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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围街占道地出现了不少旧书地摊，闲时也常去淘。13块5毛买了五大本《新文学运动史料》、一本《国文》（东北人民政府编印，无出版状况）。其他如1967年版的《〈红灯记〉选曲》、《毛主席诗词歌曲选》、北京和武汉红卫兵组织联手编印的《鲁迅语录》、《马、恩、列、斯语录》等也有不少。不过现在淘书常常如排沙捡金，卖书的很年轻，有文化，有智商，侃起来皆为业内人士，难以对付。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居然要按印张来出售1953年版的捷普洛夫的《心理学》，他指着书后的价格不停地说，你看，9200块，逗得我哈哈大笑。当然也有得意的时候，华中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资料室1957年编印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采集了各报刊的右派言论和本院右派言论，二册近900页，印刷质量也不错，摊主索价仅5元。
淘书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游戏，和书贩吹牛聊天，向“淘友”炫耀战绩，其乐融融。当警察剿灭地摊之时，书贩席卷家当，顷刻作鸟兽散。我则拎一捆旧书独立明媚阳光之中，傲然直面而无所畏惧，人生价值顷刻节节攀升，得意之状真是难以言表。
乱说淘书
古人云，“好读书不求甚解”，不亦快哉！即便有些书看起来冠冕堂皇，云蒸雾罩，但大抵还是快乐的时候居多。自然，在有书可读之前，淘书也同样要花些力气。你须得七手八脚在书堆里打转，时而引颈，时而屈身，双眼紧盯着薄薄的书脊、花花绿绿的封皮，疲倦了，揉一揉再看，几个小时下来，眼睛和双脚一样的酸痛。若是天热，更惹出满身臭汗（假如没有空调的话），黏糊糊的不甚舒服，加上误餐也是常有的事，“空城计”唱急了，就缩肩收腹来抵抗。这难免有些猥琐，实在不副斯文，然而它恰恰就是一件难得的雅事，有一种近似天然的情趣。站多久都没有关系，没找到满意的书也没有关系，单是一排排的书检阅过去，嗅着纸张和文字的清芬，心境渐脱离了尘俗，变得和平舒悦，那感觉是说不出的美好。
淘书的喜悦大抵可分两层，先是发现好书（或一心搜求的书）时的惊喜，接着翻到封底或版权页，又发现竟有能力买它一本，就由惊喜而欣喜了，只恨两肋不生翼，不能即刻到家，倚在沙发上，无比享受地把它从序到跋，一字一句地细细读上一遍。倘若囊中羞涩呢？那心情便骤然从惊喜的顶峰跌落下来，在惆怅的谷底四分五裂了，徘徊再三也只好怏怏离去。这就好比穷酸的寒士高攀不起心爱的公主一样，只能万箭穿心般回去作一堆失恋诗了事。当然，书仍可借而读之，除了不能随时翻翻以外，其他就大致与亲自购买无异了；而人在明知不可得之后，看了却徒增感伤罢了。
淘书，这该算做精致活了罢？然而再精致，藏书也有突然多起来的一天。在这一点上，读书人多如商人一样贪心。随园老人曾作《书仓》诗，深为感慨：“聚书如聚谷，仓储苦不足。为藏万古人，多造三间屋。书问藏书者：几时君尽读？”恐将难倒天下读书人罢。
我素喜读书，而不幸家贫，藏书少得可怜——不必说对煌煌十卷本的《周作人文类编》（钟叔河先生编）只好望而兴叹，就是普通十元二十元的极喜欢的书，也得比较半天方可咬牙买下——但淘书仍是我不辍的乐事，犹如挥之不去的一个旧梦。中学时代是这梦里最疯狂的日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每星期20元的伙食费里硬是抠出15元用于买书，想起来真是又辛酸又神往。然而这一点钱怎么够呢？于是更多时候就只得待在书店里看，这在当时须得有大勇，要经得住店员尖利的白眼，并且一本书看久了她还会毫不客气地走过来撵你。那时我年纪小，脸皮薄，于是采用迂回战术，把大大小小的书店全部置于一条虚拟的环行线上，在这家书店匆匆翻完了一本书，赶忙低头溜出来，跑到临近那一家去——几年就这样护城河般回旋着过来了，后来我突发奇想，猜测自己是否上了各书店的“黑名单”。
