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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厨房
拍卖会上的“托”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就连天涯书局也有托漏了的事，还有什么“马甲”之说。潘家园也不能例外，J是潘家园的老主顾，纵横驰骋十余载，阅书阅人无数，且仕途风顺，官越做越大，有专车，所买的书交与司机说：“拿到车上去！”很是威风。可怜十年风雨，直到现在，J还是分不出木版还是石印，架不住有钱，只要是别人说好的，J就掏钱。一来二去，只要J一出现，书贩就忙着找托，屡试不爽。J所买的书编一本《“托”书偶记》，怕也该有十卷之多了。私下与书商聊天，问道，你们所买的房子有多少钱是从J那儿挣的？答曰：“我家的厨房。”
乾隆五玺
所谓乾隆五玺是：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鑑。P是大款，有的是钱，他们家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P从不在潘家园买书，不屑！他买书都是在拍卖会上，唐人写经啦，宋版啦，带五玺的啦，总之好的就要，谁让人家有钱呢。其实潘家园也有好书，有位山右书商，常卖些带五玺的书，都是“天禄琳琅”注录的，印玺拿去比对，丝毫不差，但价钱只是拍卖会的十分之一。前日竟拿出《晚唐捺印佛像》，嘉德七月拍目上估价32000，他的只要600，何以如此不得而知。那天差了一步没买到，不然虽是醋瓶比不过，藏书之白眉定与P有一拼。
老师
天津人爱叫大姐，北京人爱叫大爷，嘴甜好办事。当兵的爱听别人叫他首长，工人爱听别人叫他师傅，农民惨点，听见叫伯伯就乐不可支了。买书的人喜欢听的是叫老师，透着有学问。辛老师喜欢研究《易经》，钳工出身的他已是著作等身，前些天还在探究新发现的《孙子兵法》，听说近来又改玩《黄帝内经》了。学问大了，没法子。辛老师还爱给人讲课，无奈没有学校请他，只好给卖书的小贩讲讲。小贩很爱听辛老师的课，也常拿些书来请教，辛老师也就“毁”人不倦。小贩常对辛老师感叹道，还是您懂书，货卖识家，这书只有归了您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最后的结局就是辛老师把书买回去。
南屯小民刘葱石
藏书讲究承传有序，最直观的凭据就是藏章，有名人藏章的书价格要高于没有藏章的书，还有就是签名本。藏章多是篆字，签名本也有许多字很潦草，很难认。Q逛潘家园也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无大收获，一日徘徊中听到小贩间议论：刘世珩是谁？南屯小民刘葱石又是什么东西？Q过去一看，是部坊刻的《四书备旨》，嘉道间刻本，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有两方印，一个是“刘世珩印”，另一个是“南邨小民刘葱石”。玉海堂的藏书Q是不会放过的，讨价还价后，书到手了。卖书的小贩我认得，有些见识，说起精刻本，能讲出大字的《孔子家语》和小字的《五代史》。如此，葱石的印章就有些靠不住了，况且是这种书。
传说中的传说
爷爷的爷爷是清宫里的太监，此一类的故事在古玩行里是老掉牙的套路了。与时俱进，故事也要创新，宫里的不行就来民间的。若干年前，S在潘家园见到半部明套印的《文致》，价钱可观，如遇鸡肋，心有不甘。问小贩能否找全，小贩说，能是能，不过要等些日子。因问：为何？答：书是我们村某家的，其祖上是前清的进士，现在他家里分家，这半部是阿二卖给我的，那半部在阿大家，你想要全的，得容我去买来，急了不行，急了他们知道书好，就不卖了。他家这种有红字的书还有一些，你要的话我下次一并与你买来。S记起千金买马骨的古训，便照小贩所开的价格买了这半部《文致》，憧憬着那许多部的闵刻。S一次次听着那个小贩续讲着阿大阿二的故事，上次见到S时，问起此事，答说快了，就快买来了。
