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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仔细阅读小说当可发现，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谓间歇性的发作。在处理东吴内部事物或与曹操一方作战时，周瑜往往是精神焕发，神勇无比，游刃有余，一副少年老成的英武形象。但是，一旦与刘备一方交锋斗智特别是面对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时，周瑜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风采顿失，一下变得愚蠢无比，屡受挫折，成为一位结局可悲的弱智者。宽容与狭隘、睿智与愚蠢、从容与暴躁、远谋与近视，就这样奇怪地缠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极其少见的，即使是有，也应归入精神不正常者的行列。如此一位精神极度不正常的人物何以能成为东吴的得力干将，屡屡得到孙策、孙权的信任和重用，被委以军国重任，看完小说，不能不产生这一疑问。要知道，东吴就是依靠这样的人物立国存身，成为鼎立局面中的一方，并维持了比西蜀更长的时间。显然，在小说中，这位周郎出了问题。
自然，问题不在周瑜本人，而是出在小说作者身上。究其根源，乃是作者对周瑜的定位有些问题。尽管周瑜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是东吴事业的重要支柱，但在作者的安排下，他不得不为小说中另一位更为重要的核心人物——诸葛亮作陪衬服务。在小说中，周瑜主要是作为诸葛亮的陪衬而出现的，他如同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那位整天作张口结舌状的华生，以自己的无能和愚蠢来衬托诸葛亮的高明。有了周瑜的衬托，诸葛亮的形象倒是写得十分光彩，又是舌战群儒，将东吴群臣一概骂倒；又是草船借箭、巧借东风，活生生将周瑜赤壁之战的盖天功勋全部抢走不说，还屡出毒招，最终将周瑜三气而死。按说次重要人物为最重要人物作陪衬倒无不可，只是作者这样淋漓尽致、毫无顾忌地写来，诸葛亮倒是写好了，但周瑜却被写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了。显然，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周瑜为代价取得的。运用陪衬手法时是否一定要将陪衬者牺牲掉，这是值得怀疑的，能否在写好被陪衬对象的同时也兼顾陪衬者的形象，达到双赢的艺术效果，对小说作者这样优秀的写作高手来讲，并不算是特别苛刻的要求，因为在《三国演义》中，为诸葛亮作陪衬者除了周瑜之外，还有那位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而后者在作品中的表现显然比周瑜要正常得多。
小说创作不同于编撰史书，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史实来写，作者完全有虚构想像的权力，他有写出人物负面性格的权力，也有将历史人物彻底“易容”的权力，即使是将周瑜写成丑角也无所谓，但是对其言行举止、思想性格各个方面的描写要和谐统一，不能相互背离，发生抵牾，但小说中周瑜形象的描写恰恰正是犯了这个毛病。如果仅从书中和诸葛亮斗智的这类事迹来看，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的周瑜倒也写得颇为传神，但是一旦放在整部作品中来看，问题可就大了。因为在小说中，周瑜并不总是和诸葛亮同时出场的，在没有为诸葛亮作陪衬服务的时间里，他的形象一下又变得如此高大。如果将诸葛亮缺席时的事迹归纳到一起来看，周瑜又成了一位胸怀远大、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形象。人格再分裂，精神再有问题，也不至于反差如此巨大，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何以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英雄人物竟沦为昭显他人辉煌的次要角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细究起来，周瑜陪衬角色的定位与东吴一方在《三国演义》中的整体地位有关。在这部小说中，拥刘反曹既是作者的基本立场，也是全书的结构主线，这一二元对立结构方式的采用与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而使东吴一方陷入一种较为尴尬的状态，它既不是作者正面表现、极力歌颂的汉家后裔，也不是作品反面表现、无情鞭挞的篡权贼子，可以说处于善恶、正邪、美丑两极的中间，游移不定。结果，东吴在作品里失去了三国鼎立局面中的支柱地位，没有像魏、蜀那样成为全书描写的重点，反而成为为双方添色的陪衬，其自身色彩的亮丽与灰暗，黑与白，完全取决于陪衬对象的性质。遇到形象高大的刘备一方，东吴只能成为委琐卑劣的反方，即使是占上风的时候也是如此；而遇到严加针砭的曹操一方，反倒能显出几分亮色来。于是全书中，东吴一方的主要人物如周瑜、鲁肃等仿佛夜晚从一家酒吧、夜总会到另一家酒吧、夜总会不断赶场子的流浪艺人，卖力地奔波于刘曹两方之间作陪衬。结果，刘曹两方主要人物的形象倒是写好了，但东吴一方的人物却一个个因此而得了精神分裂症，行为有悖常理，无一不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双重或多重人格。东吴帝王一级的人物如孙坚、孙权等尚且如此，经常被写得不堪，作为臣下的周瑜、鲁肃等人物也只能跟着不正常了，他们虽然在东吴都是支撑大局的关键人物，但在全书中只能去当陪衬角色，不能得到正面的充分展现，成为这场文学冤案中的受害者。
继续深究下去，这一奇特现象的产生无疑也与《三国演义》的成书方式有关。应该说，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曾存在着两个面目迥异的周瑜形象，两者有着民间和史家、真实和虚构、英雄和丑角的区别，形象的正反之中蕴涵着思想理念和审美情趣的差异，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不加选择地都写进一部书中，肯定会出问题，两个人物会在书中打起架来。显然，作者难以割舍，想兼收并蓄，既从史书中取材，又要利用民间传说，但他没有很好地将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加以贴切地弥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加之小说中周瑜又要作为陪衬人物出现，于是就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不客气地说，这也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败笔，不能因其经典地位而刻意掩饰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现象并非《三国演义》所独有，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小说中，看来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共性问题，其中的缘由确实值得深思。不过瑕不掩瑜，尽管《三国演义》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失误，但这并不妨碍其古代小说的经典地位。
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
醉罢君山发帖时间：2002111716∶47∶00
最近断断续续读了三本有关墨子的书，一本是墨子的著作《墨子》，另二本是孙中原先生的论著《墨学通论》与《墨者的智慧》。虽然这些年也看了一些古代经典，但墨子的著作，总没有深入地阅读，因为说起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经被儒、释、道三分天下，墨家学问，在中国2000多年的学术史上，被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埃。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在春秋战国时代，在数百年中，儒学与墨学并列为“显学”，但称雄学坛数百年后，墨学突然在文化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似乎人们记不得它曾经是那样的横扫百家，叱咤风云。也许是因为墨学在许多方面以儒学为敌，所以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令一下时，其命运便已经注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子》一书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乃是寄荫于道家，东晋葛洪先生异想天开地将墨子先生列为道家神仙之列，《墨子》一书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道家的典籍汇编于《道藏》中。这种阴差阳错却为中国保留下伟大的一支学术传统，而这种传统以及其所象征之精神，势必能注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并开拓出更伟大的传统。
墨家文化中断达2000年之久，墨学退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很值得深思。我认为这是墨家纯洁性使然，没有任何一个专制的政府能够见容于墨家的存在。确实，墨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相比，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其不仅仅是学术的流派，而且是准军事组织，准政治组织，是民间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是智者、学者、演说家、辩论家、技术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责任感，有法家的严谨，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广博，有兵家的谋略，有纵横家的才气。他们自食其力，不依赖于政府，独立于政府，这无论如何都会让专制的政权为之心惊胆战。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认为它已超越宗教：有宗教的力量，但并没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没有宗教的偏颇。