这几年在北京念大学，买书反比中学时候少了——也许是读书比从前不盲目了罢，一本周作人、几卷《世说新语》，便足以消去我老长老长一段岁月。现在看来，中学买的书大多无甚价值，二三十本里只捡得出一两本好的，现在仍然喜欢的更属凤毛麟角；更为幼稚的是，又多买中学生作文杂志，如《少年文艺》、《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作文通讯》之流每期必买，这占去了书款很大的一部分，又对创作力的提高没有什么助益，想来委实可惜。
北京可淘之书无数，淘书之地亦不可胜数。我常去的是西单图书大厦和海淀图书城里的国林风书店，尤其后者，很多冷门的文学和学术著作都有卖，在北京文化界声名颇响。北京大学旁边的万圣书园对于读书人来说也是个胜地，就是地方太偏，我只去过一次，买了一本《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周作人诗，丰子恺画，钟叔河笺释）。大众化一点的，每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大型书市对于市民来说大概是个善举，但可惜市上盗版书也越来越多，书的品种更是一窝蜂，并且稍嫌太挤。还有一种“五元书店”，生意也颇为兴隆，西单赛特往北一百米就有一家，偶尔会出现一些正版的好书……总之北京是淘书的好地方。不过对于淘书我常存这样一种偏见，以为淘书是藏书家的专擅，淘珍本、善本、绝版书或者外流的名人藏书之类的旧书才是正统的“雅”的淘书，是正房，这样的地方有著名的琉璃厂等，其他如上头所述的“淘书”都是姨太太，是不入流的。这偏见使我对于淘旧书生了敬畏之心，总觉自己知识素养太差，买书单凭兴趣爱好，并不敢附庸风雅，经过中国书店亦不敢入内观摩，因此同不少便宜的好书失之交臂。检索自己淘书旧事，实在和旧书有关的只有一件，是早在高一时候的事情了。那年暑假我去了广州，在中山大学附近一条偏狭的小巷子里，我百无聊赖地随意拐进一爿逼仄的小书店，然而站定后却不禁低低“啊”了一声，原来这里除租书外，还有几大架旧书出售，差不多都是20世纪60年代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个学生的藏书。我兴冲冲抱了30多本去结账，原价总共才十多元！一个老婆子从昏暗的柜台里抬头瞟了我一眼，大笔一挥，给每本书封底的价格都添了几块钱；我只得从中精选出几本，深叹一声走了，以后也终于没有再去。这几本书里，有一部建国前坊间出版的绘图本《千家诗》，一页内上半部分是古朴的图，下半部分是楷体的诗，印制颇为精美。
淘书实在是一件有趣味的事，非对人生有大热爱者，不能沉于此道。然而如今偏处小小珠海，这是一片寂寞的文化沙漠，殊少淘书之乐趣，没奈何只好在这里用尽力气来胡说，聊以自慰，却也算是苦中作乐罢。
买古籍的一点杂忆
现在逛书店，让我激动的古籍越来越少了。以前沈阳的书店中，除了一家专门的古籍书店外，其他书店中也都有古籍部分，而现在只有两三家还有一些，其他的或撤销，或者只剩下四大名著之类的，买古籍越来越难。这让我更加怀念80年代那段贫困而又充满欢乐的日子。
我父亲80年代常给单位买书，我也跟着见识了不少，那时真是买古籍的好时代。我记得当时买过一部《左传分国钞》的稿本，两函十册（好像是吧）才30元，晚清刻本也大多是三五元一套，《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的零种，都是两三角一本。那时的古籍书店，旧书部也都是好书，我手中有一元两元就去买书。有一本30年代出的钱基博的《中国经学史》，也是按书后的定价打7折买的，才7角钱。《管锥编》的零本才2角钱一本。那时家里穷，许多书都是拿回家喜欢一番之后，再送到单位的图书馆长眠。有一次，我在街边花2元一本买了15本乾隆四年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零本，回家之后着实让父亲臭骂了一顿。不过父亲最后一句话让我宽了心：“30块钱买一套《太平广记》多好。”现在我已有了两种《太平广记》，其中一种正是父亲所说的中华书局10本一套的那种。