捡漏是件美事，然而也存在着捡错了的风险；倘是花大价钱捡的，那就是一种危险。
买《金瓶梅》的经历
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广州的北京路不像现在这么乱。那时比现在还乱。
那时的北京路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那时比现在还多。
正是七八月份。我和同学跃平从来没经历过这么热的天气，没见识过这么多的人。我们热得想把身上的衣服全扒光，管他雅观不雅观；我们热得想把身边晃晃悠悠的人群变成北方故乡映出垂柳倒影的清凉的小河水；我们热得乱看街上的女人，她们竟然穿得那么少！天，我们那边的女同胞呀……
就是这样。出了广州火车站，我们就被抛入了人流。我们简直有点傻，就像人流中的泡沫，先漂到珠江边的一个码头，问有没有去海南的船票。没有？我们又漂到旁边的一个长途汽车站，问有没有去海南的车票。有？好的，买两张。然后我们问一个路边的老人哪里有书店，不料那家伙居然听不懂普通话，一边摇扇子一边摇头，摇得我们心凉凉的。问年轻人吧。年轻人说：“去北京路啦，不会搞错的啦。”
就这样，我们来到北京路。北京路上没有天安门，也没有故宫；北京路上全是车和人。公共汽车刹车的声音和北京的一样，都可以杀死人的耳朵，我们总算找到了感觉，知道自己并没有出国。街两边店铺门前大都放着音箱，音箱里吼出的声音大都是齐秦的“北方的狼”。跃平说：“这里也唱北方的狼啊！”我抹了一把汗甩在地上：“我们不就是北方的狼？”
在还没有找到书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花了。我们当时走在人行道上，突然就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那儿，手里捧着一套《金瓶梅》。我们当然知道《金瓶梅》，但只看过“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的洁本，听说在北方什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看到未删节的原本。我们还曾开玩笑地说，熬到那个级别，也就老了，看什么《金瓶梅》嘛，浪费！现在这街上的女人手里拿的竟然就是《金瓶梅》！真不愧是开放地区呀！开放就是好呀，我们这么想着，就走过了那个女人，也没敢问什么。走了两步，又有一个女人挡在我们前面，手里捧的又是《金瓶梅》。我们以为还是刚才那一个，因为她们长得差不多：黑黑的，矮矮的，眼睛凹着，颧骨突着，嘴唇厚着，扁扁的胸藏着，脏脚上穿的是拖鞋……可是我们回头一看，刚才那个女人还在刚才那个地方；再往前一看，还有许多手里捧着《金瓶梅》的女人，站岗似的一溜排开，几乎就是每个路灯柱下一个。她们像人流中的桩子，捧着《金瓶梅》默默地砥柱中流。
再走几步，我们想问问了。跃平说，你问。我说，你问。他于是用家乡口音的普通话怯怯地问：“多少钱？”女人笑了：“好便宜的。30啦，是全本的啦，买一套吧。”我对跃平说：“太贵，比我们去海南的汽车票还贵，走吧。”我们就走了。
再走几步，又是一个手捧《金瓶梅》的女人。我们好像陷入了一个圈套。这一次我们连价都不问了，只说：“太贵，不要。”女人却说：“你给个价啦。”我们突然想起临行时人家告诉说，在南方买东西要会砍价，朝着一半往下砍。跃平说：“15块，卖不卖？”女人扭头就走。我对跃平说：“这么砍价可能不行。”跃平说：“反正我们也买不起，砍着玩吧。”
又来一个手捧《金瓶梅》的女人。我们正要说“15”，刚才那个女人追了上来：“15就15，卖给你们了，掏钱吧。”我们有点懵，掏钱的手有点犹豫。女人又催：“有没有搞错呀，快点啦，一会公安来了就麻烦啦。”烦人的“啦啦啦”。跃平也学会了：“你先把书给我们看看啦，是不是真的啦。”女人递过书来，我们翻了翻，是真的，于是掏了钱。我们像初尝禁果似的，心里有颤抖的快乐：我们竟然买了《金瓶梅》！
