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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仁的人一定用哀乐之情去感染人,提倡义的人一定让人明白取予的道理。眼睛能看到的距离不超过十里,却想普照天下的人民,哀乐之情是不够用的;不可能掌握天下的全部财物,却想普遍地施予天下百姓,利益是不够分配的。况且喜怒哀乐,是有所感动才自然产生的。所以哭声从口中发出,眼泪从眼睛流出,这都是内心有了悲痛感情而才表现出来的,好比水向低处流淌,烟向高处升腾,是谁在推动它们呢?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声嘶力竭,也不显得悲哀;勉强亲热的人,虽然笑容满面也不温和。感情出自内心,声音主满天飞之应和。所以厘负羁送给晋文公一壶饭食,胜过晋献公的垂棘宝璧;赵宣子的一束干肉,胜过智伯的大钟。所以礼物丰厚不足以表明爱心,而诚心可以归服远方的人。所以公西华赡养父母,就像和朋友相处一样;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威严残酷的国君。态度虽然不同,但在奉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胡人盟誓时用人头骨装酒,越人盟誓时刺臂流血,中原地区盟誓时 血而饮,所用的形式不一,但在表示诚信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三苗用麻束发,羌人结扎领子,中原人戴冠插笄,越人剪短发,装束虽然不同,但对于服饰而言,作用却是一致的。古帝 顼时的法规,如果妇女和男子在路上不相回避,就要在四通八达的路口禳除邪气。如今的大都市,男女相依相偎,连袂而行,但对于风俗而言却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都是表示尊重君王,热爱父母,敬重兄长; 狁的风俗相反,慈爱孩子而对尊长却很威严。鸟成行飞,兽类群处,有谁教它们这样呢?所以鲁国实行儒家的礼节,实行孔子的学说,结果国土被侵夺,名望低下,不能亲近附近的人,也不能让远方的人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鹿皮帽、腰带上插笏版的礼服,也没有或圆或方的面容,可是他在太湖一带战胜了吴王夫差,南面称霸,中原地区的诸侯都率领所辖小国前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匈奴之国,衣不合体,长发拖地,像畚箕那样伸腿而坐,说话多用卷舌音,可是它们的国家并不灭亡,不一定是因为没有他们自己的礼节。楚庄王宽衣长袍,号令行于天下,于是称霸诸侯。晋文公穿粗布衣,披母羊皮裘,皮带系着宝剑,威严在天下树立。难道只有孔孟的礼节才算礼节吗?所以到了某个国家就遵从他们的习俗,到了别人家就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随意犯禁违礼而入,即使到了夷狄裸身之国,走到遥远的异域,也不会有什么困扰。
礼节是对真实存在的文饰,仁慈是恩德的验证。所以礼节应根据人的感情来节制文饰,仁慈应该是仁心在容颜上的自然流露。礼节不超过真实存在,仁慈不超越恩德的限度,这是治理社会的办法。规定守孝三年,这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结果只得用虚伪的感情来应付。规定守孝三个月,这是断绝人的哀情,不切合人的天性。儒家、墨家不探究人类感情的变化规律,却务求实行违反人之常情的礼制,规定守孝期限和孝服。悲伤哀悼出自内心的真情,葬礼对得住父母养育之恩,不勉强人们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禁止人们做不能停止的事,礼节的规定恰如其分,诽议和称赞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古人不是不会制定繁琐的尊卑进见礼节和表演《采齐》、《肆夏》那样的舞乐,而是认为那样旷日持久地烦扰百姓毫无用处,所以制定的礼节足以表明真情就行了。古人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和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情歌舞,而是认为那样耗费钱财,扰乱政事,所以制定音乐足以抒发欢愉之感就行了。这样既抒发了喜悦之情,又不至于因沉溺而迷乱天性。古人不是不能动用国库储备、劳民伤财,让死者含珠宝、裹玉衣,来为死者送葬,而是认为这样做只能是让百姓穷困,毁了生业,而对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足以掩盖遗体就行了。从前舜帝死在苍悟,各地店肆照常营业;禹王东巡死在会稽山,农民照常耕作。他们算得上懂得生死的分别和奢俭的分寸的人。乱国就不是这样了。说的和做的相违背,感情和外表不一致,礼节繁琐,音乐淫乱而失度,崇尚厚葬而危害活着的人,长期服丧而博取孝行。因此世风污浊,因而诽谤和称颂的事就在朝中萌生,所以圣人废而不用。