梁启超曾列举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论理逻辑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学实学之缺乏；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但很令人惊奇的是，墨家正是对这六大不足的补充，换言之，墨家精神，迥异于中华文化的其他分支。墨家的逻辑学，堪称为中国古代逻辑之高峰，这方面十分有意思，但此处我亦不多谈。在物理学实学方面，墨家虽然还未能达到古希腊的数学方法水平，但在先秦诸子中，却是雄视一方，而墨子本人在技术方面与鲁班便不分上下，墨家的物理学成就十分的丰富，详细可参看上面所列举的孙中原先生的两本书。而在抗论别择上，墨家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质；同样，在保守崇古上，虽然墨家也强调古代的经验，但更加强调发展的观点，这也是墨家与儒学的区别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理论，但因为墨家实际上更是实际的践行者，所以与其他门派相比，其思辨精神是非常明显，这也使得其理论更多是建立在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上，而非徒然的门户意气之争，这从墨家的经典中可以见到——墨家在钻研其他学术流派上是花了许多时间，而对其异议则是分析判断后以理性的眼光给予评判。从这几点说来，墨家在2000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现代意义看来，仍然在许多方面可称为典范。
梁漱溟先生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极强，缺乏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衍生出了如权利、义务、纪律、法制观念等，向下推之于个人，即为个人的权利，向上推之于国家，则是国家观念的发达。中国缺乏集团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过集团生活，墨家就可列为集团生活的典型。汉代后，以家庭为本位的观念兴起，墨家的集团生活方式便无法见容于社会，而其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汉之后，中国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政治专制臻于完善，学术的自由空间便急剧地压缩，因而学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与政治专制合二为一，这是儒学的道路；要么躲避世事，空谈玄理，这是道家以及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学学派的消失，是专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墨家实在是太纯洁，纯洁得无法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也无法像道释一样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书籍证明了其不仅是思想一流、技术一流，其军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书中自《备城门》以下11篇，是不折不扣的相当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样在历史上被忽略了。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册兵书，尤其在军事工程方面，可谓是一部杰作，只可惜其存在的价值，最终只是用来证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们并不是一群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武士。墨子尝说：“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指归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承认。陆贾《新语》记：“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究其本原的话，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这我们从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话中可看出：“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像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侠义精神的发端。梁启超曾将墨学分有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其游侠精神，梁启超评道：“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这有不同的见解，但至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这里我想结合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来探讨墨家的衰亡。
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儒学便完全实现合法化；而以侠义自任的墨学，既然已经做好同弱者共进退的准备，最后必然是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统一后迅速衰落，而凋谢于西汉中叶，这说明国家专制一旦成熟，墨家便无法生存。秦的统治时期很短，所以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但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瞯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郭解被诛杀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马迁记载：“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俨然是天下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杀完全是政府的阴谋。在一次宴席上，客人们都称誉郭解，有一个儒生很不以为然，就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但这儒生随后便被杀死，估计是郭解的一个门客所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杀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究竟何人所为，最终官府认为郭解无罪释放，但此时，作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决心将郭解置于死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诛杀郭解。
从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汉代武帝时期，政府对侠士的打击，并不仅仅是因为“以武犯禁”或“杀人”，而是“为任侠行权”，也就是侠士公然行使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权力，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严与权力。据《吕氏春秋》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在墨者集团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无论郭解是否如梁启超所说是墨徒之流，以侠义为精神的墨者，势必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学的灭亡。墨家的侠义在践行上受到政府的围剿，继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杀，虽然历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不难推断，在罢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创的一家，因为数百年的自由学术年代里，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学学派相抗衡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与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而《韩非子·显学》也载：“世之显学，儒墨也。”从韩非子到汉武帝，时间不过相去百年，而墨学竟然从举世显学一举坠入深渊，以至于往后漫长的时间里，墨子的名字，竟然极少为学者们所提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为君王集权专制扫平障碍的同时，也扼杀中国文化的灵性与活力，此后的2000年中国文化，再也没有过先秦时代的高峰了。
墨学沉睡了2000年，这2000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2000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