这时，女人又把书从我们手里拿走：“我去给你们包一下，让人看见不好的啦。”跃平说，看人家南方的服务，真想得周到。不一会，女人拿着报纸包好的书回来，往我们手里一塞，转身急急地进了一家店铺，不见了。她为什么像逃跑似的？坏了！我对跃平说，这事不大对头，赶快打开包看看。
撕开严严实实的包，我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几本过期的高考复习资料，看见了一本老革命家的文选。天！这就是路边盛开的“金瓶梅”？这就是《金瓶梅》？
“追！”跃平吼道，他是有名的烈性子。我们进了那家店铺，里面没有那个女人。我们问，见没见一个女人？卖《金瓶梅》的女人？店里的人摇头：“什么《金瓶梅》？什么女人？搞错呀？”
我们再回到刚才买书的地方，仍然看见烈日下站着一溜卖《金瓶梅》的女人，却分不出哪个是刚才卖给我们书的女人。她们都冲我们笑，她们的笑容充满诡秘和得意，她们手上的“金瓶梅”在她们这样的笑容里邪恶地盛开着……
后宫佳丽三千册
整理书房仿佛登山，让人有望而却步之感。准备送走的书有三类：第一类是一眼就可以决定去留的，省心省力，没什么说的；第二类在去留之间，大费思量，皆因标准不清，尺度难以把握，看来整理书房的理论问题还没解决；第三类是当初多买几本准备送人的，去留问题好说，去到哪里又成问题。
今天看见那一小格关于藏书票的书，有些感慨。我买书很早，启蒙却晚，知道藏书票就是更晚的事了。有一阵到处去找这类书，后来终于发现自己精力不济，财力不支，遂洗手不干了。1998年6月28日至7月8日，深圳举办第七届全国藏书票大展暨国际藏书票邀请展，我去参加了开幕式，还起心发愿从与会版画家那里订制藏书票，后来却打消了念头：收藏一事真的要讲缘分，许多的藏品门类需要忍着不去碰它，否则难免有头破血流也撞不到南墙的时候。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刚来深圳时的一件事：那天刚发了奖金，大概千元左右，我随即去图书馆的书店，看有什么新书。在门口的人行道边，有几个摆摊卖“文物”的人。我弯腰看了看，不想被一个纯朴的农民拉住，说：“你别看他们的，我这里有好东西，跟我走。”当时下起了雨，那个自称河南南阳人的农民拉我到了附近一棵树下，打开包裹，里面全是一些玉器和瓷器。他说他们家乡新发掘了许多墓葬，这些东西都是墓中的随葬品，绝对真货，价格便宜。我哪里懂什么瓷器玉器，但也装模作样地摸摸这个，看看那个。我说我只对书感兴趣，问他有没有古籍之类。他说他以后会给我找，又滔滔不绝地推销他的“文物”。我答应买一件，大幅度地砍价，他说如果按你的价格你还得再买点别的。就这样搭来配去，我的防线崩溃，把当月的奖金全给了他，买回一堆玉镯、玉坠、瓷碗、瓷瓶，心里想这其中有一件是真的也就值了。几个月后我和深圳文物商店的经理谈起此事，说哪天我把从街边买来的东西送给他鉴定一下。他哈哈大笑，说是不是河南农民卖给你的？是不是都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宝贝？我一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心想果然上了当。经理临别丢给我一句话：就你挣的那点钱，还想玩瓷器？好好写你的稿子吧。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现在除了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别的藏品我都不碰了。每一门收藏都是学问；我读读收藏的故事，看看印出来的藏品也就行了，没那份学养，把收藏的念头藏起来算了。
还说藏书票。我倒是认识深圳的藏书票大家郁田先生，他为我制作了一款木刻藏书票，我很喜欢，这是我作为票主的惟一一款。前些年上海束老送给我一枚可扬先生给他制作的贺年藏书票，我视为珍品，善加珍藏，结果藏到哪里自己都说不清了，希望整理书房时能“发掘”出来。除此之外，我就没什么藏书票了。书店里卖的那些印刷的书票我是不买的，那些东西徒有票形，没有票趣。闲来无事偏偏又想起藏书票时，我就翻翻我收集的那些关于藏书票的书。
