然地有很大不同。②但这部地方志接着又说：。道光二十
年（1840－1841）编百甲为九十九团，更造团册。。③
这次改组的原因未见记载。但是大量旁证只能导致一个结
论：临湘的税收工作由正规的官僚政治的里甲机构转移到了以团
为代表的绅士控制的自然单位。。包揽。是一种未经认可的包税形
式，在这种形式中地方名流僭取了向平民征税的特权，从中获取佣
金；由此产生的根深蒂固的不法行为在整个清代都能发现①，但在
多事的19世纪似乎特别猖獗，这与这一时期普遍的行政和财政危
机有关。恰好在紧靠临湘东界的湖北崇阳县，发生了一起包揽事
件，这个事件对1842年1月的一次大规模叛乱负有部分责任。
崇阳多年来受到苛捐杂税的蹂躏，税收官员以。耗羡。——一
种易被明目张胆的弊端利用的附加税——的名义强行索取超额税
款。1841年，这种压迫在农村激起了两次抵制税收的暴乱。对于
这样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村社名流必然要作出反应。一伙以钟
人杰为首的小绅士，把全部问题提交给知县衙门审理，在那里紧接
着发生了一场连续的法律上的斗争。钟人杰，一个富有的生员，在
下层绅士中拥有广泛影响，几年前因在一次诉讼中有不当行为而
与官员发生冲突，被褫夺功名并被逐出该县。现在他非法返回，作
为反对崇阳衙门胥吏的首领而出现。
官吏们于是指责钟人杰集团包揽——代征和解押税款以取得
佣金——并向纳税家庭逼取法定手续费，以此来进行反击。这里
似乎没有多少疑问，钟人杰和他的支持者已经原因不明地参与了
征税，这是一种明显地危及胥吏自身的非法行为的非法行为。案
子最后送交武昌的省衙，省衙裁决所有卷入的人——胥吏和生
员——从本县除名。
①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132－139页，有关于包揽的
出色叙述。
这种各打五十板的处臵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暴力行动随之
发生。这一连串错综复杂的事件以钟人杰带领一大群暴民追击他
的敌人以至闯入县城而结束。知县连同许多胥吏被杀死。叛乱这
时已无法逆转，钟人杰打开粮仓和监狱，发动来自全县的农民加入
狂热的军队，自封为。都督大元帅。，进军去攻打邻县通城。
这次叛乱是自嘉庆时期以来对中国心脏地区的首次严重威
胁，因此朝廷极其恐慌。鸦片战争恰好进入危急阶段，长江中游地
区的驻军被抽调一空。但叛乱者组织松懈，装备恶劣。3月中旬，
他们的队列被冲散，首领被捕获。①
① 魏源：。古微堂外集。（1878年）卷4，第34－36页。。清实录。，道光，卷364，第
12－13页；卷365，第2－3页；卷366，第22－25页；卷367，第4－5、13页；卷371，第
39页。见钟人杰。自供。，载。近代史资料。第1辑，第2－4页（1963年）。也见萧公权：
。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135－136页的记述。
②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4，第35页。
③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135－136页。
④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18页。
为了了解这些复杂事件，有必要在官方的解释下面进行探究，
官方的解释非常片面地责备钟人杰的包揽活动、他的想当然的叛
逆性格和野心，以及聚集在他的旗牛碌摹Ｆ鳌５男缀荨Ｍ贝�
的一种客观评述指出，在崇阳以及中国中部的其他地方，绅士在税
收中日益增大的作用，与农村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这种
状况因银价猛涨而加剧。②由于地方社会一直受到腐败的衙门胥
吏的掠夺，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在崇阳出现的这种包揽只能看作
绅士介入税收过程的一个方面：看作村社首领谋求在村庄和县城
之间插手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过多的捐税将驱使弱小的户寻求
有权势的大户的保护，因为同意名流替他们交纳捐税，他们就可以
避免许多非法的额外负担。③这样，包揽便有双重意义：它对绅士
肯定是赚钱的事；但它也是一种保护氏族和村社利益，使之免遭官
方猖狂勒索的方法。钟人杰本人有。行善富户。的盛名；④他得到
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这一点从魏源的记述和。实录。中都看得十
分清楚）这一事实表明，他的包揽事业很可能是对他的村社极度需
要这类保护而作出的反应。
现在再回头来看临湘，很明显，1840－1841年税收制度的改
革同正好在县界那边的崇阳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无关。在邻近几
县，除临湘外，还包括平江和浏阳，崇阳的骚动是绅士组建武装的
机会。①团作为绅士支配的组织介入税收机构，几乎肯定是当地