那时的书市也是淘书的好地方，我总能弄到赠票，却总是没钱买。那时的书市还讲特权，一般先有两天不对外，要由省市机关领导和几所大学的老师先买，然后才对外开放。开放之后，买票的人要排出几百人的队伍，所以要到赠票就意味着可以先进去抢好书。有一年书市（大概是1987年吧），我一早就到了，兜里揣了20元钱，一进去就见到两套书：一套是《苏轼诗集》，八本7元；一套是《王荆公选唐百家诗》，八本或是十本，要价8元。左翻翻右翻翻，都喜欢，可都买了就只剩下5元了，买不了几本别的书，于是只选了《苏轼诗集》，因为家里已有《全唐诗》了。这十几年里，《苏轼诗集》大概又印了两三回，而《王荆公选唐百家诗》却再未见到。就像当年我在《五灯会元》和《二程全书》之间作出的选择一样，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五灯会元》已重印多次，今天还在书店里见到有4折的，而《二程全书》却全无踪影。
大概是1988年吧，父亲给了60元上街买衣服，到了中街，首先去书店一逛，却发现了《词话丛编》，精装五本，35元一套。这套书的雅致漂亮，绝非再版后绿色封面的所能比拟，一见之下，大为倾心，而且当时正沉醉于《人间词话》，突然之间见到久已欲读的词话大都收入其中，逡巡再三，终于买下。用剩下的25元钱买了一身便宜衣服回家。
也是在1988年，一次和父母去古籍书店，见到早就预告要出的《诸子集成》已到。当时有三种子书汇编，此其一，32开精装八本；另一种是影印民国时石印本的《百子全书》，32开精装十册（大概吧）；还有一种是16开精装一册的《二十二子》，也是影印本。后两种我都翻阅过，嫌《百子全书》字体丑恶且错误多，又嫌《二十二子》字太小（后来还是受不住诱惑，又买了一本），见到《诸子集成》后大为惬意。交过钱后，父母接着去逛街，我则急不可耐地骑车回家。怕书有磕碰，我硬是一手托着这八本书骑了40分钟的车。到家后，胳膊已累得肿了，不过心中的喜悦却是丝毫未受影响。
那时的线装书虽贵，但还买得起，可惜我却没买多少。有一次，古籍书店搞了一次线装书展销，我攒了30元钱，趁着中午不吃午饭挤出的时间，想去买早就惦记的《王文成公全书》。顶风骑了半个小时，却吃了闭门羹：店员午休，不卖书。没办法，转进旁边的店中，发现了《历代诗话》、《续历代诗话》，五本才7块多，也是早就想买而未见的书，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下这五本。《王文成公全书》终于没买成，不过后来还是买到了校点的更完善的本子。
80年代的古籍书店是很牛的，中午11点就开始撵人午休，下午快两点才开门，四点多一点就又撵人准备关门。那时的服务员是可以随便骂顾客的，你若敢还嘴，以后就别想在这个书店买书；而且图书是不开架的，想看清架上的书名，非得有好眼力外加厚脸皮才行。想买书的话，得先估计好书价，然后让服务员拿给你看，如果超出了心理预期，不买就得挨顿骂。如果你看了一本不买，就别想让服务员再拿第二本。一般都是先拿一本说我买，然后再让服务员拿别的书看。为了买本书，常常得先计划好一番策略，才能顺利地买到书。我买《元诗选》是先买二、三集再买初集，便是因为此。当时到书店买书，却发现那天正是态度最恶劣的一个娘们儿坐在柜台前，我说了两遍给我拿一下《元诗选》，她却纹丝不动，我知道今天她是不会卖书的了，只好到内部书店去看。内部书店只有二集三集，没有初集，没办法，只好先买下。熬过了六天，我估计那个娘们儿不当班，去了一看，果然换了一个态度稍好的，这才买到初集。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古籍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顾客的地位也一天高过了一天。这几年，我已不怎么在古籍书店买书了。前不久，我去买《二曲集》，还是那个娘们儿当班，书店中剩下的两本一本稍脏，另一本书皮缺了个小角，我问还有没有，她说没有了，但马上又说，你等一下，我上楼上给你找去（楼上的店是独立核算的）。等了一会儿，她便拿来两本全新的《二曲集》让我挑。时势就是这么捉弄人，好书多的时候，买书不易；买书方便了，好书却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让人买不起。