有一年去北京，在三味书屋买到一本1986年人民美术版的《日本版画藏书票选集》。这是“限定纪念本”，共印一千套，由李平凡编。我的这一本编号多少，版权页上却没写，可见出版界做事不认真远不自今日始。版权页上也没有定价，我是多少钱买的，现在也忘了。所选书票均彩色印刷，但是图幅过小，只能略观，无法细赏。
这不是我最早买到的藏书票类书籍。第一本该是《可扬藏书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我喜欢可扬先生的藏书票，格局大，拙趣横生，编《文化周刊》时我“偷”过几幅作版面插图，还好，至今没人向我追讨稿费。
三联版的《藏书票世界》和《我的藏书票之旅》当然都买了。吴兴文在推介藏书票方面有很大功劳，遗憾的是他的文字一般，逊董桥先生远甚。前些天就《董桥散文类编》一书的插图同董先生邮件联系，董先生希望用藏书票，但是他说他的藏书票都是绝版妙品，绝无外借的可能，要用的话，只能派人来香港拍片。
郁田先生赠我的那册《藏书票香港邀请展票集“97”》，是我“票书”中的珍藏。此书深蓝色布面，精装，封面书名烫银凹印，中英文对照，雅致极了；也是非卖品，只印五百部。郁先生还在书的扉页贴了一枚他给我制作的藏书票，绢印，单色暗红，图中有“后宫佳丽三千册”字样。这句话是我拟订的，本来要他刻“后宫佳丽三千人”，他说既是藏书，“人”还是改成“册”好，我也没反对。他又在票中加了“××藏娇”，我看了大笑，说此事越搞越香艳了，女权主义者肯定反对。他还就此事写过一篇小文呢。
另外几种可说的不多，坊间也常见，其中有《李桦藏书票》、《中国藏书票选》、《苏联藏书票选》、《中国剪纸藏书票》、《中国藏书票史话》、《图说藏书票》等。香港的藏书票画家梅创基先生还签名送过我一本他自己的《纸上宝石》。
值得一说的还有一本香港三联1991年版的《国际藏书票精选》，是我在广州买的。第一次见到时嫌书价太贵，丢下没买。过了半年再去看时，书价竟然涨了一百多，真是见了鬼了。没办法，痛下杀手，“娶”它回家。这本票集印制极其精美，所选藏书票皆是精品，扉页还贴有古元自制藏书票一枚，装帧设计为宁成春。后来知道，这本书曾获亚洲书籍设计金奖，怪不得定价一个劲地乱涨。
我还曾经有过两本线装精印的《中国龙票集》，此书是深圳龙岗区投资印制的，应该还能找到。还在一朋友的办公室里见过一函藏书票集，我觊觎已久，某日终于开口“巧取豪夺”。他答应了，说是哪天去他家拿；他忙得很，所以到今天我还没拿到。
周末早市最累人，既要起得早，还得回得晚。城里人一到周末就像大肠一样扭扭曲曲的，有露头早起锻炼买菜的，也有盘头大睡到十一二点的。这就苦了咱卖菜人，卖菜时间得延长两个小时，菜金收得却一点也不比平时多。
我用脚踏三轮车给几个小饭馆送了菜，回到农贸市场一看，老妈正不紧不慢地卖菜，那一大堆菜估计得卖到12点。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就拐到一家小吃店，要了油条茶叶蛋豆浆猛吃。吃饱喝足后我蹬三轮车回家，路过农贸路口的旧书店，发现门开着。这就奇怪了，这么早？我跳下车走进去，看见店主小宋正跟一收破烂的老头吵架，老头说小宋你小子把我收的好书也当废纸啊，小宋说你这老头你以为你收的是古董啊。末了老头败下阵来，垂头丧气地走了。小宋一看我在场，不耐烦地说现在不营业，你走走走。我说我就看一看，10分钟就完，再说我哪回少买你的书了。小宋哼了一声，说：“你小子就你那熊样你也看书！”我无名火起，心想你卖的是旧书，我卖的可是新鲜蔬菜，我来买书是看得起你，你居然还看不起我了。我并不跟他争，埋头就翻了起来。
一个星期没来，小宋的破烂窝里还真进了不少好东西。《帝国的回忆》是刚上市不到一年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