官员采取的一种息事宁人的措施，目的是使绅士已经僭取的相当
大的地方税收权力合法化。通过将当地的自然单位纳入体制，地
方官就能防止使官员们头痛的遍及中部省份的。抗粮。之类的事
件，同时更有希望收足正常征收份额。这就是默认不可避免的情
况从而化包揽为有利的一种手段。由于团已经开始在当地村社征
税以支付组建武装的开支，这只不过是将从前属于里、甲组织的合
法的税收职能给予团的进一步措施。②一开始，里甲的外部形式
仍被保持着，即将团臵于里之下以代替原有的区划甲；但一旦组建
武装的需要涌现出来，旧的里甲机构就完全被废除了，团在与里这
种组织的范围并不一致的格局下自行重新实行组合。③
① 。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13
页。
② 一位随笔作者建议，官员应将征税工作委托给团的首领，从而阻止当地混乱。
王应孚：。团练论下。，载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897年）卷81，第10－11页。曾国
藩在1854年的一份奏议中也特别提到，在一些地区保甲也使自己适应了主要趋势，并
正在成为一种税收的形式。。曾文正公全集。（1872年），。奏稿。，卷2，第30－31页。
③ 比较一下。临湘县志。（1872年）卷3第7－8页的里和团的名单与卷8第3－4
页的复合团的名单。
团练与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方面：首先，表现
在组织规模相同的自然单位和行政单位的互换性方面；其次，表现
在与实际存在的基层行政区划完全不一致的自然单位的发展方
面。在行政单位诸如保、里或甲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已适应当地社
会形势的情况下，互换具有实践的可能性。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况
下，保甲登记制度的那种虚弱和无足轻重状态使这样的调整没有
必要。
19世纪中国部分地区保甲登记制度的衰落是同时代的文献
中的常见论题。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份地方资料特别提到，自乾隆
时期以来，保甲就已经。或行或止。，结果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已形同
具文。①广西贺县的资料透露，到了19世纪保甲已完全陷入混
乱；填写门牌并不注意准确；保甲长的职位如此不受欢迎，以致登
记册的姓名栏下直接写上。缺。，写上了名字的人要么不存在，要么
就不在这些职位上真正效力。②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对官方重建
保甲的工作起了刺激作用；一些省份颁布了新的保甲规章，作为对
皇帝谕旨的回答，这一行动表明了保甲的彻底崩溃。③保甲登记
办法不起作用，更不必说它作为治安机构的无能，这意味着在大多
数地区保甲已不能像一些官方理论家所希望的那样可靠地发挥作
为征募民兵的注册根据的作用。
① 。诸暨县志。（1908年）卷15，第5页。
② 。乡守辑要。，卷1，第2－3页。
③ 。清实录。，咸丰，卷22，第17页；卷29，第1页；卷33，第29页；卷34，第16页；
卷36，第4页；卷37，第8页；卷38，第11页。也见叶佩荪：。饬行保甲。，载徐栋编。保甲
书。（1848年）卷2，第1－8页，从中看到关于保甲甚至在乾隆时期就已遇到困难的一个
迹象。
④ 。郁林直隶州志。（1894年）卷3，第1－19页。
于是，人们在发现以下的现象时就不至于惊奇了：保甲与地方
实际问题的各不相干，伴随着对军事化的迫切需要，导致了团的活
动范围与标准的行政管辖区的不一致。广西郁林的扩大的复合团
看来是在不考虑地方行政区划的情况下组成的。④在其他的县，
自然区划和行政区划在团练组织中混杂成一团，这说明那里缺乏
一般的组织原则。①不过最能揭示自然组织优先于行政组织的标
志，或许是组建复合团和扩大的复合团的范围甚至连县的分界也
不顾及。尽管官方的团练模式在许多琐碎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它
们总是把县官臵于县内民兵力量的领导位臵。对地方创制权和特
殊的地方状况无论作出怎样的让步，县级官僚政治的监督原则却
是不能舍弃的。但是我们发现，战略需要、亲属关系和传统联盟的
连结纽带，与县的分界相比，常常是更为重要的地方防御联盟的划
界因素②；任何跨越县界的复合团实质上都在县级官僚机构监督
的有效范围之外。
① 。平江县志。（1875年）卷36，第7－9页。
② 广州附近著名的升平社包括番禺和南海两个县的村社。在南昌，一个富裕监
生建立一个团练局，动员了120多个村庄的财力；这个大联盟依靠跨越南昌和进贤两
县边界的亲属纽带联结。湖南平江生员张岳龄，援助江忠源在邻县浏阳镇压征义堂，
后来被江忠源委任为。平江浏阳团练督办。。。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8－9页。