义,就是遵循事理而行为适宜;礼,就是体现感情而节制文饰。义就是适宜,礼就是得体。从前有扈氏拘泥于义而被启杀死,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时宜;鲁国以礼法治国而一天天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只知道礼而不知道礼要用得得体。有虞氏的礼法,社神用封土之法,在室内祭祀,深埋于耕地之中,舞乐用《咸池》、《承云》、《九韶》,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社神用植松之法,在户内举行祭祀,送葬时棺柩四周围上帐幔,装饰扇状饰物,舞乐用《夏 》、《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服饰崇尚青色。殷代的礼法,用石头做成社神,在门内祭祀,葬礼时在墓上种植松树,舞乐用《大 》、《晨露》,服饰崇尚白色。周代的礼法,社神用栗木,在灶间祭祀,葬礼时种柏树,舞乐用《大武》、《三象》和《棘下》,服饰崇尚赤色。四代的礼乐都有变化,服制也不同,但都恰当地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人伦关系。如今仅仅根据一个君王的法典,而去否定历代相传的礼俗,那就好比胶柱鼓瑟了。所以圣明的君王制定礼义来作衣裳,分清礼节来作衣带。衣服能遮体就行,要根据常规,宽松舒适就很好,不必追求美丽的样式而着意裁剪缝制。带子能扎紧纽绊收束衣襟,系得牢固就行,不用急切讲究绣上圆转方直的花纹图饰。所以说制定礼义,是为了推行最高的道德,不能拘泥于儒家、墨家那一套礼法。
所谓明,不是指能看见别人,而是指能看清自己;所谓聪,不是指能听到别人的声音,而是指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所谓通达,不是指能了解别人,而是说能了解自己。所以说身体是道寄托的地方,身心有所得,那么道也就有所得。得到了道,那么看东西就明晰,听声音就灵敏,说话就公正,行动就顺遂。所以圣人处理事情,就如同巧匠砍凿榫头榫眼一样,又象厨师宰割牲畜,游刃有余,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笨拙的工匠就不是这样,不是榫大眼小安不进去,就是榫小眼大,安上去不结实。心神不宁,手就不听使唤,越做不好事情。圣人处理事物,解剖它们,分析它们,既能让它们散乱,又能让它们统一。离开了根本的让它们回到根本,已经雕琢过了的让它们返朴归真。集合而为道德,离析而为仪表。这样进入幽冥之中,就能不露形迹。靠礼义来节制人们的行为,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天下呢?世上所谓明白事理的人,大多离开道德这个根本,说:“礼义足以治理天下。”这种人是不值得同他谈论治国之道的。
礼义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规习俗,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好比祭祀用的刍狗和求雨用的土龙,最初用青黄色构成花纹,用有花纹的丝帛镶边,用红色丝绳缠扎,尸祝穿上黑色祭服,大夫戴上礼帽,庄严地迎送它们。用过以后,就视同泥土草芥一样丢掉,还有谁以为它人贵重呢?所以在舜帝时,有苗不归服,舜就修明德政,停止战争,化干戈为玉帛,以此来感化三苗。大禹时代,洪水泛滥,禹就让人民聚积泥土和柴草,选择丘陵居住。周武王讨伐纣王,用车载着父亲西伯姬昌的神主前去征战,消灭了纣王后,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所以武王为文王守孝三年,以示继承发扬文王的美德,感召人心,从此有了三年之丧失礼节。大禹时遭受洪灾,忙于修筑堤防堵截洪水,所以死后立即安葬。这些都是顺应世情和客观情况而制定的礼节,是适且的。现在如果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举着大锄和锹起舞,只知道三年之丧而非议一天之丧,这等于认识牛而不认识马,认为徵音好听就说羽音难听。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事物的变化,这就好比拨动一根琴弦就想奏出《棘下》古乐一样。用古人根据当时客观情况制定的礼法,来用于变化了的时代,就好比冬天穿夏布衣而夏天穿皮衣一样不合时宜。校正一次弓弩,不可能发射一百次,一件衣服不能穿一年。