80年代末，翻译书开始增多，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叔本华、尼采、熵、美学等开始吸引我，不多的一点钱，分给它们一大部分，古籍就买得少了。所幸90年代初为了写两本所谓的历史文学类的书，趁书店中旧书尚存的机会抢了一批古籍，才没留下更多的遗憾，但《四部丛刊》、《昭代丛书》、《三朝北盟会编》、《历代名臣奏议》、《纪录汇编》等许多书，当时稍觉得贵而没买，现在却得苦苦寻觅了。进入90年代，书价飙升，成套的古籍动辄成千上万，沈阳的书店中古籍渐渐引退，买得起的已是越来越少。1995年之后，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买到《四部丛刊三编》了。那时是北方图书城刚开业，进了许多出版社的库底子，常有七八十年代的书，大部头虽多，买不起也就不想了，但这套《四部丛刊三编》却很让我徘徊了一下。32开精装76本，1700元，实在不算贵，但那时工作不如意，总是被扣钱，寻思再三没有买。但其中的《罪惟录》、《太平御览》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却实在吸引我，尤其是《罪惟录》，在大学时曾在图书馆翻过，后来就没机会再读，最后在老婆的劝说下，还是买下了。图书城见这套书卖出去了，就又进了一套，但前几天我去时，发现那套书还在那，还是1700元。早知如此，拖到现在再买多好，还可以找人打点折。
买得最累的书是《册府元龟》，宋代四大书买了三种，独缺此一种，而且还是比较有实用价值的，可我想买此书时，在沈阳却怎么也找不到。1996年冬，单位组织小学生冬令营去哈尔滨，可以带家属去，那时没孩子，正好和老婆一起去。第一天没安排活动，和老婆出去逛商店，快五点时，发现了一家书店，好像叫道里区新华书店，进去一看，还不错，比沈阳的区新华书店强，里面古籍不少。于是在店员的催促声中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圈，突然发现了16开精装十二册的《册府元龟》和四册的《历代名臣奏议》，掂量之下，发现我无法带着这两套书走回旅店。在催促声中，我匆忙作了决定，拿又多又便宜的《册府元龟》，明年再来时再买《历代名臣奏议》。结果，我拎着两大包书带着小朋友们顺利回到家，别的再也拿不动了。然而，夏天的时候，为了替编辑部同发行部争利益而和单位领导大吵了一场，就此辞职不干，《历代名臣奏议》也就没能买成。
沈阳不比北京，印数少的、稍偏的书都很难见到。90年代之后，许多单位已不买书了，书店也开始以通俗时尚的书为主，几家小的学人书店又都本小利薄，无法进太多的书，古籍也就越来越少见。书店越想扩大顾客群，越是失去老的固定顾客，而固定顾客越少，书店也就越以畅销书为主，弄到现在，古籍已经很少了，越来越多的是那些折扣高的出版社的书。今年买到的古籍，多是先前已买过影印本而又买的校点本，像今天买的《古尊宿语录》和《苏轼文集》。现在学术越来越专精，体制外的人无法见到更多的资料，只能凭兴趣买些书看看罢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吧。
盖着印章的书
许多朋友在这里展示了自己的书架，看了书名，发现门类甚广，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有一大书架，三米宽两米四高，里面也塞满了书，不好意思把书名罗列出来，因为那多半不是讲学问的，而是我自以为读起来有趣的，品位不高，列出来让老师们见笑。但其中有一层的一些书，可以说一说：《西游记》、《鲁迅旧诗笺注》、《说唐》、《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茅盾短篇小说选集》、《沫若文集》（五）、《普希金诗集》、《法医学》、《皮肤病学》、《死亡时间鉴定》、《赤脚医生手册》、《电工手册》、《天体的来龙去脉》，以及1963和1964年《漫画》期刊各一套，装订成两大册。数数看，18本，古今中外，杂七杂八。这都是70年代以前的书，用无语老师的话说，品相都不错，但有一共同标志，盖一大红印章：××医学院图书馆。这是我在1972年冬至1973年春期间，从那个图书馆偷来的。我记得不止偷这些，至少有七八十本，没保管好，只剩下这些了。
偷书的时候，我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