。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7页。
③ 魁联：。谕团练示。，载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898年编）卷81，第8页。
（。或乡。中文原文作。或庙。——译者）
在划定团的活动范围时，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的突出地位由于
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极端灵活的见解而加强了。如知府魁联所认
为的，任何原有的农村区划都可以用来作为组建武装的基础：。或
都“里甲制度的一个单位”，或村“大概也和里甲区划有关”，或甲
“属于保甲制度”，或乡“郊区行政区划”，或族。都可以根据情况加
以利用；。总以声势联络为主。。③
团的性质
也许我们现在到了能够试图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的定义的时候
了。我们还记得，在团练的官方模式中，团是从中征集民兵的登记
和征兵单位。就军事组织方面来说，它与其说是作战单位，不如说
是行政单位。在卢象升的规章中，团是与设防据点相联系的地方
管理编制。对方积和严如熤来说，团与保紧密联系，并且重复了保
的某些治安和监督职能。对所有这些官员来说，团主要是对地方
防御和治安进行官方监督的形式。但是它的大多数支持者认识到
绅士作为团长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这说明，他们从来没有脱离团产
生于基本上是自然区划的想法。
我们已经发现，团确实是自然的协作单位，由绅士控制，能容
纳不同规模的组织。它与氏族和集市社会这类集体密切联系，但
也依靠名流个别成员的私人财产和权势。它的组织规模与官僚政
治的区划如保甲、里甲的组织规模相对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行政
的和自然的协作单位的混淆和逐渐融合。还有一些问题仍然没有
回答。团是否只关注地方防御，它是否还关注村社的其他事务？
它是否只是在危机时期才出现的地方单位，还是地方组织恒久的
形态？
我们已作过评述，广州北面的升平社是一种以社为基础的原
有的绅士合作和交往模式的派生物，社是在复合和扩大的复合这
两种组织规模上存在的。尽管这些社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开始其场
面壮观的活动的，但事实是在那时之前它们已经存在，虽然结合是
松散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存在的主要证据是社学，社学为了教
育目的而吸收复合组织地区的财源。但社学显然也可用于更广泛
的目的：作为名流之间磋商各种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中心。如果地
方发生叛乱和入侵等紧急事件，社学就可作为筹办地方组建武装
事务的自然中心。一个社（例如升平本身）在这之前不曾有学校附
属于它，现在则着手建立一个学校作为处理民兵事务的中心。
尽管在联系到升平民兵时经常使用团练一词，但联盟本身却
称为。社。而不称。团。。这是因使用不同术语而使我们对地方制度
的研究发生混乱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广州地区的人所称的。社。，
在其他地区则通常叫做。团。。复合团和社一样，是进行社庄之间
合作的单位，它不仅仅是地方的防御组织，而且与村社利益的许多
其他方面有关系。
郁林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团作为绅士领导的社会机构的普遍
特征。梁献林，一个举人，在担任较次要的教育职务后返回家乡，当
城市在1852年受到拜上帝会凌十八的围攻时，他在当地书院中执
教。围攻一被打退，梁献林就联合两个绅士朋友，在城市西南显然
靠近他家乡地区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复合团。在随后几年中，这个团
在一个叛乱和盗匪活动猖獗的地区为地方防御积极地征集资金，动
员民兵。咸丰统治结束时，这个地区可悲地衰败了；地方书院几乎
被废弃，显然是由于缺乏领导和财力。1860年，梁献林。又在团内创
成文会，岁时考课，以作士气。，这个文会至少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
仍然存在。在这个事例中看到，团的资源和当时团的领导方式转而
面向绅士惯常关心的工作，特别是促进地方教育的工作。①
① 。郁林直隶州志。（1894年）卷15，第22－23页。
② 。番禺县志。（1871年）卷16，第47页；。平江县志。（1875年）卷26，第7页；。郁
林直隶州志。（1894年）卷7，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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