弓弩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随时调整,衣服必须根据寒暑变化而更换。所以时代不同了治国之道就得改变,时代变化了,风俗也随之变化。所以圣人根据时代的客观情况来制定法规,顺应时势治理国家。古代的圣王,在泰山祭过天,在梁父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制定的法度不同,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时世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已经制定的成法,而应该效法他们立法的原则。这就是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改变法度。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法度,这就是最可珍贵的。所以瓠梁的歌是可以跟着唱的,但他唱得那么好的奥妙却是不易掌握的;古代圣王的法度是可以观摩的,但是他们制定法规的根据却是难以探究的;雄辨家的言辞是可以听到的,但是他们能言善辩的原因却是难以明确的。淳钩宝剑不值得爱惜,但欧冶的铸剑技巧却很可贵。今天的王乔、赤诵子,呼吸吐纳,忘形弃智,怀朴归真,遨游玄眇之境,和上天相通,终于成仙。如果有人想学习他们的成仙之道,又不懂得他们养气存神的奥妙,只是模仿他们一吐一吸,时屈时伸的动作,这种人不可能升天成仙,这是十分明白的。五帝三王,他们渺视天地万物,视生死如一,认定万变不离其宗,怀抱着无所不通无所不容的博大胸怀,洞察万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为伴。现在如果有人想学习他们的治世之道,又不懂得他们清纯玄妙的精神,只是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这种人不能治理天下,也是明白无疑的。所以说:“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欧冶铸剑的技巧;得到百匹良马,不如得到伯乐相马的方法。”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小的道是没有长短的。所以圆的天是不能用圆规在测度的,方的地是不能用矩尺来丈量的。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上下叫做宇,道在宇宙之间,但不知道它存在的处所。所以目光短浅者不能和他谈论大,智慧不广者不能和他讨论至极。从前冯夷得道,潜入大河;钳且得道,居于昆仑;扁鹊以道冶病,造父以道御马,后羿以道射箭,工垂以道雕琢。他们做的事情不同,但所遵循的道则是一致的。接受道而通达事理的人,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好比共用一个水塘灌溉田地,他们得到的水是同源的。现在杀了牛来烹制牛肉,有人做成酸的,有人做成甜的,或煎或熬,或烧或烤,调味的方法很多,但是牛肉都来自同一条牛。砍下 楠豫樟,分解加工,有的做棺椁,有的做梁柱,或剖开,或锯断,用途很多,但是材料都是未加工的木材。所以百家的言论,具体的意义不同,但是要合于道则是一致的,就好比用琴瑟、箫管、金钟、石磬演奏乐曲,曲子虽然不同,但都要符合曲谱的体制。伯乐、韩风、秦牙、管青,他们相的马各不一样,但他们都了解马则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治世之法不同,但要符合民心则是一致的。所以商汤推翻夏朝以后继承了夏朝的法制,周武王推翻殷纣王以后继承了殷代的礼法,夏桀、殷纣王因为这些礼法而灭亡,商汤、周武王采用这些礼法却治理好了国家。所以有雕刻用的刀具,没有优秀的工匠,就不能产生好的木器;有了铸造用的火炉风箱模型,没有灵巧的冶炼工匠,也不能制造出好的金属器具。屠牛吐在一个早晨能分解九条牛,可是他的刀还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刃口却还像新刀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他们用刀时游刃有余。
规、矩、钩、绳,这些是发挥技巧的工具,但不是获得巧妙的直接原因。所以瑟没有弦,即使是师文也弹不出曲子;但仅仅有了瑟弦,没有技巧的人也奏不出感人的乐调。所以说,瑟弦是弹奏乐曲的基本前提,但不是奏出乐曲的直接原因。工匠制造复杂的机关,各种构件错杂相连,使人阴气闭塞,两眼昏花,达到了神奇莫测的程度。他在工作时进入到心与物感应的微妙境界,根本不用眼睛去接触物体。这种出神入化的本领,就是父亲也无法教给儿子。瞎眼乐师随心所欲地用乐曲来描摹万物的状貌声音,与神相通,与舞蹈的节奏相合,这种本领,即使是兄长也无法传给弟弟。如今一般人是用水准来测平度,用墨绳取直。如果不依靠水准、黑绳就能测平取直,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所以用一只瑟奏出宫调,另一只瑟也会应和,奏出角调,另一只瑟也会随之振响,这是同音律应和的现象。或者改调成另一类音调,这种音调和宫、商、角徵、羽不相合,另外的同一音调的瑟照样会发生应和现象,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能言传的。所以说,无形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寂静无声是一切声音的主宰。
天下的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不同时代的人,都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成正确的,把自己认为错误的当作错误的。他们所说的是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这样,符合自己见解的就是是,可见没有真正的是;不符合自己意见的就是非,可见没有真正的非。所以求是的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寻找符合自己见解的东西;求非的人,不是为了排除错误,而是要除掉违背自己意愿的东西。违背自己的东西,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意愿;符合自己意愿的,不一定不被世俗所否定。最正确的真理不存在错误,完全错误的东西无正确可言,这样才是真是真非。如果在此为是而在彼为非,在此为非而在彼为是,这种是非观,就像一个角落,而真正的是非观,就像整个宇宙。现在我要选择正确的来遵循它,辨别错误的来避开它,但不明白世人所说的是非,到底谁是谁非。《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这是说心胸宽广的人,不会总去翻搅;而性格苛刻的人一定要做得合味口才罢休。晋平公有一次讲了不得体的话,师旷举起琴砸平公,琴砸在平公的衣襟上,又反弹到墙上,身边的人准备把撞破的墙补好。平公说:“别管它,让它来记载我的过失。”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平公并不是不爱惜他的身体,而是以此鼓励群臣进谏。”韩非子听了这件事说:“群臣失礼而不惩罚,这是纵容过失。平公不能称霸诸侯,看来是有原由的。”有故人给宓子贱引见了一位客人,客人离开以后,宓子贱对故人说:“你的这位客人有三样过失:他看着我笑,这是傲慢轻浮;谈话不称赞老师,这是违反师道;交情浅却深淡,这是乱了分寸。”故人说:“看到您笑,这是恭敬而又从容;交谈不称赞老师,这是通达;交情浅而深谈,这是忠厚。”宾客的容貌举止是一样的,有人认为他是君子,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志趣相投的人,言语忠诚就会更加亲密;亲系疏远的人,即使谋略恰当也要被猜疑。亲生母亲为儿子治秃疮,弄得血流耳根,看见的人认为这是母亲爱子心切;假若这样做的是继母,那么看见的人会认为继母故意整治他。同样一件事,看法不同,这是由于观察者的立场不同。从城上俯瞰,地上的牛像羊那么大,羊像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站在高处。从水盘中照脸,脸是圆形的,从杯子中照脸,脸是椭圆形的。同一张脸,有时照成圆形,有时照成椭圆形,这是由于盛水器的形状不同。现在我想端正品行来待人处世,又怎么知道世人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呢?如果想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媚俗,这就好比逃避下雨,不管你跑到哪里,都会被雨打湿。如果总想着处在虚静的境界,却达不到虚静的境界;如果不是人为追求而是自然形成的虚静境界,又不是因为你羡慕就能达到的。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转动,却能随车毂而达到千里之遥,运转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不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迷路之人,告诉他东南西北,他在那地方是明白方向了,只要拐进了幽僻小径,就又认不清路径,重新迷失了方向,所以这种人一辈子受人奴役。就好像测风仪一样随风转动,没有片刻能安定下来。所以圣人和道融为一体,返朴归真,以不变应万变,就差